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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喬伊斯畢生追求小說的改革與創新,從相對清晰明朗的《都柏林人》到極其朦朧晦澀的《芬尼根的蘇醒》(下稱《蘇醒》),喬伊斯不斷開發小說創作的實驗領地,為現代小說藝術的發展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他的小說幾乎窮盡了20世紀的小說藝術,既有現實主義的傳統技巧,又有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新奇手法,體現了覆蓋面廣、跨度大的特點。喬伊斯以其豐富的想像力和非凡的創作才華拓寬了小說表現藝術的疆界,發展了一種全新的小說模式。他的創作實踐使同時代的作家首次看到了未來小說文本的開放性與多元化以及探索小說領域的可能性。今天,當我們全面回顧和考察喬伊斯的小說創作時,大致可發現以下四個過程。
一、喬伊斯近四十年的創作實踐客觀地反映了英語小說從現實主義轉向現代主義繼而又向后現代主義過渡的演變過程。我們能從他的四部代表作中看到新舊時期英語小說的不同藝術特征和發展規跡,同時也能從中看到20世紀上半葉西方各種文學理論與思潮的體現。盡管喬伊斯是一位堅定的現代主義者,但他是在現實主義的土壤中成長起來的小說家。他是在經過傳統文學的熏陶并感受到其局限性之后才萌生改革意識的。他在蔑視傳統文學中某些刻板、僵化和過時成分的同時,有選擇地、批判地吸收了現實主義的精華。縱觀喬伊斯的小說創作,讀者不難發現,《都柏林人》基本上是一部現實主義的短篇小說集,盡管作者已經發出了告別傳統的信號?!兑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下稱《肖像》)中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成分兼而有之。他的意識流長篇巨著《尤利西斯》無疑是一部現代主義的杰作,但其中依然不乏現實主義的成分。然而,在《蘇醒》中,現實主義的成分已經微乎其微,現代主義開始被后現代主義所取代,無數令人難以捉摸的夢魘與幻覺,各種有形無形、虛實難辨的東西,像幽靈一般在夜空中飄蕩。由此可見,喬伊斯對小說藝術的探索貫穿了其創作的全過程。
二、喬伊斯的整個創作體現了從詩歌開始并且以小說的詩化而告終的過程。最后一部小說《芬尼根的蘇醒》不禁令人想起他的處女作《室內樂》,想起他早期的抒情詩。喬伊斯的小說往往體現了明顯的仿詩效果。在《都柏林人》的壓軸篇《死者》中,作者采用了詩歌般的、具有優美旋律的語言來描繪主人公加布里埃爾的“精神頓悟”。《肖像》也大量采用了抒情詩的筆法。在小說的最后兩章,作者的語言風格不斷升華,優美典雅、富于形象,越來越顯示出詩歌化的傾向。尤其當小說進入高潮時,主人公情緒激昂、奔向海灘擁抱大海的一幕體現出濃郁的詩意。在《尤利西斯》中,敘述筆法的詩化更趨明顯,作者往往憑借詩歌的修辭手段來表現人物的精神世界。他的意識流語體句子結構簡單,詞匯顛倒錯置,注重音韻與節奏的藝術效果。例如,斯蒂芬在森迪蒙特海灘躑躅徘徊時的內心獨白(如按詩歌的格式排列)簡直就像一首無可挑剔的自由詩。作者在敘述筆法上的詩歌化傾向在《蘇醒》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他采用了一種“夢語”的形式,通過對英語詞匯的重新組合創造出無數新的詞匯,并利用這些詞匯的特殊音質和音韻來渲染人物的夢幻意識。詩歌中常見的頭韻、擬聲、諧音、和音及聯覺等修辭手段在《蘇醒》中比比皆是,使作品產生了極強的音樂性和仿詩效果。難怪喬伊斯對友人說:“天知道我的小說寫的是什么,但它卻悅耳動聽?!眴桃了剐≌f的這種詩歌化傾向不僅豐富了作品的內涵,增強了藝術感染力,而且也充分體現了小說的內在統一與和諧。
三、喬伊斯的小說敘事呈現出一個不斷朦朧化的過程。從相對清晰明朗的《都柏林人》開始,經過自傳體實驗小說《肖像》和萬花筒般的意識流巨著《尤利西斯》,最后以朦朧艱澀的夢幻小說《蘇醒》而告終,他的小說不僅一部比一部更加成熟,而且一部比一部更呈現出朦朧化的傾向。這種朦朧化既體現在小說的內容上,也反映在小說的形式和語言上。如果說,《尤利西斯》無情地修正了現代讀者的審美意識和閱讀習慣,那么,《蘇醒》則肯定更使讀者感到力不從心。“一個翻閱《蘇醒》的讀者無疑會發現這是他讀過的最奇怪的一本書?!雹賾斨赋?導致喬伊斯的小說不斷朦朧化的傾向大致有兩個原因。一是內因,即他本人在創作過程中審美意識的變化。作為一名徹底的現代主義者,喬伊斯似乎并不滿足自己在《都柏林人》和《肖像》中所取得的革新成果,從而加快了實驗步伐,加大了對小說的改革力度。他認為,一部小說的成功與否應取決于它的豐富內涵和象征意義,朦朧的作品似乎更能反映經驗的復雜性和現實的不確定性。二是外因,即構成其小說創作的宏觀背景的急劇變化。喬伊斯的長篇小說全都發表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無疑為作者的小說創作提供了相適應的氣候與土壤。
四、喬伊斯的小說創作體現了從反映意識到語言實驗的轉變過程。這一過程既反映了喬伊斯小說藝術的走向,也與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過渡的發展軌跡十分吻合。自從他不當詩人而改寫小說的那一刻起,喬伊斯便對人的精神世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他在《都柏林人》中用自然主義和象征主義的手法表現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精神頓悟”之后,便將創作的焦點完全轉向了人物的意識領域。在《肖像》和《尤利西斯》中,他運用了一系列現代主義的創作技巧來表現人們稍縱即逝、錯綜復雜的意識活動,深刻反映了在嚴重異化的社會中備受壓抑與傷害的“自我”。盡管喬伊斯并不是第一個將意識流作為小說題材加以表現的作家,但他無疑是西方文壇最優秀、最具有獨創精神的意識流小說家。他在創作后期出人意料地轉向了語言實驗。在創作《蘇醒》的17個春秋中,喬伊斯熱衷于開發語言的符號和代碼功能,醉心于探索新的語言藝術,預示了現代主義朝后現代主義的過渡。正如著名專家艾爾曼所說:在喬伊斯后期的作品中,他“迫使現代文學接受一種新的藝術領域和新的語言?!痹诂F代西方小說史上,喬伊斯就是憑借了《尤利西斯》和《蘇醒》,先后兩次掀起了小說革新的浪潮,為同時代的作家開辟了發展英語小說藝術的新途徑。
二
綜觀喬伊斯的小說創作,其藝術形式大致體現了以下三個原則。
一、喬伊斯的小說創造性地運用了時間、意識和技巧三位一體的藝術原則。自從步入文壇以后,喬伊斯刻意將對時間的處理、對意識的表現和對技巧的創新作為其小說實驗的興奮點和突破口。在處理時間問題上,他遵循了柏格森的“心理時間”學說,毅然擺脫了長期以來鐘表時間對小說的影響,大膽地采用了以一日為框架或以一夜為布局的小說模式。此外,他在意識流小說中經常將時間顛倒或重疊,用有限的時間展示無限的空間,并成功地將人物幾十年的復雜經歷壓縮在十幾小時之內加以集中表現。他果斷地潛入人物的精神領域,將他們最真實、最自然的意識活動原原本本地展示在讀者面前。這無疑是傳統作家難以想像的,也是他們望塵莫及的。而在創作技巧的革新上,喬伊斯充分體現了一個現代主義者的實驗精神和改革意識。他的藝術手法可謂五花八門,簡直到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地步?!捌渥髌分幸鹪缙诘淖x者最大興趣的是意識流技巧?!雹凇八鼰o疑激勵了20世紀富有創新精神的作家,并成為小說的一種基本技巧?!雹蹜斨赋?時間、意識和技巧不僅構成了喬伊斯小說改革中三位一體的藝術核心,而且也成為幾乎所有現代主義作家所關注的焦點。喬伊斯巧妙地駕馭了三者之間的關系并使其交織一體,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效果。
二、喬伊斯的小說充分體現了以小見大、以微觀展示宏觀的藝術原則。在長達40年的文學生涯中,喬伊斯始終將創作焦點集中在他的家鄉———都柏林,一個當時在歐洲大都市行列中微不足道而且具有狹隘的地方觀念的普通城市。他不厭其煩地描繪都柏林的街道、學校、商店、酒吧、旅館、教堂、公園和妓院等,深刻地揭示了都柏林人的孤獨感和異化感。都柏林構成了喬伊斯所有小說惟一的創作背景。就此而論,他可算是一位“鄉土文學”作家。然而,喬伊斯用都柏林來反映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使都柏林成為整個歐洲大陸精神危機和嚴酷現實的一個縮影。正如喬伊斯本人所說“我之所以選擇都柏林為背景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城市是癱瘓的中心?!雹茉趩桃了沟男≌f中,另一個重要的微觀世界是家庭。作者高度集中地描繪普通家庭中的婚姻關系和人際關系,以取得微言大義的效果。例如,短篇小說《一朵浮云》中的小錢德勒和《死者》中的加布里埃爾家庭,以及長篇小說《肖像》中的迪德勒斯、《尤利西斯》中的布魯姆和《蘇醒》中的伊厄威克家庭,他們的困境與危機不僅是個別的或私人的現象,而且是普通都柏林人乃至廣大西方現代人的真實寫照。喬伊斯在表現微觀世界時,其描法是如此細致、具體和生動,使都柏林的生活及其筆下的每個家庭的境況一覽無余。這種如同顯微鏡般的表現手法引出了廣泛的象征意義。
三、喬伊斯的小說體現了形式與內容相統一的原則。喬伊斯在創作中緊緊抓住面臨嚴重精神危機的病態的“自我”,以透視的方式竭力表現人物的意識活動。由于人物在危機四伏和荒誕不經的社會環境中往往會產生孤獨感、焦慮感和絕望心理,其思維與言行也往往顯得混亂無序乃至不可思議,因此,傳統的藝術手法對此已力不從心。喬伊斯通過大膽實踐創造了與現代小說這一基本內容相適應的藝術形式。在結構上,他改變了傳統小說戲劇化的特征,極力淡化小說的情節。在他看來,現代小說所表現的內容已經發生了質變,傳統的謀篇布局方式顯然不合時宜,且無法喚起讀者的真實感受。于是,他遵循“完整、和諧與輻射”的美學原則,努力使小說從內部結構到外部形式達到一種完美的靜態平衡。他巧妙地按照荷馬史詩《奧德賽》和維柯的歷史循環論來設計《尤利西斯》和《蘇醒》的框架結構,不僅取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而且也為現代小說的布局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語言上,喬伊斯同樣大膽實驗,勇于創新。他采用了一種符合人物心理特點、與其意識活動相適應的小說語體來揭示他們的精神世界。為了反映意識活動的真實性和自然性,他時而采用自由松散、支離破碎、殘缺不全乃至表層結構混亂無序的短句、單句或單部句,時而采用飄忽不定、朦朧晦澀或毫無停頓而又不見標點的意識流語體,充分體現了形式與內容相統一的原則。應當指出,喬伊斯的小說藝術是西方社會急速現代化、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和文學藝術革故鼎新的轉型期的產物。它既體現了喬伊斯本人的創作智慧和藝術膽略,也反映了整個現代主義文學的創作潛力和藝術水準。
喬伊斯的四部小說雖然都以都柏林為背景,塑造的人物也屬于20世紀初的中產階級,但它們的結構形式和語言風格卻迥然不同。仔細考察和比較喬伊斯的四部小說時,我們會發現,它們之間在藝術上既有延續性,又有中斷性。所謂延續性,是指他的四部小說不僅在主題和背景上具有統一性(包括某些人物在不同的作品中重復出現的現象),而且一部小說一個藝術臺階,其難度步步遞增,內涵越來越豐富。這便是喬伊斯小說的延續性。所謂中斷性,是指他的四部小說在藝術風格上大相徑庭。他幾乎在每一部作品中都采用多種(而不是一種)新的藝術風格。例如,在小說集《都柏林人》中,《阿拉比》、《一朵浮云》和《死者》的藝術風格不盡相同;《肖像》的第5章和《尤利西斯》的第18章在藝術風格上也相去甚遠;而《蘇醒》則與前三部作品毫無雷同之處。正如喬伊斯的好友、著名現代派作家貝克特在《蘇醒》發表兩年之后寫的一首離合詩(acrostic)中所說,喬伊斯的小說體現了一種“美妙的無形風格”(theSweetnooStyle)。⑤一位西方批評家指出,“喬伊斯風格的新穎之處在于它的‘無形’(no-ness)和小說藝術的中斷性,人們無法從中追溯一種特定的風格?!雹奘聦嵣?喬伊斯的小說風格是復合型和多元化的,人們無法確定究竟《尤利西斯》中的哪一章代表了喬伊斯的藝術風格,更無法像模仿吳爾夫或勞倫斯的藝術風格那樣來模仿喬伊斯。
在他1919年7月20日寫給資助人維弗女士的一封信中,喬伊斯稱自己的藝術風格具有某種“灼熱的效果”(thescorchingeffect):對于我有些迷信的頭腦來說,“灼熱”一詞頗有意義,這不是因為涉及寫作本身的質量或優點,而是因為一部小說的進展其實像一種噴沙過程……銜尾相隨的每一章在運用某種藝術文化(包括修辭、音樂或辯證法)的同時,往往在其后面留下一片燒焦的土地。⑦顯然,在喬伊斯看來,小說的藝術風格只能發展或創新而不能保留或重復。因此,他的藝術風格往往是不斷地將創作實踐和文學批評拋入“廢墟”。難怪他在撰寫《蘇醒》時曾有意問別人是誰創作了《尤利西斯》。不言而喻,正是這種藝術上的延續性和中斷性才使喬伊斯的小說不同凡響,耐人尋味。此外,喬伊斯的小說藝術充分體現了一種“含糊策略”(astrategyofhesitation)。作為反映“道德癱瘓”的文學作品,他的小說文本往往阻止我們下任何確切的定義,也不允許我們輕易掌握其真正的內涵。事實上,這種“含糊策略”從他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開始便已存在,并且一脈相承,貫穿始終。在他的短篇小說中,人物的“精神頓悟”不是一個語言碎片,而是對“道德癱瘓”的反映。然而,喬伊斯并沒有對“精神頓悟”進行過多的點綴或說明,而是點到為止,從容收筆,從而使人物這種“猝然的心領神會”顯示出某種含糊性、開放性和包容性,并給讀者留下了極大的想像空間。在《肖像》中,喬伊斯仿佛為小說的意義籠罩了一層薄紗,從而使他的敘述朦朧地、含糊地展開。主人公斯蒂芬在“道德癱瘓”的環境中似乎既沒有確切的位置,也沒有簡單的現實可言。作者的“含糊策略”將主人公置于“位置”和“無位置”之間,把他從一個場面帶到另一個場面,使他“白天黑夜出沒于外部世界各種扭曲的形象之中?!辈谎远?這種含糊和朦朧的敘述筆法使小說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效果?!队壤魉埂愤M一步體現了作者的“含糊策略”。
這部作品仿佛建立在無數彼此關聯、互相滲透的朦朧片斷之上。這些片斷“含糊地”交織一體,構成了整部作品的內涵。《尤利西斯》以一種無休止的敘述筆法幾乎跨越了一切小說形式的界線,時而將各種形式交替并置,時而打亂它們固有的秩序,使布魯姆和斯蒂芬從早晨到深夜的活動在一種“意義分離”(disengage-mentfromsense)的過程中進行。讀者只有了解整部小說的內涵才能真正領會每一個具體片斷的含義。喬伊斯的“含糊策略”在《蘇醒》中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的“詞匯新藝術”將letter變成litter,將litera-ture變成litterature,而主人公伊厄威克的姓名縮寫HCE的順序顛倒過來則一度代表了etrnalChimerahunter?!短K醒》的每一句話幾乎都可能引發新的意義。這種語言藝術的“含糊”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然而喬伊斯的“含糊策略”決不是為實驗而實驗,也不是為了愚弄讀者,而是為使其小說展示一種對“道德癱瘓”的否定效果。在喬伊斯的小說中,另一個引人注目的藝術手法是“異質材料的組合”(assemblageofheterogeneousmaterial)。喬伊斯毅然擯棄了長期以來小說材料必須穩定和統一的公認原則,將取自各種渠道的截然不同的材料引入自己的小說,使語境成為多種借用材料的“組合”。
喬伊斯曾在1931年對友人說,“如果后人將我視作一個愛用剪刀和漿糊的人,我便心滿意足了,因為這在我看來是一種不客氣的但決非不公正的描述?!雹囡@然,他是指在《尤利西斯》和《蘇醒》中所采用的一種“組合”手法。喬伊斯的一位好友在關于《尤利西斯》的一部著作中寫道:我看見他(喬伊斯)在幾個小時內收集了許多最奇怪的材料;一部模仿《杰克建造的房屋》的諷刺作品、一種毒藥的名稱及作用、教練船上笞杖孩子的方法、一句猶豫不決地停頓下來的乏味而未完成的句子、一個愛吃喝交際的人將自己的眼鏡片朝里翻的神經質般的動作、一個在瑞士雜耍劇場中用瑞士方言說的具有雙關意義的笑話……⑨同樣,在創作《蘇醒》時,喬伊斯在信中向他的資助人維弗女士透露:我為了寫目前這一片段正在使用許多書,其中包括瑪麗•科里、斯維登堡、圣•托馬斯、《蘇旦戰爭》、印度流浪者、《英國法律制度下的婦女》、關于圣•海倫娜的描述、弗拉馬里翁的《世界末日》,還有關于幾十種來自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邊唱邊玩的游戲書……○10應當指出,這些“異質材料”本身對喬伊斯小說意義的統一性和穩定性并無多少價值。“教練船上笞杖孩子的方法”與“瑞士雜耍劇場中的笑話”之間并無聯系,而《英國法律制度下的婦女》與《世界末日》也毫不相干。它們的價值僅在于一種置換性,即作者在無休止地操縱各種對應關系的過程中巧妙地消除了這些“異質材料”之間的距離,并成功地將一種材料“置換”成另一種與小說主題相關的材料。在《尤利西斯》和《蘇醒》中,正如一種語境無法阻止其本身產生多種意義的可能性一樣,作者的敘述也沒有阻止“異質材料”的表意功能和象征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異質材料的組合”產生的異質性和多相性使喬伊斯的小說獲得了一種內在的、深層次的統一性。
三
喬伊斯的小說藝術幾乎涵蓋了20世紀上半葉西方興起的各種新潮藝術和時髦理論。他的小說不但與西方各種藝術思潮的發展息息相關,而且幾乎成為現代主義最新理論和尖端技巧的實驗場,其中運用得最活躍、最出色的莫過于結構主義創作手法。結構主義者排斥傳統藝術的審美標準,通常以直線、圓形或長方形等各種形態來構筑所謂“沒有表現對象”的抽象形體,對現代雕塑、繪畫、文學、美術、音樂和語言學的發展曾產生一定的影響。瑞士著名心理學家、日內瓦心理學派創始人皮亞杰曾對結構作過這樣的解釋:“結構的概念包括三個主要觀念,即完整、轉換和自我調節?!薄?1在皮亞杰看來,“完整”意味著各種成分應根據組合定律排列而不是隨意拼湊;所謂“轉換”,是指結構的各部分應能夠互相轉換或替代;而所謂“自我調節”,則是指結構內部應能像生命體那樣自我修正或調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尤利西斯》的結構剛好從三個方面體現了皮亞杰提出的上述三個觀念。
一、全書不僅按照荷馬史詩《奧德賽》的基本框架展開敘述,而且還完整地描繪了三個主要人物從早晨到深夜一天的生活經歷和精神感受,從而使整部小說的結構獲得了藝術上的和諧與統一。
二、像轉換生成語法用自身的規則描寫語言那樣,在《尤利西斯》的結構中,有些成分也可按某種規則互相轉換或替代。例如,布魯姆與尤利西斯以及斯蒂芬與布魯姆夭折的兒子魯迪在精神或象征意義的聯系便體現了一種“轉換”原則。
三、全書各章雖然風格迥異,但每一章不僅有序可循,而且在完成其藝術職能的同時,自然地為下一章的敘述奠定了基礎。整部小說就像一個有機的生命體一樣在結構上具有某種自我調節的功能。結構主義的藝術手法在《尤利西斯》的不少章節中時有體現。例如,第14章(太陽神的牛)明顯地建立在結構主義的運行機制之上。該章描述了布魯姆到都柏林婦產科醫院探望普福艾太太以及斯蒂芬與一群醫科學生在那里高談闊論的情景。該章的結構建立在六組敘述材料之上;其中兩組分別表現了布魯姆現在的活動和他對過去的凝思遐想;另外兩組同樣反映了斯蒂芬的言行和意識流;而最后兩組分別敘述了醫科學生高談闊論以及嬰兒出生的情況。作者在每一組敘述材料中采用的語體都恰到好處。例如,他采用19世紀中葉狄更斯和卡萊爾的散文風格來描繪嬰兒的出生,與生物種族發展的時代十分吻合。
同樣,該章結尾時那些喝得醉醺醺的醫科學生的胡言亂語使作品在結構上出現了一種反映產后喧鬧場面的語言轉換。引人注目的是,在“太陽神的牛”中,盡管歷代英語語體的發展建立在一種按時間順序排列的梯形結構之上,但喬伊斯并沒有因此而向讀者展示一個直線形的故事情節。相反,他采用了各個時代的散文風格,多視角地描繪了產科醫院中的情景。這一章的語言大致體現了三條規則:一、所有事件采用一系列代表歷代英語散文風格發展的語言來敘述;二、每一種語言與被敘述的事件相吻合;三、這些語言顯然是對公認的散文風格的諷刺性模仿。不言而喻,上述三條規則同結構語言學創始人索緒爾關于語言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理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綜上所述,喬伊斯的小說藝術充分體現了他的創新能力和實驗精神。他在文學革新的道路上獨辟蹊徑,以離經叛道、新穎獨特的藝術形式來表現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人的精神危機。他的小說不僅全面反映了現代主義文學的藝術特征,而且也展示出一種獨特的美學體系。他的創作先后影響了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兩代作家,為西方現代文學的兩次變革與轉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