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類型的轉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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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

傳統學者屬于書齋型文人，他們雖然在與友人的書信來往中闡發文藝主張，探討某一文學理論，但他們的書信文論相對較私人化，流通渠道僅限于數個好友之間，甚或乃至結集出版文集時，才將它們收錄其中，為世所悉。反之，由于報刊傳媒的發展，相當一批五四學者以“文”謀生，他們從事翻譯、編輯、職業撰稿人等工作。受此職業特點的影響，書信這一傳統的文體也成為批評家們公開宣傳新思想、論爭新觀點的重要工具。五四以來，采用書信形式發表于各大報刊的文論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如：錢玄同的《致陳獨秀》發表于《新青年》第3卷第1號；胡適、錢玄同的《通信：論小說及白話韻文》發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1號；劉半農的《復王敬軒書》發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3號；林紓的《就本刊登二古評批〈荊生〉給本刊主筆的信》發表于《每周評論》第15號；魯迅的《致傅斯年信》發表于《新潮》第1卷第5號等。借助于報刊這一現代形式的“公共空間”，書信體批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開放度。首先，通信成為開展文學批評的重要途徑。

這些書信文論或是一封或是一組，通信之人可以是兩人或兩人以上，借通信而展開的討論由于參與者眾，其影響力自然也大。從文學批評實況看，像胡適關于“八事”的《寄陳獨秀》來信一經《新青年》第2卷第2號刊登后，即刻成為評論界的熱點。陳獨秀回信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礎上胡適撰寫《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該文在《新青年》發表后又引起錢玄同的關注，他也給陳獨秀寫了封信，提出自己的意見。陳獨秀收到后將錢信以及自己的回信一并刊登在《新青年》上。錢胡兩人也有書信往來，他們之間的書信《通信：論小說及白話韻文》同樣刊于《新青年》上。爾后參與論爭的來信越來越多，既有新文化統一戰線同仁們平心靜氣的切磋，也有新文化運動者與林紓之流的復古主義者之間針鋒相對的辯論，隨著討論的維度不斷拓寬，新文學觀念也日臻完善。其次，以傳播媒介來公開表達意見，是“公共空間”的顯著標志。借助報刊這一“公共空間”，書信體批評不再是知識分子的專利。傳統的書信體批評缺乏普通民眾的參與。民眾的缺席導致文學理論傳播通道的單一，而文體往往需要在雙向的傳播與幅射的過程中不斷更新發展。五四時期倡導使用的白話大大降低了書信寫作的門檻，再加上許多報刊雜志為了擴大影響，紛紛開設讀者“通信”欄目，使越來越多的平民讀者成為文學批評的新生力量。1915年9月《新青年》（時名《青年雜志》）創辦之初，即設“通信”一欄，“以為質析疑難，發舒意見之用。”

《新青年》從創刊號直至1921年，每期都有讀者來信，甚至一期刊登的讀者來信有時多達25封。同樣，《小說月報》、《創造季刊》、《新潮》等刊物都曾開辟“通信”欄目，其中不少來信所闡述的問題與文學理論批評有關。這類通信可以說是文學批評發展的隱形推手，“我之文學改良觀”、“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理論”等問題就是通過這些欄目擴大影響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黃紹衡讀者致沈雁冰信。該信刊于《小說月報》第13卷第6號，黃紹衡于信中催促《小說月報》盡早開辟創作批評欄。于是《小說月報》便從第13卷第8號起開辟“創作批評”欄目，促使批評迅速擴大影響。因此，五四的書信體批評具備了古代所沒有的公共性，對某一文學觀念或某一理論問題的研究往往依托某一報刊作為平臺，仰賴一批信友的相互交流合作。

趨時性

受時代大潮的影響，五四時期的文學批評不像古代那樣相對囿于較純粹的學術領域，具有鮮明的趨時性。五四初期，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統治，卻未能清除傳統舊思想的荼毒。于是，新文化的先驅者掀起“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聲浪。受此時代氣氛感染，很多作家在與友人的通信里熱衷于討論如何建設新文學等問題。許多具有現代意義的話題都是在通信中誕生的。胡適在1916年8月19日答朱經農的信中就提出了著名的“文學八事”。錢玄同的《致陳獨秀》一文從語言進化的角度論證白話取代文言的歷史必然性。錢玄同與劉半農的雙簧信《文學革命之反響》明確提出新文學的目標“三大主義”。宋云彬與錢玄同的通信《“黑幕”書》對代表舊文學的黑幕小說展開猛烈的批判，斥之為“殺人放火奸淫拐騙的講義”［8］70。可見，五四時期的書信體批評對主流意識形態十分敏感，始終呼應新文學的時代訴求，關注現實，具有鮮明的趨時性。概言之，五四時期，書信這一文體盡管在格式上沒有較大創新，但舊瓶裝新酒，這一“容器”根據時代和現實的需要容納新思想，成功轉換成具有現代意義的新文化載體。

序跋體

序跋是一種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文體，姚鼐在《古文辭類纂》分文章為十三類，“序跋”列第二。凡經史子集，詩文圖書之類皆可寫序作跋，因此序跋體文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僅小說而言，丁錫根所編的三冊本《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一書所收小說及說部總集凡537部，所收序跋約1300余篇。即便是在傳統批評范式日漸衰微的現代文學批評史上，序跋類文論依舊成果豐碩。例如1941年王冶秋選編的《魯迅先生序跋集》所收集的序和后記等，共有134篇，而附記、譯名、附續記等還沒有列入，共約25萬余言。胡適所寫序跋數量不亞于魯迅，他曾說：“從1920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十四年之間，我以《序言》、《導論》等不同方式，為十二部傳統小說大致寫了三十萬字（的考證文章）。”

其他作家周作人、茅盾、郭沫若等人所寫的序跋數量也很多。從文體學角度觀照，五四時期的序跋既有繼承也有創新。在題名上基本沿用傳統的序言、小引、前記、題辭、跋、后記、附記、附注等；語言上多采用明白曉暢的白話，根據現代語法遣詞造句；內容上有自敘寫作緣由、抒發感慨、理論歸納、學術介紹等；體式上既有文情并茂的漫談，也有結構縝密的評論。相較而言，五四序跋寫作在理論內涵、思維方式、批評方法方面有了質的飛躍，顯現出鮮明的現代特征。

相對而言，傳統序跋體批評大多比較“微觀”，拘泥于對單個作家的作品或數個作家的合集點評，在縱深層次的理論問題方面探索有限。五四批評家則常常以高屋建瓴之態探討作品與社會生活的聯系，考察作品的現實意義、理論價值等。魯迅的《吶喊•自序》在按照慣例闡述寫作的緣由和目的外，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鐵屋子”的理論，使得該序言成為研究魯迅思想的重要文獻資料。其譯文序跋也常對所譯小說的引進意義和思想價值加以總結，表達了作者介紹“他人之心”、“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思想。魯迅在1920年前后之所以翻譯俄國作家阿爾支跋綏夫的《工人綏惠略夫》、《幸福》、《醫生》等作品，正是看中阿爾支跋綏夫的“流派是寫實主義，表現之深刻，在儕輩中稱為達了極致”，并在《工人綏惠略夫》譯后記里對“現代人”的兩面性進行入木三分的揭露，對某些評論家認為作者“誨淫”和“誘惑青年”的謬論進行反駁。而錢玄同的《嘗試集•序》雖是為胡適《嘗試集》作序實則是一篇提倡“言文一致”的理論文章。他認為“做白話韻文，和制定國語，是兩個問題。制定國語，自然應該折衷于白話文言之間，做成一種‘言文一致’的合法語言”，主張“為除舊布新計，非把舊文學的腔調全數刪除不可”，嚴厲批判了歷史上那些獨夫民賊和文妖們對“言文一致”進化大勢的破壞。其他諸如瞿秋白的《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郭沫若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和耿濟之的《屠格涅夫〈前夜〉序》、楊振聲的《〈玉君〉自序》等都能于具體作品外解讀出更多帶有普遍性的理論思想，這類深度批評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闡釋張力。

而且傳統序跋篇幅一般較短，用的是文言文，對著者身份、著述內容、作序緣由的介紹著墨較多，分析評騭常憑個人感悟、體驗的方式，缺乏邏輯嚴密的演繹論證。像杜牧的《李賀集序》一向為人稱道，文章前兩段主要闡述作序的起因和心情，第三段使用“云煙綿聯”、“水之迢迢”“春之盎盎”、“秋之明潔”、“風檣陣馬”、“瓦棺篆鼎”、“時花美女”、“牛鬼蛇神”等象喻之辭概括李詩的整體風貌，但序中對李賀詩風的點評仍然是感性判斷多過理論辨析。而五四時期的序跋文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還保有傳統感性批評的痕跡，不少批評家卻在傳統體式框架上引用西方批評理論進行解讀，精神分析法、社會學方法、平行比較法等常成為五四批評家的它山之石。如魯迅在《〈幸福〉譯后記》里評價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的短篇小說《幸福》時就使用了弗洛依德理論中的“無意識”和“本能”兩個概念。鄭振鐸在《〈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中應用比較的方法以理性的思維從“真”與“乏真”、“人”與“非人”、“平民“與非平民”、“悲劇”與“團圓主義”四個方面對中俄文學進行比較，邏輯嚴密。

可見序跋雖是一種傳統的批評文體，卻增加了許多新質，不僅容量拓展，而且思想性和理論性得以提升。五四的序跋文論不僅是我們理解作家創作思想、藝術理念的重要憑證，而且還是我們追溯五四文藝思潮、文藝流派、文藝論爭生成的歷史現場的重要依據。特別是那些數量較多的譯文序跋，是五四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是國人了解世界文藝潮流、域外文學的重要窗口。

論文體

中西文化是兩種不同的文化類型，二者之間存在許多差異，其中，最明顯的區別在思維模式上。中國傳統思維習慣憑借經驗和直覺從整體上把握對象的內在本質和規律，所以較為直觀和感性。因此，詩話、詞話、評點、序跋、書信成為中國古代重要的批評文體。而西方思維則具有濃郁的理性和思辨色彩。習慣以實證和邏輯推導來把握世界，因此，條理分明、論證充分的論文體在西方文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晚晴時期，西學東漸，梁啟超、王國維、嚴復等人在文言文舊語言的框架中，“別求異邦于新聲”，對文學批評文體進行改良。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以嚴密的邏輯，科學的方法、系統的理論，成為當時文壇的新風標。至五四，論文體的寫作已蔚然成風，最確鑿的證據就是以“論”為題的文論不斷出現。如《文學革命論》、《論“黑幕”》、《論短篇小說》、《再論戲劇改良》、《歷史小說論》等。其他雖沒有冠以“論”字的文章同樣在思維方式、篇章結構方面顯示出與傳統批評文本的巨大反差，具有明顯的現代特征。

首先從思維方式上看，五四時期的文論多屬于理性文本。究其緣由，與科學主義思潮的興起有關。鴉片戰爭后裹挾而入的西方科學精神正潛移默化地改變國人的思維習慣。科學、民主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面大旗，陳獨秀在《新青年》發刊詞《敬告青年》一文中“謹陳六義”，其六便是“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同時，五四作家的知識結構較為全面，中西兼備。許多學者是在國內新式學堂完成中學（中等科）和大學本科（高等科）教育。部分學者還曾遠涉重洋、負笈游學。魯迅學過地質和醫學，周作人攻讀過海軍技術，郭沫若學醫，胡適學農業，張資平學地質，成仿吾學兵工，郁達夫學經濟。這種求學經歷使他們在夯實的傳統人文知識底子上融入了現代科學的因子，對他們的理性思維能力的培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這種思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評論的文體風格。具體而言，他們不再拘泥于詩話、詞話、序跋、書信之類的傳統文體，而是選用了重邏輯、重推理的論文體。以茅盾的《評四、五、六月的創作》為例。論文中，作者首先采用調查歸納法對1921年四、五、六三個月的小說進行調查歸類，按照題材劃分為六種：（A）描寫男女戀愛的。（B）描寫農民生活的。（C）描寫城市勞動者生活的。（D）描寫家庭生活的。（E）描寫學校生活的。（F）描寫一般社會生活的。并統計上述六類題材的篇數為：（A）七十篇以上（B）八篇（C）三篇（D）九篇（E）五篇（F）二十篇左右。在此基礎上，茅盾對各類題材逐一解析，得出結論：“為創作而創作，實是當今大多數創作者的一個最大的毛病；現在的許多戀愛小說便是極好的例證。”從論證方式來看，茅盾自覺運用歸納、演繹、統計、反證等方法，證明其論點的科學性與客觀性。

其次從篇章結構看，較符合論文體的寫作規范。中國傳統批評文論雖能評出許多言盡意未盡的精妙之處，但往往失于零碎。這種結構很難切合新文學理論建設的需求。于是，西方的文論模式對中國文學批評文體的轉換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胡適的《論短篇小說》堪稱此方面的典范。該文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什么叫做‘短篇小說’”。胡適先對“短篇小說”進行界定，接著分別論述短篇小說的兩個重要條件“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個方面”和“最經濟的文學手段”，并輔以莫泊桑的《最后一課》和《二漁夫》、都德的《最后一課》和《柏林之圍》等作為立論依據。在此基礎上，胡適在第二部分“中國短篇小說的略史”中，詳盡梳理了先秦諸子寓言至明清白話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歷程，并進而分析白話短篇小說發達不久便中止的兩層原因。第三部分的“結論”則由最近世界文學的趨勢得出要救治中國小說不講“經濟”和記死帳的弊病，不可不提倡短篇小說這一定論。整篇文章縱橫開闔、結構完整，論述嚴謹，注意各個論點、論據間的邏輯關系、講究論證方法，充分體現出與傳統文論迥異的文體風格。

文體是特定社會歷史文化的產物，其生成、發展、衰亡既受到社會歷史文化的影響，又受其自身嬗變的內在規律所制約。無可否認，詩話、詞話、評點等中國古代批評文體雖然具有鮮明的特色，但“這種批評形式的依附性使之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種真正獨立的文體，不構成一種知識門類，無法具有現代批評學的那種知識的自足性與生產性（即‘生題能力’），最終不能超越傳統文論的樊籬”。因此，必須對中國傳統批評文體進行改革，才能有所發展。當代美國學者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認為科學發展的過程，實質上是不斷摒棄舊范式，創建新范式的過程。同理，文學革命也是一個以新范式取代舊范式的過程。五四時期的批評家對序跋體、書信體進行現代改良，使之成為現代文學批評活動的重要文體，避免了像詩話、詞話、評點那樣被淘汰的宿命。同時，他們也效法西方，引進了論文體，使文學批評思維方式、語言使用、批評技巧等方面表現了中西文化合流的一上述三種文體共同促成了中國文學批評文體的現代轉型。

作者：宋向紅單位：莆田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