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青散文創作個性及特點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蘇青散文創作個性及特點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50年前，蘇青曾與張愛玲齊名，現在，海內外張愛玲熱在逐漸升溫，而蘇青依然默默無聞，一生孤獨蹇運偏又才華過人的蘇青，生前熱鬧忙亂，身后凄涼無奈，為文恰值亂世，揚名不得其時。今天，由于其人其作的獨特品格與當前文化發展內在趨勢的一致性，終于有了被后人認識的機會。蘇青以她那明快、平實、凡俗的創作個性和風格被我們接納。

有論者認為：“如果我們要對淪陷區文學這一實體有一個較為全面的深入的認識和把握，是不應該忘記她的。”［①］我認為此說很有見地，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應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給蘇青留下一席之位。

一、淪陷區的自由人，賣文為生的女報人

蘇青祖籍寧波，家境小康，她的家族在新興城市寧波主營田產兼做商業買賣。祖父是清朝舉人但有“維新”和平民思想，父親謀職于洋行。少年蘇青生活在一個開通且受西洋文明薰陶的家庭，自小便聰穎過人尤擅言語。幼時寄居在鄉下外祖母家中，頗愛山里人的樸野直爽，寧波人素有的熱情耿直和鄉下人的樸實堅韌早已收養在心底。父親事業失敗使小康之家迅速墜入困頓。但蘇青仍憑出眾的天分讀完中學并得以進入南京中央大學學習。求學期間，經濟困窘使她幾次輟學轉學，生活的冷酷和艱辛過早地使這個有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小姐失去了風雅和恬靜，而更多的是面對生活的實際與冷靜。這種經歷為她以后走向社會，獨立撐持家庭打下了基礎。“經濟”對生活的制掣給她留下了深刻影響，并決定了她以后的人生選擇和倫理價值標準。

在時斷時續的求學生活中，少年蘇青曾主演《娜拉》，參演《復活的玫瑰》、《青春的悲哀》、《孔雀東南飛》等劇。在“一·二八”戰火中，自編愛國雙簧宣傳抗日，以后又閱讀了“二十八部長篇英文名著”［②］，看了“新文藝居多數”［③］的書籍。這表明了“五四”啟蒙文學連同外國進步文藝倡導的“個性解放”、“平等”、“自由”新風已或多或少吹進這個寂寞倔強的少女心中。

30年代，中國社會根本性質未變，但風氣已大為開化，經過“五四”新文化的批判和建設，女性與“平等”、“自由”、“解放”之關系已成社會無意識的一部分。然而，生活在大上海的蘇青卻突遭婚姻變故，在《關于我》中，作者不無感傷凄楚地說：“在三十一年冬，夫妻不幸反目了，連最低的生活費都拿不到，那時候大的孩子是七歲，小的孩子尚在襁褓中，一家五口連娘姨之內都要我養活，要在社會上找一個立錐之地，真是不容易啊，丈夫的回心轉意既遲遲不可期，而孩子們嗷嗷待哺的情形倒是不容忽視，我只好投筆寫稿了。”［④］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蘇青柔弱的雙肩始終擔負著家庭家族的重擔。對這種孤獨無援的境況，作為蘇青知己的張愛玲充滿無限感嘆：“生在現在，要繼續活下去而且活得稱心，真是難，就像‘雙手劈開生死路’那樣艱難巨大的事，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對于物質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夠多一點明了與愛悅，也是應當的，而對于我，蘇青就象征了物質生活。”［⑤］在生存成為蘇青生命的第一要素時，少年的經歷和倔強堅韌的性格使她在上海這個物欲世界保持了鮮明獨特的人生觀。對此，蘇青說：“我也可以用不正當的手段換得較好的物質享受，然而我沒有做過，因為我有自尊及尊重別人的心……”［⑥］。自尊自立、自愛自強是她個人主義思想和自由人格的核心。她還說：“我千方百計地不妨害別人，也千方百計地不受到別人危害。”［⑦］這表明，蘇青的個人主義思想中有求得自身發展無礙他人的自保意識，有圓滑世故、清高自重的自衛本能，但它是無礙別人而愛己的，利我而兼利他人的。

置身在上海這個“對實際效益精明估算”［⑧］的城市，面對柴米油鹽這瑣碎實際的生計，蘇青自謂創作的動機是：“我很羨慕一般的能夠為民族、國家、革命、文化或藝術而寫作的人，近年來，我是常常為生活而寫作的。”［⑨］作家“賣文為生”的無奈情境加上上海淪陷法西斯同封建主義相結合的時局，蘇青坦言相告其創作的審美價值選擇：“……我沒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而且即使無甚危險、我也向來不大高興喊口號的。”［⑩］這種謹慎實用的寫作宗旨加上生活經驗的單一不豐富，使蘇青在總結個人創作經歷時只能說：“我的文章材料便僅限于家庭學校方面的了，就是偶而涉及職業圈子，也不外乎報館雜志社，電影戲劇界之類……”［①①］。這必然使她的創作以開掘個人生活和體驗兼及周圍市民生活為特點。尤其她少年喪父，中年別夫的遭遇，使她充滿著對女性生存境況的執著關懷，從而將個人心緒社會化、外化，將現世尋常人家的人生作為創作的中心題材，在中性話題，邊緣問題，“莫談國事”的題材中發抒個人的見解與智慧。在創作過程中，亟切單純的經濟考慮使其創作心態不同于許多作家要么優裕從容，要么癡迷執著的臨界狀態，蘇青的審美是紀實性的和世俗化的；她既漠視個人同市民階層趣味見解的差異，以俗世人的視角來觀察理解生活，又在個人稟性與世俗社會文化大異其趣的同時，以反諷、調侃的態度表現對所屬階層、世俗社會的批判。

作家的生活和創作是互動的過程，個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懷總在作品中以各種方式表現，創作可以鞏固也可以改變作家的稟性氣質。蘇青獨立而從眾、超然而合俗的個性，創作的應景入世與適應節制，使她既不追風趕浪依附趨從政治上的某黨某團，也不附就追隨藝術創作的某家某派。因此，雖在淪陷區賣文為生，她卻沒有依附日偽當局做媚外作家、御用文人。她堅持恪守著自立自尊、自愛自強、實用生存的思想原則，以中間的自由文人自居，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激烈尖銳的上海灘，以自己的堅韌不拔的精神，在舉步維艱，如履薄冰的時局中，終于贏得了夾縫中的生存地位，保持著與反動的法西斯文化陣營、資產階級右翼文人、左翼作家、抗戰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的間距。以自己文章的趣味、以人生的智慧和見解及政治傾向上的模糊態度，求得了生存與發展。成為上海淪陷區《天地》雜志的創辦人，各家報刊爭相轉載其作的“紅作家”，并以其獨異的散文創作贏得了散文界名宿知堂先生的嘉許扶助。

蘇青創作非感于時代之召，非迫于文學精靈的叩擾，其創作的個人性、實用性、自由性，使她在即使是選擇“中性話題”作為創作的熱點時，哪怕是處在上海淪陷區文學以模糊性見長［①②］的時期，也有別于任何一位作家。“偉大的單純”［①③］是她的特色。“蘇青是喜歡充滿生活情趣的熱鬧人生的，世俗而無所顧忌，她的散文和她的生活態度一樣，平實而熱鬧，她的文字流利、明爽，坦白并含有幾分男性的豪放和奇想。心想筆到、信筆由韁、大膽率真絕無規避之處。她從女性的角度，寫男女之間的情感和情緒，寫家庭生活中女人的艱難和困惑，寫職業女性的快樂和失落，筆觸自如地觸及到細小瑣碎的角落。”［①④］這，概括了蘇青散文的取材特點和敘述方式，其內在的文化品格與周作人的平實風格有一脈相承之處，“不過周作人的是平實而清淡，她的卻是平實而熱鬧。”［①⑤］在具體為文中，又分明透露出女作家的風神氣韻。

二、關于女人種種……

女人的話題是亙古常新的，古今中外眾多作家對此話題可謂妙語連珠，獨出己抒，但在“菲勒斯中心主義”的文化秩序中，男性作家總不可避免地以優越的態度表現對女性或觀賞或厭憎的情感，究其實質都是置女子以非對等地位。以女人視野體味和描寫女人，在古代社會早已有之。一部《中國婦女文學史》（謝無量編，中州古籍出版社）將女性對自我生命經驗的咀嚼、觀賞、發現及女性對時事、人生的見解照錄下來，分明已表現出女性文學的特點：脂粉氣與劍俠氣，女兒態與男兒骨有機糅合在一起，但這些女性文學都未脫“閨閣文學”之囿。蘇青散文則在前輩作家開辟的“新文學與人”之關系的大背景下，對女性生活的表現呈現出新的特點。

執著于女性生存境遇的抒寫，尤其執著于對現代社會走出家庭受新教育的女性境遇出路的考察，表現女性在男性中心文化的社會里，在歷史和現實的交匯中所受的性別歧視，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這是蘇青散文的主要內容，也是最為評論者關注的特色。但有論者認為，蘇青“糾纏如毒蛇般”的情節、人物癖好，表現了她強烈鮮明的女權主義態度情感：“她的這種相對狹窄的男女平等觀、影響了她作品對婚姻問題探討的廣度和深度”［①⑥］，我認為此說欠公允與準確。蘇青對現代女性生活境遇如此關注，既受她生活環境——喪父別夫的情感經歷及職業女性自立社會謀求生存的現實境況的影響、更有作家因此生成的情緒人格作用。作者曾說：“兩年來，生活可真是到處潛‘辛酸’的，但我還是咬緊牙關過下去了，因為有它（寫作及作品）在做我安慰，供我發泄苦悶，它便是文章呀；在白云悠悠的夏之傍晚；我辛苦地校稿樣，在更深人靜后，我還在防空燈罩下握筆凝思，究竟為的是什么？”［①⑦］為的是一個人“只有當他適應了自己的內心世界，也就是說，當他同自己保持和諧后，他才能以一種理想的方式去適應外部世界提出的需要，同樣也只有當他適應了環境的需要，他才能夠適應他自己的內心世界，達到一種內心的和諧。”［①⑧］蘇青對于現代婦女問題的“糾纏”還可在下述文字里得到解釋：“任何行為的反常都可能標志著某種情結……情結也可以表現對某些非常熟悉的事情喪失記憶，因為同一種無意識的情結有某些聯系而沉沒在無意識之中，此外對于某種情境的過分夸張的反應，也標志著這一情境與某種情結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系。”［①⑨］正是對現代新女性及女性生活的迷茫困惑，對自我現狀厭惡情緒的無意識，對辛酸生活的消隱，對女性問題的膠著態度，反映了蘇青人格的“情結”——對男權社會的冷面諦視及調侃揶揄，對現代女性生活的熱切關注，對男女關系、女人的現狀和未來的深情凝視，成為蘇青始終探討不盡和常談常新的話題。

筆者注意到，蘇青散文的極小一部分是作家對童年往事的抒寫，在接觸這類題材時，作家的筆調總是歡快輕靈跳動的，總敷以淡粉色和蔥綠色的情調，這兩種色彩包孕了兩層含義：一是往昔的天倫之樂是世俗人家的；二是塵世生活中蘊含了生命流動的某些秘密。這類散文有《朝花夕拾》的親切和暖，有《往事》的輕倩童稚，但這“愛”與“情”更有尋常人家的樸實或世俗，因此作者在娓娓道來時，總使讀者產生不可抵御的親和力。

可以說，蘇青的散文已突破了傳統女作家“閨閣之樂”的局面，顯示了“平民文學”的傾向，同時還更為深入地觸及到了生命生存狀態的某些側面。

（一）女性孤獨行旅者心緒心境的外泄

在現代文學史上，蘇青是個孤獨的存在，她不同于冰心、馮沅君、梅娘、張愛玲等，后者雖受“五四”新思潮影響，具有鮮明的獨立、平等、解放意識，但生活安定，屬于收入中等的知識階層；也不同于廬隱、蕭紅，雖為生活所迫輾轉底層，多嘗艱辛，卻依然以癡迷執著的文學追求撐持自己。蘇青首先是個負有家族家庭之累的市民婦女，為求生而無奈賣文，創作同生活處于同步對應的密合關系之中，她體驗并有切膚感受的是實實在在的一個女性——受新文化些微影響走出家門的現代都市女性，在求生道路上的感受、追求和意緒。

《我的手》通過一雙手的外形變化，不僅寫出了自己一生的經歷，更發出了“手是衣食父母”的辛酸感嘆，文章有濃郁的感傷悲涼色彩，生之艱難于此可見一斑；《自己的房間》則以幻夢之筆寫求職女性在“滾滾紅塵”之外的自由欲求，心靈放松的亟切愿望和終不能得到的無奈。其他如《海上的月亮》等。這些篇什中主人公的情緒心境都是獨立自由的職業女性在求溫飽、求生存、求發展的道路上的細微情感，人物是紅塵中的尋常人，而意緒則緊扣一個“俗”字，密合常人易察的一個“情”字，卻無文人雅士、志士仁人的雅致或激昂。

同樣是“淡淡的哀愁”，但蘇青的“愁”不同于冰心，更不同于廬隱、石評梅，是面對人生窘境，渴望心靈片刻瞬時解脫放松而不得的愁緒，哀郁感傷的調子更多“紅塵”的樂符。

（二）洞悉解剖過渡社會男女關系，發獨家之聲，立個人奇論

蘇青說：“我常寫這類男男女女的事情，是的，因為我所熟悉的只有這部分，但我對于他們卻并未如讀者一般地感到興趣，相反地，我是十分厭憎著的。”［②⑩］作家的自述頗能說明問題。蘇青生活環境局狹單一，女人出于本能容易關注的事也常是日常生活的男男女女、婚姻愛情等情感題材，而作家生活的瑣細繁冗喧雜也不可能使她對一個形而上或什么重大的意識形態問題發生興趣，因而寫過渡時代的男男女女就成了其專項產品。有論者說：“…無論小說散文雜文，所寫所論幾乎無一例外，清一色與婦女生活有關，她簡直成了敘寫婦女的‘專業戶’，在我國現代作家中，寫作題材如此專一集中，如此純粹，似乎是不多見的。”［②①］

蘇青發表如此眾多的“男”、“女”篇章，不能忘記其有一個時代的大前提即過渡時代：物質文明飛速發展，現代新思想新文化卻與傳統的舊道德舊思想并存雜糅，特別是現代社會政治的專制獨裁往往使傳統文化的惡瘤加速生長。因此，在蘇青的很多散文中，作者通過透視男女關系的特征，給我們揭示了一個時代文化的特點，也隱喻了我們民族在接受現代新思潮時特有的文化“同化力”。

請看《第十一等人》：“大部分丈夫早已不把妻子當作第十一等人看待了，相反地，他把她認作全智全能的上帝，他要求她，第一有新學問兼有舊道德，那比以前做第十一等人時只講‘女子無才便是德’要難得多了；第二能管內又能對外，管內便是洗衣做飯抱孩子，對外便是赴宴拜客交際跳舞……第三，合則留不合則去，從前男子雖把女人當作他的奴隸牛馬，但總還肯豢養她，教導她，要她們生兒子傳種接代，與自己同居到老死，而現在的男子呢？他們都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一旦馬兒老了或尚未老自己騎厭了，便想把她一腳踢開，另換匹新的來騎，踢開一個妻子，橫豎也不過是幾千元贍養費的事……”。

這里，作者揭示了過渡時代男女地位的關系，現代與傳統的交合使婦女雖在新文明的保護下形成可憐而淺薄的平等自由，但實際負荷的卻是遠較傳統女性重的多的精神壓力，這是女性的解放還是女性的桎梏？

蘇青一針見血指出現代婦女的兩難處境和扮演的尷尬角色，出語獨異、見解新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蘇青對女子解放提出了個人的見解和質疑：要真正使女子獨立，只有解決經濟問題，走上職業女性的道路，但職業女性的情感歸宿卻是：“男人總不大喜歡職業婦女，而偏喜歡會打扮的女人，職業婦女辛辛苦苦，結果倒往往把丈夫給專在打扮上用功夫的女人奪去。”［②②］這是從男女性別心理出發，也是從情愛的辯證關系著眼，除此之外，職業婦女還要承擔雙重的社會責任，扮演兩種性別角色：“工作辛苦是一端，精神上也很痛苦，職業婦女除了天天出外辦公外，還得兼做抱小孩洗尿布，生煤球爐子等家庭工作……”［②③］。

以上是職業女性的苦楚，而絕大多數女性盡管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新思潮的薰染，但仍舊依賴丈夫在家中，由于男女性別不同，性別就造成了女子永遠的悲劇，自然法則難以抗拒，經濟獨立也難實現，世界對男人是自由開闊的，對女性卻是狹隘的束縛的。男人可以實行多種形式和規格的“多妻主義”，女人卻依然必須維持“從一而終”的古訓，“好色”是男人的專利，“嫉妒”仍舊是女人的惡疾。因此，男人盡可“移情別戀”，女人只能也必須將愛的心緒轉移給孩子，完成由“女兒性”向“母性”的轉移……這些論調在蘇青的《談男人》、《談性》、《論女子交友》、《談婚姻及其他》等篇什中多次回響。

這種有關男人女人的論說既有現代社會女性的新問題，也有人類自有史以來男女性別差異矛盾產生的二律背反；而歷史河流的淤泥泛濫在現代的河床上，就使男女性別矛盾愈加荒謬和激化。蘇青的分析還十分明顯地打上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烙印，較準確地概括了市民社會男女關系的實質。這無論在情愛心理學的范圍內，還是從性心理的角度看都包含著一定的真理性和智慧性，盡管作者對這些認識的張揚不免有擴大化之嫌。

（三）紅塵女性面面觀難以走出家庭的娜拉們

易卜生以人道主義情懷和啟蒙思想為武器，將溫柔鄉中的娜拉鼓噪出家庭，“五四”新文化運動蓬勃開展時期，魯迅先生則對走出家門的娜拉——子君的悲劇人生做過冷峻深切的思考。子君回歸家庭的命運說明僅憑“個性解放”思想和一時之勇并不能取得真正意義的女性獨立，女子解放須得力于全社會的解放和經濟的獨立。在“男女平等”、“個性解放”的春風鼓蕩了多年的中國城市里，女性的實際情形如何？《我們在忙些什么》分明寫出受新教育的女性回歸家庭成了洋化的新太太，依然扮演著傳統女性的角色：相父教子，侍奉公婆，宛若蒼蠅因外力的震動，飛了一個圓圈又復歸起點；《論女子交友》中，這些新女性之“新”往往成了裝點生活和社會的化妝品；《小天使》則活畫了曾為愛付出巨大代價的新女子在取得摯愛后，依舊成為新家庭的育嬰婦——一個勝利了的子君……

這些篇什表現了蘇青一以貫之的“現代女子教育失誤論”的思想。她指出：現代女子教育對婦女解放發展的預設和傳統社會女子性別文化的矛盾沖突，當世界潮流還女子以“人”的面目并在政治法律諸層面實現男女平權時，現代中國社會卻僅在婚姻愛情等領域給女子浮表性的“解放”、“自由”權利，而在經濟決定一切的國家里，女子的地位依然是世襲因循的……

這種對新女性不乏嘲諷的態度，一方面表現了作者對上海這個殖民地化的都市女性虛偽做作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由于蘇青生活經驗的局囿，對現代新女性另外一種人生際遇的抹煞和忽略。但可以肯定的是，蘇青確實刻畫出了市民社會的女性階層無奈而必然的選擇。

（四）女性出路探微

蘇青筆下居于一隅的女子終究難免充當養子持家的角色，愛欲皆無；職業女性雖然經濟自立，人格獨立，卻難擺脫“情歸何處”的迷茫與守情守家的兩難窘境。女性的出路何在？蘇青對此做了回答：堅持經濟獨立，將女性職責范圍內無可逃避的任務——生養孩子社會化、國家化。具體說，就是成立國家、民間性質的托兒所，宣傳女子節育（《論女性的將來》），國家給予以養育孩子為終身職業的女性最優厚待遇（《戀愛結婚養孩子的職業化》）。這些將職業女性生命的責任義務公益化、社會化的思想都顯得平實、實在又實用。在40年代的上海，此說似有“烏托邦”之嫌，但細忖卻會發現其思想敏銳之過人之處：當娜拉成為自主個人時，魯迅先生的子君悲劇卻指出女子徹底解放的根本出路并不只是愛情自主、個性解放。蘇青對職業女性解放的思考則更為具體、實際、深切，她從女性的生命進程、性別發展的本體角度提出了卓爾不群的看法。歷史的發展部分地實現了蘇青的設想，社會的進步會繼續印證蘇青的預設嗎？答案應是肯定的。蘇青從女性生命本體出發探究女子解放的出路，這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震聾發聵之貢獻。

當我們對蘇青散文篇什的女性世界做如是巡禮時，不難看出：蘇青做為市民社會一新女性，以個體生命的真切體驗和敏銳感悟對“女性”這一特殊群體在歷史的發展中遭遇到的壓抑摧殘和貶損，同現代社會的虛浮怪誕造成女性生存的進一步困境作了洞幽燭微的觀照。這是作家對個體類屬生命的觀照，是還女性一個“人”字后將女性當作不同于男性的另一種性別生命的可貴觀照，這就使蘇青對女性的抒寫具備了女權主義者的義勇和敏銳，又有不同于她們的溫婉與柔情。女性的困境，女性的解放得力于父權社會還女子以真正生命意義的女性本質，由此，一切荒悖都會消失。

三、中性話題——談天說地，品評人生

市民社會繁雜喧囂、光怪陸離，市民生活瑣碎緊張，市民社會的文化構成因而是多層次多方位的，不僅農工商官匪痞文化交叉并存，上海還結合了殖民地文化與封建末世文化，但市民文化始終是主流文化。這種文化不僅咀嚼日常生活的興味，品嘗俗世生活的樂趣，探究紅塵生活的精微處，追求當下生活的現實享受，而且還長于對周遭生活的各種事件進行褒貶評議，以致于人言沸沸、形成一種相對寬松的環境氛圍。這種市俗情趣和市民心理也明顯影響到蘇青的性格和創作，使她將個人對生活的品味、情興、態度訴諸筆端，使中間話題、邊緣問題的抒寫具有更為鮮明的俗常意味。

在蘇青散文中有相當篇什談論生活的方式態度，以此表現海派特有的智慧與生活的情致，追尋人類的共同情結。它們常涉及吃住睡行、男人女人等話題，但被蘇青寫來時卻消解了“閑適小品”的悠游和溫雅，也沒有消閑生活絮語的精致與逸遠，而更多地增添了在紅塵中日常生活的“俗人”的情懷與趣味，流露出較濃重的海派和吳地氣息。

蘇青雖在大上海謀職、但在“食文化”上卻頑固認同故鄉。她贊美寧波人“吃”得清爽原味，吃得大氣淋漓，吃得玲瓏精致（《吃與睡》、《寧波人的吃》、《夏天的吃》），睡要睡得隨意自在，靜謐安閑。她談論為人媳的隱忍與知禮（《做媳婦的經驗》），她賣弄調解夫妻吵架的機巧（《論夫妻吵架》），她透露“老”與女人生活境遇之關系……凡此種種熱門的、邊緣的話題，都是作者逞才使氣的好場所。這一方面表現了作者的才情和機敏，另一方面又再次體現了作者主觀的審美需求：“天地之大，固無物不可談者，只要你談得有味道耳……”［②④］。

現實中的蘇青是嚴肅認真、直言無忌的，她雖淡漠超俗、自愛無傷，但坦率明爽的性格及獨立不倚的自由主義思想卻使她對都市生活的許多惡瘤進行解剖抨擊。這種嘲諷式的批判既繼承了魯迅先生對洋場社會國民劣根性批判的傳統，也體現了蘇青做為市民的特有胸襟和氣度。

《搬家》分明是洋場社會“黑吃黑”的一出鬧劇；《送禮》則嘲諷了中國文化的“面子”觀念及繁縟迂腐無聊的人際關系；《敬兇》則解剖了中國人倚兇凌弱的集體無意識；《救命錢》又分明是對人情冷漠、拜金意識扼殺人性至情現象的憤慨和悲哀。這類散文可歸結到魯迅先生創立的“社會文化批評”類的創作風格中去，它使蘇青散文在女性向度上更增加了男性向度的深沉和憂憤。

結語：俗世人生的抒寫者，身歸何處

蘇青在現代文學史上是個怪異孤獨的存在，她的散文沒有冰心散文抒寫人生的明麗與柔美，不具備廬隱小說憤世的感傷和哀絕，也不像馮沅君小說造情覓情的熾熱與大膽，缺乏丁玲小說作為階級代言人的社會寓意，更不似張愛玲身為名門之后，以優裕的憂郁和冷靜的調侃，去構造具有現代言情色彩的“海派小說”。蘇青創作因賣文為生而帶有較強的個性操作性，淪陷區政治時局下“海派小品”的興盛，市民文化趣味的潛在要求，加之作者生活經驗的局狹單一，個人情感的俘游與焦慮，境遇的多變與憂危，這使蘇青散文更多地帶有邊緣性、中間性、個體性的顯著特點。

鑒于此，不論蘇青筆下的女性世界景觀，還是其對多味人生的品評，抑或對社會生活的犀利解剖，都不折不扣地打上了市民階層感情、意愿、趣味的烙印。如果說，冰心這一代女性文學創作在一定程度上是“遵命文學”、“啟蒙文學”，隸屬“精英文化”，那么，蘇青散文則毫無愧色的以其對市民俗世生活、凡俗人生的探索性抒寫進入現代文學優秀作家的行列。她的創作分明揭示出了市民文化的某些側面。蘇青用自己獨有的“話語”完成了對這部分人生活心靈的探索，她在“左”、“右”兩派的夾縫中求生的創作顯示出了其散文的獨特的文化和歷史價值。

蘇青散文在創作上追求“平實”。在評價個人的散文成就時，蘇青自謂：“假如要勉強替它尋找出一些價值的話，那只有說平實的記錄也可以反映這個時代吧。”［②⑤］以紅塵男女的面面生活和世俗人生百態曲隱地反映特定時代市民階層的情趣、態度、追求，塑造世俗形象，這是蘇青散文的基本審美特征。

以平實之筆繪寫凡俗人生，表現市民階層對當下問題的關懷，這是蘇青散文顯在的審美品格。

①①⑥②①胡凌芝：《蘇青論》，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3年第1期。

②蘇青：《元旦演劇記》，見《蘇青散文精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③④⑥⑦⑩蘇青：《關于我》，見《張愛玲與蘇青》，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⑤①③張愛玲：《我看蘇青》，見《張愛玲與蘇青》，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⑧余秋雨：《上海人》，見《文化苦旅》，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

⑨蘇青《〈浣錦集〉自序》，見《蘇青散文精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①①①⑦②⑩蘇青：《〈浣錦集〉四版小言》，見《蘇青散文精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①②參見黃萬華：《淪陷區文學鳥瞰》，載《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3年第1期。

①④見《蘇青散文精編前言》，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①⑤胡蘭成：《談談蘇青》，見《張愛玲與蘇青》，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①⑧①⑨轉引自《榮格心理學入門》，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100、79頁。

②②②③《蘇青張愛玲對談記》，見《蘇青散文精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④蘇青：《〈天地〉發刊詞》，見《蘇青散文精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⑤蘇青：《〈浣錦集〉與〈結婚十年〉》，見《蘇青散文精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