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晉電影成功要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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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謝晉電影中蘊涵的多種元素是其引起強大社會反響以及作品經久不衰的原因。謝晉電影中的元素主要包括了政治、人文以及對于女性形象的塑造。這幾個因素是謝晉電影成功的關鍵因素。

關鍵詞：謝晉電影政治關系人文深度女性形象

一、對時代的呼應

謝晉作為導演有“我國電影史上統治觀眾時間最長、覆蓋面最廣，擁有觀眾最多的導演”[1]之譽。謝晉讓人們在銀幕上看到中國社會政治、歷史的風云變幻，感受到時代精神的涌動，也讓觀眾享受到人情、人性的美。《女籃五號》、《紅色娘子軍》、《舞臺姐妹》、《啊，搖籃》、《天云山傳奇》、《秋瑾》、《牧馬人》、《芙蓉鎮》、《高山下的花環》、《最后的貴族》、《清涼寺的鐘聲》、《鴉片戰爭》他把自己對中國政治歷史、社會生活的洞見和接受者的審美趨向諧調起來。換句話說，謝晉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順應了中國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的文藝思潮和公眾的文化心理。謝晉有著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憂患感，他總是面對現實，去感受、捕捉最大群眾之痛癢、最有時代感的題材。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不回避重大社會矛盾，以深邃的歷史眼光，去深入剖析極左路線下不同人的心態和命運變化，揭示出特定歷史階段的某些時代本質。這就使他的影片充滿了強烈的時代感，具有了史詩的風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當人們重新追求人性的回歸，重新檢視歷史記憶，反思民族創傷的時候，謝晉推出了《天云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正當社會上掀起“洋插隊”、盲目崇外的風潮時，謝晉便拍攝了《最后的貴族》來抒發炎黃子孫的思鄉戀國之情，便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和積極的社會效應，從而引起了人們的共鳴和關注。1997年香港回歸、華人相慶，謝晉奮力推出的《鴉片戰爭》不僅與全民的關注熱點相一致，更是對近百年中華民族的歷史進行了理性的審視。由此可見，謝晉電影的大眾性一方面盡可能地貼近當時觀眾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狀況，以平常化的敘述方式流過他們心靈的芳草地；另一方面也能夠以敏銳的感受能力，體察到時代進步的足音，通過自己的創作集中地表達出廣大觀眾的理想愿望，展示未來生活的圖景，激勵人們對生活和人生增強信仰和信念。總之，謝晉善于把今日中國社會的某種現實置入影片的歷史氛圍中，同時又把歷史的某種感覺重現在今天的影片里，與社會的熱點和觀眾的期待產生契合與共鳴。顯然，謝晉的創作主體與觀眾的審美主體達到了融合與諧調，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力，從而對電影大眾性效應提升到了一定高度。

1953年，謝晉開始獨立執導影片。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淮劇短片《藍橋會》。《藍橋會》在中國電影史中似乎可以說是一部習作式的作品，但它對謝晉的導演生涯，卻有著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義。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得到提拔重用的短暫日子里，1954年，謝晉正是憑借這部短片，晉升為導演。在從1953年拍《藍橋會》到1965年拍《舞臺姐妹》的這12年時間里，謝晉導演了10部影片，其中的《女籃5號》、《紅色娘子軍》、《舞臺姐妹》深受觀眾喜愛。謝晉早期的作品，總是呈現著樂觀明亮的情感色彩，與電影產生的時代氛圍一致，這一階段其影片的人物形象也是熱情單純的，敘事風格輕快流暢，洋溢著浪漫主義的情調。

從1979年到1989年，謝晉的電影創作進入了“成熟”期，導演的10部作品中以《天云山傳奇》、《牧馬人》、《高山下的花環》、《芙蓉鎮》等在社會上產生了轟動效應的影片為代表。謝晉在這些作品中，融進了歷史觀和人道主義精神。這些影片在中國內地被認為是“傳統主流電影的當代代表”，而在國際上則被看做是中國“政治情節劇”的經典文本。謝晉自己說：“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同時也應該是一個思想家，應該通過他的影片對一些社會問題發言。”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17年，很大程度上，電影是作為政治教科書的藝術形態存在著。毫無疑問，作為國家意志的體現，電影肯定要在相當程度上為政治生活服務。關鍵在于如何讓政治教科書具有很強的可讀性。與謝晉同時代的電影導演中，很多人具有編寫可讀性極強的政治教科書的才能，謝晉在其中更是出類拔萃。

對政治的主動磨合在前就給謝晉帶來了巨大的成功，如《紅色娘子軍》。這種成功在中曾一度達到高峰，如《春苗》。但是謝晉電影獲得的最大成功是在八十年代初、中期，當他拍出《天云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的時候。那時謝晉把他的人道主義追求滲透到對現實政治的關注和思考中，把兩者完美地結合起來了。事實上，這一時期的作品不是完全吻合傳統主流政治，而是有所超前的，所以在拍攝和審查時還遇到過麻煩。但是它們呼應了社會的深層需求，因而引起廣泛、強烈的回應，為推動中國傳統主流政治向現代轉換做出了獨特的貢獻，為推動當代中國政治和文化的往前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說謝晉電影等于主流政治話語、或只是鞏固了傳統主流話語，是低估了謝晉的貢獻，也是不符合事實的。當他關注政治，并保持一定張力的時候（如獨立思考、堅持人文價值的新時期電影），他的影響達到高峰，并在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中打下了他自己的烙印。我們今天的社會和文化之所以能變得更為寬容、更為開放、更富于人性，謝晉作出了他獨特的貢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八十年代的謝晉電影創造性地介入了中國當代文化的重新建構，重塑了新的主流文化。

余秋雨曾這樣評價謝晉的電影在中國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回想一下，在這風風雨雨的半個世紀，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中如果沒有謝晉，一大批中國人如果沒有《紅色娘子軍》、《舞臺姐妹》、《天云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等等電影可看，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失落？”[2]余秋雨對謝晉的評價無疑是發自內心的。

總之，謝晉電影與主流政治意識形態一直保持著高度的同步性。他的影片幾乎都與當時的“時代性”中心話題，甚至中心題材息息相關。他的電影不僅“喜歡通過大的歷史或政治背景來表現人物”，甚至謝晉最新一部影片《鴉片戰爭》試圖用“落后就要挨打”來完成改良中國的政治寓言。可以說，謝晉電影一直是一種意識形態文獻：近半個世紀以來，他始終在通過電影的影像，為處在急劇動蕩之中的中國觀眾尋找、構造一個填平個人與社會、想象界和象征界之間的裂縫和鴻溝的電影世界，從而為在這段風云變幻的歷史進程中遭遇過無數激情和苦難的人們提供庇護和撫慰。從這個意義上說，謝晉電影的確是一種“為時而作”的“建設性”的政治文化主流寫作。

二、善于塑造鮮明的女性角色

有人說，謝晉，江浙文化是他的根；細膩與不露聲色，才是謝晉電影的風骨。謝晉拍電影，總能夠細膩地塑造出給人留下至深印象的女性形象。他是中國內地導演群里最擅長挖掘女性美的導演。事實上，經謝晉烘托出爐的女演員，也總是能夠一片走紅，即使是已經出名的名演員，謝晉也能夠讓觀眾感受到她們身上散發出的觀眾所不熟悉的另外的性格魅力。“在富含深刻政治內涵的影片中塑造具有特殊性格的女性形象，且個個成功，是謝晉電影的顯著特色之一。”

謝晉電影中的女性有許多種，既有和代表惡勢力的男性進行斗爭的如《娘子軍》中的瓊花一樣的女子，又有把生命和關愛獻給男性如《牧馬人》中的李秀芝那般的女子。前者由于既有傳統淵源，又有現代色彩，所以很容易為現代觀眾和社會所接受。因為她們既可以滿足潛意識中傳統的男性想象，又可以滿足顯意識中現代的革命需要。而后者是中國革命成功后出現在銀幕上的一種新的女性形象。這種獨立的女性形象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是異端的和邊緣的，但是她們今天成為革命的象征。她們都具有革命的、或相關的背景。事實上，是革命使她們獲得了獨立的、和壞男性進行斗爭的力量。謝晉中最有特色的女性確是那些可以在中國傳統的、富于母性的那些女性形象中找到原型但是經過謝晉的再創造產生的形象。這種保護性的、母親型的女性形象的暗合了剛剛結束、傳統父權權威瓦解后，人們尋求新的精神支柱和填補意識形態真空的要求；暗合了當時民族心理深受創傷、亟需治療和撫慰的精神要求，得到了當時社會最廣泛最強烈的共鳴。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孕育出了個性不同卻都有其鮮明特色的女性，她們代表了不同時代的主旨，也在反映著時代的變遷。

這些女性形象之所以在新時期被廣泛地接受和肯定，是因為這些女性形象極大地滿足了當時社會和廣大觀眾深層的心理和文化需求。她們構成了謝晉電影最為獨特的個人化標志，體現了謝晉的人文思想和女性理想。

三、人文深度與電影藝術

在建國以來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電影市場開放前電影藝術家的創作，主要是在一種政治本位的電影文化語境中和計劃經濟運作機制下的電影創作。這種創作根本沒有電影市場的觀念，更由于電影作為政治宣傳的主要目的和手段，觀眾只是被動的接受者，所以大多數電影導演也就不用多考慮觀眾的接受心理。謝晉作為一位電影藝術家，“是一個孜孜以求藝術與群眾相結合的電影導演，在同行列人中，他有超前性。”[3]謝晉與他同時代的電影藝術家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僅懂得電影的宣教作用，更加致力于電影藝術，注重電影大眾性研究。由此可見，盡管電影受到生活客體的種種制約，導演仍具有強烈的認知追求，可以把自己的真知灼見、人文關懷和理想遠景盡可能地隱藏于極具可視性、觀賞性的場景氛圍與傳奇的故事中，從而使觀眾在不知不覺中，從審美心理的娛樂定勢習慣過渡到人生況味的品嘗。謝晉電影注重了對電影藝術和受眾的追求，從而震撼了不同層次的觀眾，喚起了國內外觀眾的熱情。“謝晉電影所具有的藝術形態和表現手法，較能對應絕大多數觀眾共有的審美接受心理。”[8]

謝晉一直主張拍攝影片時要“力求注意意境的創造，盡量使觀眾和劇中人產生感情上的共鳴。也就是說，力圖通過電影鏡頭的運用，使鏡頭的動作與劇中人的感情以及觀眾的情趣相適應，使觀眾與劇中人產生共同的心理活動，與劇中人心心相印。”[4]謝晉電影鏡頭確實有一種動人心弦的力量，常常讓觀眾情感不能自已。謝晉在影片中特別注重情感的抑揚頓挫和蓄勢壓縮，并善于選擇觸動觀眾情感的鏡頭來渲染情景、感染觀眾，使之共鳴、使之宣泄。謝晉影片往往比較注重以情節為戲劇動力來編織人物關系、故事發展，用力打開觀眾審美心理的情感源泉。謝晉在理論上也給予了闡述，他認為拍電影"不要去追求表面的東西，廉價的喝彩，而是讓人沉浸在戲里面，讓人思索，讓人坐立不安。我們這個戲，它的矛盾沖突，它復雜的人物關系，悲劇性的命運，也要讓觀眾看了坐立不安。讓劇中人與觀眾一起去焦慮、去思索。它能給人們教育、啟示，使人們思索、鼓舞。"[5]《女籃五號》中振華和林潔相戀，情深意長，但是被唯利是圖的林潔父親硬拆散了。18年后，振華發現自己精心培養和教育的學生林小潔正是林潔之女，這對情人再次重逢。這種特殊人物關系、矛盾沖突和劇情結構使觀眾一接觸到就能為之動情、為之落淚、與戲同起落、與戲同呼吸。謝晉認為“中國藝術家應植根于中國的土壤，但也必須把對中國文學藝術傳統的學習，同向外國電影藝術的學習有機地結合起來。借鑒外國的各種電影手法與很好地表現民族意識是不矛盾的。”“所謂民族化問題，我認為就是民族感情的問題，樣式、風格都有民族性。一個國家的電影要有自己的民族感情。”[6]應該說謝晉的電影很好的繼承了中國優秀的敘事傳統，從敘事結構、劇情發展、到矛盾沖突、人物塑造都適應了觀眾的審美情趣，從而保證了謝晉電影高上座率。“藝術家要有赤子之心，要有歷史的憂患感對民族充滿了責任感憂患感、使命感。”[7]謝晉的這段自白可以看作是他為人為藝的座右銘，也可以看作是謝晉電影關注的核心。于是我們在謝晉電影里看到是觀眾關注的政治信念、文化形態以及社會心態，同時謝晉電影也充分體現了社會大眾的情感寄托和審美認同。

總之，謝導善于從觀眾的審美心理出發，堅持創作主體的個性表白以及社會歷史的責任感。不僅在創作中向觀眾提供生活的新現象、新發現，而且還毫不畏懼地向觀眾已有的心理定勢進行挑戰，在紛擾復雜的現代生活中，抓住主脈，提升精神，深化境界，全力以赴地去鋪排一個又一個隆重而全新的精神典儀，震撼著來自不同層次的觀眾，引渡人們走向心靈的健全和藝術的永恒。

參考文獻：

[1]阜東，《謝晉模式與現實主義漫議》，《劇影月報》，第18頁，1991年第9期。

[2]董明科，《足跡》，第2頁，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3]鐘惦棐，謝晉電影十思》，羅藝軍主編，《20世紀中國電影理論文選(下)》，第500頁，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3年版。

[4]謝晉著，《我對導演藝術的追求》，第39頁，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0年版。

[5]謝晉著，《我對導演藝術的追求》，第66頁，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0年版。

[6]謝晉著，《謝晉談談藝錄》，第186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7]謝晉著，《謝晉談談藝錄》，第117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8]任仲倫，《論謝晉電影》，《電影新作》，第57頁，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