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與圣經批評之間的互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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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動的整體范式

在今天的文學批評理論中，有許多問題來自對圣經的解釋學研究，“文學批評中有許多系統闡釋如果應用于圣經，比起應用于別的任何地方都更加能站得住腳。”自圣經成書之日起，在長達兩千年的西方文化史上，文學與釋經學、文學理論與釋經學理論始終同時并存，二者互滲互透，相生互動，孰前孰后，常常難以區分。這一特點在20世紀表現得最為充分。在該書前言中，梁工教授高度總結了二者的互動關系。首先，文學理論深化了圣經研究，體現在文學理論促使圣經批評經歷了從歷史過程轉向文本自身、從表層心理轉向深層心理、從作者意圖轉向讀者接受、從封閉思辨轉向文化批判、從單一閱讀轉向綜合解析的發展變化趨勢。其次，圣經研究對文學理論發展做出了貢獻，體現在圣經研究孕育出某些文論、圣經研究為文論成長提供營養、釋經規范轉型為詩學原則、圣經研究施惠于文藝批評、圣經研究為檢驗新興文論提供試金石。具體來講，一方面，圣經孕育了闡釋學和神話—原型批評等現當代文學理論，滋養了心理學—精神分析文論、女性主義文論、后殖民文論、生態批評文論等當代文論。相關研究論文均可從中國知網以作者“梁工”為關鍵詞搜索獲得。具體來講，有一些學者通過圣經研究給西方文學理論貢獻出了一些文論關鍵詞或概念。如德國學者埃里希•奧爾巴赫（ErichAuerbach，1892－1957）對文學客體研究的貢獻。在西方文學理論史上，學界普遍認為古希臘的模仿論是西方文藝思想史上的唯一線索。奧爾巴赫通過比較《荷馬史詩》和《圣經》發現了與之相對應的另一傳統的模仿論，即希伯來傳統或圣經傳統的模仿論。

奧爾巴赫進而探討了兩種模仿模式的不同，前者認為文學模仿的對象是此岸世界，后者則強調文學反映超驗世界，由此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模仿文體。希臘的模仿是靠詳盡的描述，發生的一切均在幕前，一目了然；而圣經是突出某些部分，淡化其他部分，后景化，需要詮釋。奧爾巴赫對希伯來模仿與希臘模仿差異的研究充實了西方文論史上的客體研究，對其它作品的模仿特點研究有重大啟示意義。另一方面，許多新潮理論相繼涌入圣經研究領域。這些新潮理論往往初興于語言學、哲學、心理學或人類學領域，繼而被引進文學研究領域，再后才為圣經學者作為新潮理論所采納。此類新潮研究方法往往以相當快的速度發展，約略二十年就具備較大規模，在文學研究領域不再是當初的“新方法”。然而，在圣經研究領域，這些研究方法卻被作為“新方法”為少數人采用，開始時遭到懷疑、抑制，之后逐步被認可、接受、匯入當代圣經批評主流，……另一種方法又會脫穎而出，進入圣經研究界的視野，開始其從遭到懷疑、抑制到逐步被認可和接受的循環……［6］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文學理論涌入圣經批評領域的景觀還可以從當代圣經文學研究的論題中看出，如采用多種文學理論觀照圣經某一書卷。我們以《路得記》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進行檢索，可以看到從不同視角研究的成果，如《性別與階級視野下的路得———淺析羅蘭•玻爾對舊約圣經〈路得記〉的馬克思主義圣經解讀》、《詩化敘事：〈路得記〉的文類批評、文化符號辨析與〈路得記〉的互文性解讀》、《作為一種文化詩學的文學倫理學批評》、《特里•伊格爾頓：〈路得記〉中的階級斗爭》等等。

二、互動的學術基礎

圣經研究與文學理論互動的基礎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與這兩種文化現象各自的特征密切相關，二是與研究者的多樣文化身份相關。從兩個研究領域各自的特征看，圣經研究的跨文化性與當代文論的跨學科性一致、圣經中語言至上的觀念與當代文學理論的語言學轉向一致。從研究者的身份看，一些研究者兼為圣經研究者、文學理論研究者和高校文學教師。在研究中，兼具幾種文化身份的研究者，自覺將圣經研究、文學研究與教學研究聯系起來。其中的著名文學理論研究者因其對圣經的熱切關注而豐富了自身的理論研究，與此同時，也擴大了圣經研究的影響。從圣經的語言觀看，圣經用“上帝說，要有……，就有……”的語言創世神話體現了語言的神圣力量及其對語言的極度重視，又以巴別塔神話的方式強調了這種語言觀。由此，形成了圣經語境中，語言與存在同等重要，上帝之言或經文等同于上帝本身的認識論傳統。

圣經中的上述語言觀以及圍繞語言文字闡釋圣經的方法與當代文論語言學轉向一致，由此圣經成為語言論文論的研究對象。從圣經的文字意識和文字被組織的方式看，圣經“煉字”、“凝句”的意識及其語言至上的觀念形成了猶太拉比信經而不唯經的態度和求異思維的方式，這種多元思維方式契合了當代文學理論對個人閱讀經驗和多元化解讀的推崇。［9］這就與讀者反映批評對“對話交流”、“填補空白”的倡導相一致。從意識形態看，圣經敘事有三個操作原則：歷史編纂學原則（TheHistorio－graphicPrinciple）、意識形態原則（TheIdeo－logicPrinciple）和美學原則（TheAestheticPrinciple），其中意識形態原則壓倒一切。需要指出的是，圣經的意識形態錯綜復雜，如圣經既體現出上帝高于世人、男人高于女人的意識形態傾向，也蘊含著人類反對上帝權威、婦女尋求解放的元素。致力于圣經意識形態批評的學者，以解構與重構的雙重模式為詮釋原則，揭示圣經中的男權話語，揭露殖民者圣經闡釋與殖民主義的共謀關系、探尋圣經中的生態保護理念，尋找圣經中解放弱勢群體的文化資源，由此促成了與當代意識形態文論的互動，形成了包括女性主義批評、解放神學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和生態批評等意識形態圣經批評研究實踐。從圣經產生及傳播的背景看，《圣經》自成書之日起就處于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其文化因子滲透到世界文學與文化的方方面面，從而使圣經與比較文學產生了密切關聯，并成為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到目前為止，圣經學術界已出現大量運用比較文學方法研究圣經的成果。僅以我國為例，就可舉出王本朝著《20世紀中國文學與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許正林著《中國現代文學與基督教》（上海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劉麗霞著《中國基督教文學的歷史存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梁工著《圣經視閾中的東西方文學》（中華書局，2007年版）、陳偉華著《基督教文化與中國小說敘事性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等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推動了圣經研究從單一閱讀向綜合剖析的轉變。

從圣經批評者的身份看，有些研究者兼為圣經研究者、文學理論研究者、心理學家、高校文學教師。在研究中，他們自覺將圣經研究、文學研究、心理學研究與教學研究等領域聯系起來。其中一個生動的例子是，1982年青年圣經教授大衛•羅斯（Da－vidRhoads）與文學研究者多納德•米琪（DonalMichie）合作出版《作為故事的馬可福音》一書。這部著作與其說是見證了二人的合作，不如說反映了圣經研究與文學研究的相通之處，也反映出圣經學者與文學批評學者對這種相通性的認知。在圣經研究的隊伍中，這種研究身份互通現象已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相關圣經學者可舉出美國芝加哥大學英語文學教授和文學理論家摩爾頓（RichardG．Moul－ton，1849－1924）、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和文學評論家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Frye，1912－1991）、美國加州大學希伯來語和比較文學教授羅伯特•奧爾特（Rob－ertAlter，1937－）、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學理論教授和文化批評者米克•巴爾（MiekeBal，1946－）①、當代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敘事學教授和文體學家梅爾•斯滕伯格（MeirSternberg）②等等。另外，圣經研究者中不乏語言學、符號學、心理學等研究領域的名家，如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法國當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號學家羅蘭•巴爾特（RolandBar－thes，1915－1980）、當代法國符號學家和解構主義思潮創始人雅克•德里達（Jac－quesDerrida，1930－2004）、當代美國著名文學教授和文學理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Bloom，1930－）、法國文學理論家和女性主義者朱麗婭•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1941－）等。這些著名研究者通過研究圣經豐富了自身的理論，拓寬了其研究論域。同時，借助他們的學術影響力，圣經研究得到更多理論流派的重視。如哈羅德•布魯姆通過研究圣經對誤讀理論和文學經典衡量標準的貢獻，他提出，承認誤讀《圣經》產生“異端邪說”，才有釋經學從一元到多元的發展。他進而指出，誤讀可以顛覆、否定已經確立的闡釋，否定權力意志，具有革命性。他以陌生性、原創性、崇高性、真實性、普遍性等為標準，視圣經為僅次于莎士比亞戲劇的文學經典，這種觀點呈現出鮮見的當代性和前沿性，推動了圣經文學及比較文學向縱深發展。

三、互動研究的學術體系構建

當代文論與圣經批評的互動研究是一個龐大的課題，涉及多種文學理論與圣經批評流派，對其進行研究，勢必需要完整的學術體系和自覺的學術對話意識。《當代文學理論與圣經批評》較為全面地揭示了當代圣經批評的新穎動向和諸多成就，在方法論、研究內容和結論上都體現出整體性的視野和自覺的學術對話意識。

1．整體性學術視野當代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就是兼容并蓄人文思潮在各個領域中所做的思考，如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倫理學等。從西方文學批評模式的歷史看，多樣的文學批評模式，既反映出文學自身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也反映出批評思維的活躍性和異變性。大體而言，20世紀以前出現的批評模式被看作是傳統的批評模式，20世紀出現的批評模式被看作是現代的批評模式。傳統批評模式主要包括倫理道德批評、社會歷史批評和審美批評，現代批評模式主要包括心理學批評、語言學批評和文化批評。圣經的批評模式史既遵循了從傳統模式到現代模式的轉變規律，又有其自身的獨特性。梁工教授不僅關注圣經和文學作品及其批評，而且把它們放入西方文化思想史的整體視野之內，兼顧了各個方面，體現出整體性的學術視野。第一，將西方文論的發展粗略劃分出三個主要階段：從古代到16世紀、從17世紀到19世紀以及20世紀。這三個階段各有占主導地位的文論形態，分別是本體論文論、認識論文論和語言論文論。在此基礎上，著重總結了當代文論的文化特征：注重文本形式、探索深層心理、關注讀者接受、凸顯文化批判、倡導跨越比較。第二，將圣經的文化品質界定為神學—倫理學典籍、史學典籍和文學典籍三種特性，然后追溯了《圣經》學術史上的兩次重大變革：第一次，以18世紀的啟蒙運動為界，《圣經》研究從推崇上帝轉向尊重人本身，從張揚宗教信仰回歸于人本主義、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和科學精神。第二次出現于20世紀中期，隨著當代主義異軍突起，多元化、多樣性、開放性、對話性成為時代風尚。第三，在編寫體例上體現出整體性的學術觀照。除涉及文學理論與圣經批評的研究要素外，作者還專門為圣經批評量體裁衣，提煉出近40個西方文論關鍵詞，如虛構、空白、互文性等，并將之與圣經批評有機結合。此外，作者還引經據典，旁征博引，提供了大量學術信息，包括英文參考文獻360余條，中文參考文獻280余條，腳注近2400條。所有這些都體現出作者的完整性視野。

2．對話性思維模式文學批評者首先是其所批評的作品的接受者，圣經的批評者當然也是如此。在文學接受過程中，文學讀者不是消極被動地接受作家作品發出的信息，而是以對話者、詮釋者、再創造者甚至是批評者的身份出現。這種接受特點決定了文學的接受與批評需要對話性思維。對于圣經批評和文學理論這類內涵豐富、研究流派眾多的研究領域來講，對話思維模式尤為重要。首先，文學理論與圣經批評的互動研究存在著錯綜復雜的對話關系。在圣經批評領域，存在著捍衛傳統派與批判傳統派的兩種文化派別，這決定了對話是圣經研究的基本特征：一派致力于考察圣經如何成為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源頭與經典代表，如何體現了偉大的西方文學和文化傳統；另一派則努力批判圣經中所反映的文化和社會霸權話語，并從前文本（pretext）中，揭示深層的階級和性別矛盾。

這種思維模式體現在多方面，如傳統派捍衛圣經中男尊女卑的傳統，反對派倡導女性解放運動。具體的對話還包括文學研究者與圣經研究者的對話，讀者與文本的對話，不同文論流派的對話，不同圣經研究方法的對話，中國圣經研究與國際圣經研究的對話，圣經研究專業人士與非專業人士的對話，圣經研究專家與普通讀者的對話，教內研究與教外研究的對話，等等。其次，文學理論與圣經批評涉及流派眾多，這要求研究者必須具備自覺的學術對話意識。梁工教授在本著作前言中就亮明了其欲推動中外經學對話的研究態度和目標。在余論中，梁工教授又特別強調了本研究的對話意識。他引用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并將之視為本專著研究的導論。梁工教授認為，在文化生活及學術研究日益復雜的20世紀下半葉，諸多文論流派就文學問題進行了坦誠的對話，各派圣經批評家亦圍繞圣經展開了領域廣泛的對話。這說明對話已經逐漸成為時代精神的靈魂。

他進而指出，當代多種圣經批評共同繁榮的景觀啟迪人們深思“對話模式”問題。每個人都是透過特定模式看世界的，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接受美學、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等理論流派為理解文學文本提供了各具特色的對話模式。讀者進入對話活動時，應當嘗試理解對方的模式，亦使對方認識自己。要擅長在對話中閱讀各種文學文本。各種模式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其獨到的視角和發現；對話使多種觀點得以相遇、相識、相知，在比較、鑒別、歸納、綜合的過程中對圣經的性質、特征和功能形成更為周全、穩妥而深刻的認識。第三，在本研究中，梁工教授處處體現出對話意識。首先，他述及諸多流派，并談及他們的承襲關系，論及不同流派的更新規律。他認可圣經研究中的對話價值，并進而指出，這種對話意識，有利于開闊學者的視野，有利于對所研究內容形成周全的認識。從編寫體例來講，該書每章均涉及相關研究的反思。這種反思既包括對歷代研究的反思，也包括對某種理論的反思，在對這些研究內容反思的過程中，梁工教授注重各研究流派的比較，如第三章回顧了古今歷代學者對圣經文學特征的解釋，并將它們進行比較，在比較中，著力于不同時代的學者就解釋原則所進行的對話。結語當代文學理論與圣經批評互動研究，厘清了一個學術問題，示范了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互動的具體操作方法。研究既致力于拓寬理論視野，深化專業性、特殊性研究，又兼顧了文論研究的普及性，對深化圣經研究，推動文學理論發展，拓寬學習者的文學理論，具有理論指導價值和方法論意義。首先，當代多元文論滲入圣經研究領域，給圣經研究以方法論啟示。在圣經研究中，根本不存在一個絕對正確的唯一批評方法，只有按照自身經驗行事的群體。

每個群體都有其“真理標準”，只是那種標準僅適用于本群體內部。我們應該認同多種參照體系的存在，承認釋義之間的差異和對立，將闡釋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以客觀規則為指導，從社會、文化、歷史處境的相互關系中考察圣經文本的語言、哲學和宗教觀念特征。第二，當代文學理論與圣經批評的互動研究展示了西方文學觀念、文學批評理論與方法的發展和變革軌跡，是研究西方文學的一個有效突破口。在這一研究進程中，新理論、新方法、新視角涌入圣經研究領域，豐富了圣經的文學價值；反過來圣經也激發批評者產生新靈感，形成新思想，進而影響到其他文學批評領域。這一研究過程中展示出的諸多理論、方法與成果對我國學術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吸收性引進西方學者的圣經研究方法，有助于加深對圣經影響巨大的西方文學的理解，同時有助于構建中國自身的圣經學術體系。第三，《當代文學理論與圣經批評》選取這樣一個研究視角本身體現了其示范文學理論學習和應用的自覺意識。正如梁工教授在前言中所表明的，其編寫目的之一在于寄望于能為當代多元文論與圣經批評的關系研究提供一個范例，引導人們運用多元文論，從不同角度剖析、理解、鑒賞古往今來的各類文學作品。梁工教授通過翔實的考據，將當代多元文論娓娓道來，如數家珍。他以接近圣經的平易體，拉近了專家與普通讀者的距離，既照顧到研究者的專業要求，又兼顧了普通讀者的理解水平。另外，為便于讀者檢索學習，本書附有大量富有學術價值的附錄，包括人名索引、圣經詞語索引和主題詞索引，所有這些，使該著作成為大學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拓展文學理論，進行文學研究訓練的理想參考書。

作者：馬月蘭 單位：河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