文學社期刊界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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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民初以來，報刊在啟蒙宣傳、文化建設、思想傳播和社會變革中都一直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新文學的產生、發展和建設中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學者陳平原指出：“整個二十世紀，絕大部分的文學作品都是在報紙、雜志上發表，然后結集出版的。一個人從沒有發表過詩，突然出了本詩集，這種情況有，但不多。這是第一。第二，所有的作家多多少少總跟報紙、雜志有關系，好多本人就介入了報刊的編輯業務。第三，報紙、雜志往往成為推動學術潮流和文學潮流的重要力量，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報刊適合于‘造勢’。文學要革新，學術要進步，需要集合一些同道、提出一些口號，以推進文學及學術事業的發展，這時候，個人的著述的影響力，遠不及報紙、雜志來得大。第四，報紙、雜志成為集結隊伍、組織社團以交流思想的主要陣地。”“晚清以降的文學，則主要以報刊為中心來展開”。[1]可想而知，如果沒有現代報刊的發達、現代傳媒的高度發展，現代文學的產生、發展的歷史會是一番什么景象。

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出現了眾多的文學社團，絕大多數文學社團都是依托一定的文學期刊而生，創辦了具有風格各異的文學期刊，以不同的方式和作用參與新文學生產過程，也為新文學發展做出了大小不同的貢獻。對現代文學期刊的研究有利于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深入，但選擇進入研究的角度就成了關鍵的問題。對此，王曉明認為，今天重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就特別要注意那些文本以外的現象。也是重讀《新青年》，卻不僅讀上面發表的那些文章，更要讀這份刊物本身，讀它的編輯方針，他的編輯部，它那個著名的同人圈子；……我想看清楚這份雜志和這個社團是如何出現，又如何發展；它們對文學文本的產生和流傳，對整個現代文學的歷史進程，究竟又有些什么樣的影響。[2]范泉在《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辭典》的序言中指出，“文學社團是作家為了實現特定的文學或政治的目的而組建的集體或若干集體的組合”。又把文學社團分為三類：一類是“以大致相同的文學主張為基礎而組建的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二類是“以大致相同的政治信念為前提而組建的社團”，如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華北文藝協會、民族主義文學等；三類是“一些社團的聯合體”[3]，如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等。這里的分類標準是比較寬泛的，無法體現文學社團的特征，也顯得很紛亂，只能說是廣義的文學社團分類，更無法體現文學生產機制的特點。該著“總共收錄辭目1082條，其中正目667條，參考目415條”[4]，這里包含流派47條。從目錄可見，既有文學社團，也有藝術社團；有文學群體，有文學社團，也有同人團體，形態比較復雜。但僅此也可判斷出，現代文學時期文學社團也應有數百個之多。賈植芳在《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序里分析說：“這些文學社團和流派之所以成為文學社團或文學流派，又往往以一個刊物為中心而成名或得名。刊物在這里起了一種有力的組織作用。它們有發起人和若干成員，又有大量從讀者中發掘出來的新生力量作補充，從而形成一種文學力量，在文壇上造成自己的大小影響和聲勢。

各類文學社團或文學流派在初始時期，大都各有明顯的旗號，具有自己的思想傾向、文學觀點和藝術追求，并以此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學風格和藝術素質。”他認為，僅“五四”后第一個十年期間“就有一百五十四個大小文學社團和流派在全國各地涌現和活動”。[5]這里他強調了文學社團應具有刊物、成員、文學思想和觀點等要素，值得本文研究時參考。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對文學社團期刊的界定都是比較籠統而模糊的，只是說明了社團期刊的一種大致形態和普遍感覺到的運作情況，可以說，是一種有意為之的策略，就是為了把盡可能多的文學期刊歸之于社團期刊的界定范圍之內。其實這種界定和劃分的不足在于，它掩蓋了真正意義上的社團期刊與同人期刊的界限，也忽略了兩者之間的不同組織結構和運作機制，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的文學生產機制。有人說：“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社團可分為‘剛性’和‘柔性’兩種，像新潮社、文學研究會以及創造社均屬于‘剛性’社團，而語絲社則因為沒有明確的章程而屬于‘柔性’社團。它是先有一份雜志，因為這份雜志而團結了一批人，自然而然地便形成了一個文學社團。”[6]實際上，這種“柔性”正是同人團體的特征，而非社團團體的特征，更重要的是這里的“剛性”和“柔性”無法說明這兩類團體的內在運作機制。

文學社團往往因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學主張和認識，有共同的愿望，在環境的觸發下聚到一起，有結社的需求，進而尋求辦刊來實現其文學夢想和目標，并以之介入社會變革的進程，也因之與不同的社團派別產生矛盾、沖突進而卷入范圍不等、激烈程度不同的文學論爭，為不同的文學思想、主張的傳播提供了一個互動的平臺。所以，文學社團因對一定的文學主張形成共識而結社，依一定的刊物而聚人倡導之。在文學社團的運作中骨干成員發揮了領導、主導以及聚合作用，是群體中其他成員無法替代的。當然，文學社團借期刊等傳媒傳播自己的文學思想和主張，塑造自身的形象，也必然與出版媒介合作、共謀思想文化的發展，并有利于自身社會影響力的擴大，當然這個過程是復雜的，是合作、齟齬、妥協、分裂、對話、對抗等俱存的過程。如果把《新潮》與《新青年》進行簡單的比較，把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的文學期刊與《語絲》、《人間世》、《論語》、《文學季刊》、《文學》等文學期刊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新潮》、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的期刊具有明顯的社團特征，而《新青年》、《語絲》、《人間世》、《論語》、《文學季刊》、《文學》等期刊則具有同人團體的特征。有人認為：“根據社會學原理，集團是指為一定的目的而組織起來共同行動的社會團體。一般說來，一個集團應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它必須是一個實體組織；第二，集團的每個成員應具有共同的社會活動的目標；第三，集團中的成員必須有鮮明、強烈的集團意識。”[7]本文認為，從文學社團運作的角度來說，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社團期刊是基于社團活動而產生，其運作思路是先有社團后有期刊。

大都是一部分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主張以及辦刊宗旨，也有對社會、時展的共同認識、判斷，表達集體的訴求和目標追求者，形成一個小的團體，意識、意圖明確，目標較為清晰，然后，策劃辦刊，以實現自己的集體愿望，參與社會變革，推動時代進步。如早期新潮社，后來的文學研究會、創造社都是如此。而同人期刊的運作思路是先有期刊，然后以這個期刊聚集一群，形成社團，這種社團準確地說是一種依托期刊而產生的一定群體，并非我們通常意義上的社團。如早期的《新青年》，后來鄭振鐸、巴金主編的《文學季刊》、傅東華主編的《文學》，林語堂等編輯的《人間世》、《宇宙風》等大都如此。第二，社團期刊是社團集體商議的思想、主張的具體實踐載體。因此，該期刊的發刊詞等都體現著他們共同的思想、主張，是這個社團群體的一致的、共同的觀點、見解，具有強烈而鮮明的團體意識，并自覺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實現期刊的宗旨、主張。而同人期刊因期刊在前，期刊的辦刊宗旨、主張只能反映辦刊者的思想、主張和宗旨，就是期刊的具體宗旨，群體成員往往是后來陸續加入的，其思想、主張就無法體現在期刊辦刊宗旨中，因此，同人期刊只是創刊者的某些訴求，為同人群體提供一種傳達自己的言論、聲音，發表自己對社會發展的見解、看法的平臺，形成一個共同的言論空間，以此影響社會進程。如《新青年》同人包括了當時激進的陳獨秀等知識分子和胡適等保守傾向的知識分子，也有大量的中間立場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政治理想、社會目標都未必一致或相同，但他們都認同《新青年》倡導的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革命，所以認同意識遠勝于集體思想、主張的同一性。第三，社團刊物往往意在經營其文學思想、主張的傳播和實現。因此，更會投入精力培養、推出與其思想、主張一致的作者、作品，形成廣泛的文學訴求和社會影響，吸引更多的作者加入其陣營，壯大自己的力量和聲勢，提升自己在文學場中的話語權。而同人期刊更重視同人聲音的傳達，甚至以自己群體的稿件為主，具有一定的封閉傾向。第四，在期刊的編輯上，社團期刊往往不會因編輯人員的變動而改變其辦刊宗旨、主張。盡管不同的編輯有不同的個性特征，并能反映在具體的編輯實踐中，對共同的文學思想、文學觀念的維護是一致的、始終的。而同人期刊則不同，因為期刊的辦刊宗旨是創辦者的，而非同人的共同的，是期刊的宗旨、主張，就會出現不同的編輯體現的辦刊宗旨、思想截然不同的情形，甚至明顯的齟齬，形成不和諧的聲音，因此，主編、編輯的更替對同人期刊命運的影響是最為關鍵的。第五，社團期刊與出版人、發行人的合作是社團團體與出版、發行方的合作，而非單個人與出版、發行者的關系。

同人期刊則是期刊本身、主編、創辦者個人與出版、發行者的合作關系。所以，對外，前者具有突出的團體意識，而后者體現出個體對個體的交往關系。當然，這里的區分未必是十分嚴格的明確的界定，事實上，在期刊運作過程中社團期刊和同人期刊是有相同或交叉之處的，不同編者的個性化更會導致期刊的獨特性，所以，每一個期刊都具有其個性的特征。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現代文學研究逐步深入的一個標志就是對文學社團、文學期刊研究的重視，很多文學社團、文學期刊研究不斷進入人們的研究視野，也出現了一批相關研究成果，這是現代文學研究開疆擴土的時代，也是把現代文學置于現代傳媒理論之下予以觀照的新的研究視角，是力求還原新文學產生、文學生產的初始環境的一種努力，也是人們為了厘清文學生產機制的內在機理的嘗試，寄寓著研究者極大的心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