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意象文化比較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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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葉集》中“馬”意象的內涵

（一）理想男子的形象化身

戀歌在《萬葉集》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馬”意象也常常出現在戀歌中，如《萬葉集》中的第1271首和歌。（遠在云居地，吾能望妹家，黑駒應早到，快馬把鞭加。上一首，《柿本朝臣人麻呂之歌集》出。）[3]這首和歌出自萬葉集代表詩人柿本人麻呂編著的《柿本朝臣人麻呂之歌集》。該歌集本就以抒情著稱，而這首和歌風格樸素，感情表達直率，體現了萬葉集的風格。和歌并沒有過多地著墨于馬的骨質、眼睛及形體，也沒有正面描寫“妹”的身姿神采，僅通過揚鞭催馬的動作就表達了男子望眼欲穿、渴望盡早與戀人相聚的心情。“黑駒”則成為該男子的形象化身。可以說，雖正面“不著一字”，但又“盡得風流”。此外，還有《萬葉集》中的第3313首和歌：（河川流漱處，踏石渡河來、黑馬前來夜，經常豈少哉。）[3]這是一首以女子口吻創造的反歌，與前一首相比，表現方法更為含蓄而細膩。這首歌的前半句描寫了潺潺流水及渡河時所踩的石頭，傳遞出浪漫的意境，為后半句做鋪墊。而后半句則感嘆“黑馬前來夜，經常豈少哉”，“黑馬”成了那名男子的化身，癡情的女子如盼戀人到來一般盼望見到黑馬的身影，表達了女子的閨怨。因此，它不僅僅是男子的坐騎，也成為寄托相思的對象。黑馬的外形陽光、剛健、瀟灑，而黑色則給人以穩重成熟的感覺。與其說以馬喻人，一語雙關，不如說在馬中原本就蘊含有人的影子。

（二）表達離別的情緒

古時人們的遠行離不開馬匹。在日本和歌中，歌人為了渲染或表達離別的情緒，往往運用馬匹這一意象為和歌的抒懷寫意服務。如《萬葉集》中的第365首和歌：（笠朝臣金村，鹽津山作歌二首）（行越鹽津山，我乘吾馬駛，家人戀我乎，我馬失蹄矣。[3]這首和歌為奈良時期宮廷歌人笠金村所作。眾所周知，馬匹是古代交通體系中極為重要的工具，承載著人們出行的任務，因此，歌人在創作遠行、送別題材的和歌時，常常會加入馬匹的形象，這首和歌就是其中代表。和歌的上半部分以第一人稱敘述了“我”將要騎著馬翻山越嶺，穿越鹽津山；后半句則感嘆道：家人一定很不舍吧，我的馬都失蹄了。此處的“馬失蹄”這一行為未必是真實發生過，在日本古典和歌中，認為馬是由于不舍才造成失蹄，因此常常以“馬失前蹄”喻家人思念遠行的離人，已形成固定模式。中國也有“馬失前蹄”這一成語，其中的“失“字與“失手”的“失”意思相似，用于比喻偶然發生差錯而受挫。相同的動作在兩國文學中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含義。

（三）表達緬懷天子的心情

《萬葉集》代表歌人柿本人麻呂曾是當時著名的宮廷歌人，其創造的和歌也常常與皇家的行幸游宴、狩獵祭祀等活動有關，而柿本人麻呂本人也與天皇、皇后、皇子們關系密切。在《萬葉集》收錄的其八十四首和歌中，有這樣一首：]（日并古皇子，名駒并轡馳，驅馳來狩獵，此已是其時。）[3]這幅浮現在作者腦海中的畫面，是他幻覺的假象。因為此時草壁皇子已經去世。在作者的腦海里，已故的草壁皇子與其子輕皇子（文武天皇）并駕馳騁、一起狩獵的日子終于到來。[5]已經死去的皇子怎么可能死而復生、與兒子一起騎馬狩獵呢？為何作者要描寫出如此荒誕的場面？這首和歌可以說是一首草壁皇子的挽歌，并且反映出了當時的政治背景。柿本人麻呂為草壁皇子寫的挽歌之所以如此出色，不僅僅是因為其宮廷歌人的身份職責，[5]還因為他對于草壁皇子帶有真摯的崇敬與緬懷的心情。而且對于當時的輕皇子（即已故草壁皇子的兒子）及其身邊的追隨者則帶有不滿的情緒，[5]因此格外懷念草壁皇子當政的時期。他將草壁皇子視為神明，希望這樣的明君能再次出現，哪怕只在幻想中出現，也能帶給他莫大的安慰與鼓舞。這樣一位令作者魂牽夢繞的可與日爭輝的明君，他出現時的形象正是在名駒上馳騁，說明騎馬與皇子英明神武的形象有著莫大的關聯，名駒不僅是賢君的坐騎，更成了賢君的代稱。

二、白居易詩歌中的馬意象

白居易所處的唐朝是中國詩歌發展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同時也是馬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白居易所作的詠馬詩自然也不在少數。使用北京大學全唐詩電子檢索系統的專業版進行搜索，可查得在白居易詩歌中，僅僅詩題中含有“馬”字的就有35項匹配。[5]此外，還有很多詩歌在內容上與馬有緊密的關聯。在此，對白居易詩歌中馬意象的含義做大致的分類與歸納，其筆下的“馬詩”主要與以下主題有關：

（一）戰事的象征

唐朝時期對外軍事交鋒頻繁，而對于在廣闊的沙漠、草原地區開拓疆土防衛外敵，馬是不可或缺的戰略物資。因此，在構建馬意象、詠嘆馬時，往往與戰爭、邊塞及文人的功業情節有關，如白居易的《戲和微之答竇七行軍之作》（出自《全唐詩》卷451-31）：旌鉞從櫜鞬，賓僚禮數全。夔龍來要地，鹓鷺下遼天。赭汗騎驕馬，青娥舞醉仙。合成江上作，散到洛中傳。陋巷能無酒，貧池亦有船。春裝秋未寄，謾道有閑錢。由詩歌標題可知，這首詩是為了答竇七行軍而作。詩歌開頭便營造出一種排云馭氣的氣勢，“旌鉞”象征著權杖，已體現出要建功立業、效命疆場的豪情；而“夔龍”“鹓鷺”都是神話中非同一般的動物，在此稱贊對方的身份尊貴與能力出眾；“赭汗”則指駿馬的汗水，常借指駿馬，在此與“騎驕馬”搭配，比喻對方身姿矯健如駿馬，與座下的驕馬十分相稱。而在《想東游五十韻》（出自《全唐詩》卷450-3）中，馬的意象也具有典型性：海內時無事，江南歲有秋。生民皆樂業，地主盡賢侯。郊靜銷戎馬，城高逼斗牛。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節選）在這幾句詩歌中，白居易以其慣有的樸實淺顯的筆調描繪出國泰民安的場景，是其對于國家及人民生活的美好設想。詩歌中以“銷馬”暗指“消戰”。若國家無戰事、人民得以安居樂業，自然也就不需要大量的戰馬，因此便出現了“郊靜銷戎馬”這樣不合常理的現象。從中可以看出“馬”在作者心中已與戰爭密不可分。

（二）表達離別的情緒

幅員遼闊的中國，運輸、狩獵、旅行，都離不開馬。因此，在“遠行”“送別”這樣題材的詩歌里，都少不了馬這一意象。白居易的《離別難》（出自《全唐詩》卷27-101）就具有代表性：楊柳陌上送行人，馬去東回一望塵，不覺別時紅淚盡，歸來無可更沾巾。詩歌題目已經點明這是有關離別的詩歌，但作者沒有正面描寫如何“送”行人、如何“離別”，短短四字“馬去東回”就精簡要約地概括了送別的過程，令人仿佛聽見嗒嗒的馬蹄聲，看到馬匹飛奔而去后揚起的黃沙。詩人不忍寫人的離去，只能落筆在馬的奔跑上，反而烘托出了離別時凝重傷感的氣氛。類似的典型詩歌還有《送客歸京》（出自《全唐詩》卷441-43）：水陸四千里，何時歸到秦？舟辭三峽雨，馬入九衢塵。有酒留行客，無書寄貴人。唯憑遠傳語，好在曲江春。從首句“水陸四千里”，我們可以推測出詩人送的客人歸京的路途遙遠，千里迢迢，既有水路又有陸路，句末還使用一個疑問句以加強語氣，突出歸京路途艱辛不易。從詩人對“舟”與“馬”的對仗手法來看，舟與馬在當時都是可以承擔長途重負的主要交通工具，“四千里”的漫長路途中，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表達有才之士不得志的情懷

馬的品德與際遇格外能引起士人的共鳴，唐人常常以良馬比人才，文人墨客也往往以良驥賢才自居。而當才華得不到知遇，壯志得不到舒展時，則常以年老、衰弱、羸弱的良馬自比，寫馬實為寫人。[5]白居易的詩歌中，老馬瘦馬的形象不在少數，如經典諷喻詩《羸駿》（出自《全唐詩》卷424-8）：驊騮失其主，羸餓無人牧。向風嘶一聲，莽蒼黃河曲。踏冰水畔立，臥雪冢間宿。歲暮田野空，寒草不滿腹。豈無市駿者，盡是凡人目。相馬失于瘦，遂遺千里足。村中何擾擾，有吏征芻粟。輸彼軍廄中，化作駑駘肉。詩中的“驊騮”為赤色的駿馬，這樣從外形到品質都算得上上乘的良駒，卻落得無人飼養，以至于“踏冰”“臥雪”，無容身之所；吃的是“寒草”，尚不足以果腹，可謂飽受凍餒之苦。獨自立在黃河邊，向著風中嘶吼的這番景象，其意境和氣氛，都稱得上“凄婉激烈，風骨情景”。詩歌中不僅記敘了駿馬的悲慘命運，還塑造了一個階級對立的形象：駑駘（劣馬）。由于得不到相馬人的賞識，千里馬最終竟被官吏運進軍隊的馬廄，化為了飼料，供劣馬食用。兩種產生如此強烈反差的結局，令詩歌更加切直刻露，諷刺效果無可復加。通過“瘦馬”這一意象，鞭撻了統治階級用人時見識淺陋，品學優良有才華的人得不到重用、受人迫害，平庸無才的小人當道，嫉賢害能的社會現實。

三、小結

通過上文的比較與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萬葉集》與白居易詩歌中的“馬詩”既有相似的一面，又存在著一定差異。相同的“馬”意象在中日兩國的詩人眼里有共同的欣賞點，但又具有相對獨立的傳統特征與不同的審美情趣。《萬葉集》中的“馬詩”大致有以下創作特征：（1）在主題方面，重視個人的悲歡離合。從題材上看，《萬葉集》的“馬詩”中，感懷詠物、離別憂旅、閑適抒情的作品較多，與詩人個人的處境、情感關系更為密切，如“行越鹽津山”“河川流漱處”等詩句。（2）在選材方面，寄情四季景物。《萬葉集》的馬詩中含有大量自然景物的意象，如山葉、溪水、青山、荻花、秋風等，歌人的審美關注點更多地集中在自然景物本身美的特征上，并竭力令自身融入大自然，如“馨香茲信土”“呼犬來聞獵”等。（3）故事的情理較為朦朧。《萬葉集》中的“馬詩”常常僅僅借馬寫出一個場景，描繪出一個情境，傳遞出某種感情。但并不描寫出事件的梗概、前因后果、人物關系等，從時間到空間都較為模糊。與《萬葉集》相比，白居易的“馬詩”有以下創作特征：（1）作品的內容、風格深受社會政治環境的影響。或體現功業情節，抒發報國之志，或影射黑暗污濁的政治現實，對其進行批判、諷刺。（2）氣魄宏偉、風格凌厲。白居易的馬意象常常使用于御寇、戍邊、報國等題材中，詩人運用“賦比興”等各種寫作手法，寫出磅礴的場面，塑造出昂然的形象，達到鼓蕩人心的藝術效果。（3）把馬身上的特征與人的特性巧妙結合，將良馬樹立為人世追求的倫理楷模。與《萬葉集》相比，白居易詩歌關注點已超越了意象本身，擴展到了人的社會道德上。中日兩國詩歌中的“馬意象”會產生如此大的差異，與兩國的自然條件、歷史條件、社會發展階段、風俗習慣等具體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作者：陶曷因黃曉星單位：廣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