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建筑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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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徽派建筑的文化資本內涵

文化資本一詞最早可追溯到Baumol、Bowen（1966）《行為藝術：經濟學困境》一書的出版問世。該書雖沒有明確界定文化資本的基本含義，但卻論證了行為藝術等文化產品也像普通商品一樣具有經濟價值，并將給傳統實體經濟學研究帶來新的挑戰。法國學者布迪厄（1990）是文化資本理論的集大成者，他首次從社會學角度對文化資本進行了系統的論證，指出所謂的文化資本是指基于文化交易的一種社會關系，是可賦予人們權力和地位象征的累積文化知識；文化資本通常具有三種形態：一是個人內嵌式的文化資本，即包含在個人之中的價值觀、文化知識素養、宗教信仰等；二是實物附著式的文化資本，如書畫藝術作品、建筑造型藝術等能夠以物理形態作為資本交易；三是組織制度化式的文化資本，如各類學歷學位證書、從業執照等。繼布迪厄之后，澳大利亞學者思羅斯比（1998）則從經濟學視角進一步論述了文化資本的經濟價值功能，他認為所謂的文化資本是基于文化表現出來的有形或無形財富的積累，可稱之為有形文化資本和無形文化資本。有形文化資本為物質文化遺產和有文化價值的文化產品，包括建筑、遺址、油畫、雕塑、工藝品等；而無形文化資本包括民眾的思想意識、實踐信念和傳統價值等。這兩種形態的文化資本均可以通過消費和服務的不斷流動，如旅游、廣告，激發藝術家、建筑師和音樂家的創造靈感等方式，獲得文化資本的再生產，實現文化資本的增值。從上述關于文化資本的含義不難看出，作為我國文化遺產瑰寶的徽派建筑也一定蘊涵著豐富的文化資本。

首先，從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表現形態來看，它兼具有形和無形兩種形態：一是有形文化資本，這是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主體，包含了以徽州建筑本體為單元的文化資本，如古民居、牌坊、祠堂等古建筑，也包含了所有以徽派建筑符號為元素的其他建筑實體，如園林景觀、工藝品、藝術創意作品等；二是無形文化資本，包含附著在建筑本體上的文化價值，這是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核心，是通過建筑形式表達出的民眾共同認知的文化價值，如審美價值、歷史價值、教化功能等。其次，從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分類來看，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不可移動實體型文化資本，主要是徽派建筑實體以及與徽派建筑實體相關聯的徽州自然風光、地形風貌，這些都是徽派建筑不可分割的部分，這類不可移動實體型的文化資本可以用來旅游開發；二是可移動產品型文化資本，主要是根據徽派建筑文化資本再創造出來的，能夠像普通商品可以移動帶有顯著徽派建筑符號特征的文化藝術產品，包括圖書、影視作品、攝影繪畫等；三是意識形態型文化資本，是指那些依附在實體的徽州建筑文化資本之上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歷史傳說等能夠帶來精神經濟價值的文化資本。最后，從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本質特征來看，一是復雜多樣性。在徽派建筑文化資本中充滿了生機盎然、形態各異的諸如審美價值、精神價值、社會價值、歷史價值、象征價值等文化價值，這龐大的文化價值子系統，使得徽派建筑文化資本具有結構復雜多層的特點。二是邊際效應遞增性。

經濟學著名的戈森規律認為邊際效用遞減。然而，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構成要素并不是簡單的生產和積累，而是大量的信息符號，它能夠通過文化符號的創意使用不斷生產出新的需求；同時還因為徽派建筑文化資本中的無形資本具有累積生長的能力，能夠自我更新，培育發展出新的符號與財富價值體系，因而它不像一般資本通常會邊際效用遞減，而是呈現獨特的邊際效應遞增性。三是溢出效應強大性。文化資本的溢出效應是指一個群體如擁有相同的道德觀念、傳統價值等文化資本時，會產生文化認識的趨同，這種文化的趨同會帶來更廣泛的帶動和模仿效應，從而獲得外部的收益。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資本中的文化價值所包含的道德觀念、風水觀念、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以及涵蓋在建筑形式中的道德倫理訴求，這些均能產生強大的約束力、效仿力、凝聚力和傳承繁衍力，從而獲得不可估量的外部收益，產生巨大的溢出效應。綜上所述，徽派建筑的文化資本是指附著在徽派建筑之中能夠創造經濟價值的各種形式資本（具體結構如圖1所示）。由圖1可以看出，徽派建筑的文化資本結構分為有形和無形兩大部分，其中有形部分對應的是徽派建筑的不可移動實體型和可移動產品型的文化資本，無形部分則對應的是徽派建筑意識形態型的文化資本。因此，無論是從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表現形態，還是從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構成要素及本質特征來看，徽派建筑文化資本除了具有一般資本的共性之外，還具有文化資本的特殊屬性。

二、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符號化構成要素

符號化是人類社會生產方式進化的結晶，是社會文化資本發展完善的根基。正如卡西爾（1944）所指出：符號化是人類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社會文化的發展依賴于人類的符號化行為。索緒爾（1916）最早從語言符號的結構中提出了“符號化”理念，并指出任何符號化系統都是由“能指”和“所指”元素組成的：“能指”元素是指符號的形式，表現為可感性，而“所指”元素是符號傳遞的意義，表現為抽象和不可感性。皮爾斯（1873）則結合建筑文化符號的特點將建筑文化符號分為“圖像”、“指示”和“象征”等三類符號，其中，圖像符號是能指和所指之間具有圖像相似性的符號；指示符號是能指與所指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符號；而象征符號是能指與所指之間約定俗成的聯系符號。據此，我們可以分析出經過漫長歷史演變的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符號化系統及其構成要素。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能指元素是其文化資本的有形部分，是由徽派建筑的本體構成的。諸如粉墻黛瓦、祠堂、牌坊、馬頭墻、水井等已成為徽派建筑文化資本標志性的能指元素符號，如表1所示。所指元素是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無形部分，是附著在徽派建筑文化資本之中反映先民生活理想和愿景的符號要素（如表2所示），也是“器以載道”的典型代表，并通過諧音、聯想、約定俗成的隱喻等，表達了先民們祈盼富足美滿的意愿。綜合表1和表2可勾勒出由各種能指和意指元素所構成的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符號化系統結構，具體如圖2所示。

三、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符號化消費

符號消費理論是鮑德里亞具有顛覆傳統經濟學意義的理論，他在其著作《物體系》（1968）中指出符號消費是指消費對象由物的使用價值轉向了物的符號價值，而符號價值其實就是物品所代表的社會地位和權力。李恩來(2014)則認為這些符號價值不以滿足人的基本需求為目的，而是通過消費物品中所包含的隱喻、象征和延伸的意義，滿足人更高層次的欲望，比如旅游的目的已超越了僅僅欣賞風景名勝的功能，而是達到快樂、休閑的欲望。因此，徽派建筑文化資本內涵豐富多彩的“能指”和“所指”元素所構成的符號化結構系統，不僅可以極大程度地滿足人們精神欲望的需求，還可以通過多種符號化消費的途徑產生巨大的文化資本價值功能。徽派建筑文化資本挖掘開發的實踐表明，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能指元素的符號化消費主要通過如下三大途徑實現的：一是旅游消費。通過游客游覽徽派建筑的歷史遺址，使游客獲得徽派建筑文化資本實體形態的直接消費體驗，從而構成了對徽州建筑文化資本的消費，整個旅游體驗過程其實就是對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符號化消費過程，這種體驗帶有鮮明的文化特征和符號意義。二是博物館消費。如安徽省博物館舉辦的由水口園林、牌坊、祠堂、建筑構件與裝飾藝術等單元構成的“徽州古建筑陳列”，以及黃山市的“徽州三雕”博物館、明清古民居建筑博物館、徽商博物館等。這些以展示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能指元素符號為基調的博物館正不斷地吸引游客參觀消費，使徽派建筑文化資本得到傳承和積累，極大地提高了徽派建筑文化軟實力的經濟價值。三是藝術設計消費。徽派建筑符號系統濃郁的地域風格使之成為獨樹一幟的民俗元素。眾多設計師將徽派建筑符號的能指元素糅進園林景觀、休閑度假村的設計當中，并成為顯著的文化地標，如歙縣新徽園、屯溪老街、黃山云谷山莊、合肥的三河鎮等，而馬怡西則運用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符號的能指和所指，將“四水歸明堂，歸水亦弘揚”的思想融入人民大會堂安徽廳的室內設計中，喻意良性循環，凝聚力與外向力的辯證統一，充分展示了具有徽派建筑特色的藝術符號。所指元素的符號化消費，其旨趣不在經濟現象的量化，也無法在消費行為與其他因素間找出數字表示的函數關系，只能做主觀的判斷，以滿足某種消費欲望的過程。因此，人們對徽派建筑中的無形文化資本所代表的意義進行消費，是以滿足或表達對生活的某種祈盼和理解，其實質就是徽派建筑文化資本所指元素的符號化消費。例如，大量的個體企業、門面商店、家庭裝修等，采用徽派建筑裝飾中的蝙蝠、荷花圖、葡萄松鼠圖等所指元素符號，以祈盼財源滾滾，祥和美好的生活愿景。又如以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為背景的影視、音樂、圖書等文化產品（如紀錄片《走進西遞》、電視劇《紅頂商人》等）都是將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所指元素的符號系統融入作品之中，從而滿足民眾的精神消費需求。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徽派建筑文化資本所蘊含的各種符號元素及其對應的符號化消費方式，足以證明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符號化消費已成為弘揚民族建筑歷史文化的重要標簽，成為開發區域文化資本的重要路徑，尤其是在文化軟實力正成為區域競爭主動力的大環境下，挖掘徽派建筑文化資本的符號化消費的潛力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方面，歷史建筑遺產的文化資本作為最能體現文化差異的一種文化形態，常常是以文化資源的狀態而存在，要將其轉變為現實生產力，重要的轉換路徑之一是促進民眾符號化消費。因此，作為資源優勢，徽派建筑遺產本身所具有的經濟價值是通過文化價值得以提升而獲得傳承和發展，并以此得到保值和增值。另一方面，思羅斯比（1998）［17］曾經指出文化資本的永續特征反映了文化的連續性和演進性本質。徽派建筑文化資本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是在于它所產生的文化商品流和服務流為消費者提供了物質和非物質的利益，物質利益是提供給消費者最直接的效用形式，而非物質利益則包含了復雜多樣的文化價值，如思想、信仰、傳統和價值觀等，均可以產生新的、源源不斷的資本，同時這些文化價值不僅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行為，也影響著人們的消費方式，這些消費方式其本質就是文化符號化消費，它在推動和刺激新的文化商品和服務流產生的同時，增加了資本的存量，這些存量又會在下一周期中產生新的增值，如此持續的動態發展，不僅對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也大大提升了安徽區域的文化軟實力，更成為帶有強烈中國民俗特征的典型歷史文化資本。

作者：徐靜吳晶單位：合肥工業大學管理學院人文素質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