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雙城記中表現浪漫現實主義仁愛精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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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憂患之作，《雙城記》以法國大革命為載體借古喻今地反映了尖銳的階級對立和激烈的階級斗爭;通過各種人物的遭遇及其人性剖析,展示了人道主義視野下革命的合理性與復仇的瘋狂性,并提倡用仁愛和寬恕的精神來化解仇恨、改變那些被扭曲的心靈。德伐日太太的形象表現了作家對壓迫與反抗問題的理性思考、對輪回式的階級斗爭的憂慮和對美好人生的企盼。小說體現了狄更斯對人性與社會的嚴肅探討,也因其優美的語言、扣人心弦的情節、含蓄悠遠的象征意象及浪漫現實主義的風格贏得了讀者。中國論文聯盟整理。
關鍵詞:浪漫現實主義;仁愛精神;革命的合理性;復仇的瘋狂性;懸念小說
Abstract:WiththeFrenchandtheEnglishsocietyofthelastyearsofthe18thcenturyasthebackground,ATaleofTwoCitiesbyCharlesDickensshowseffectivelythenovelist’saimtopointouttheinjusticeofoppressionandthejustificationoftherevolution.However,DickensshowshisstrongcriticismontheexcessofbloodshedduringtheFrenchRevolution,especiallyinhisconsiderationoftheinnocent(likeCharlesDarnay)bEingpunishedalongwiththeguilty.Hefeelsthattheoldwaysofoppressionmustbechanged,andthatmuchoppressionandmuchmiseryinevitablyleadtorevolution,butwhentherevolutionactuallycomes,hethinksthatitistooviolentandthatthelessbloodshedthebetter.Thechiefandthebestportrayedfigureistheleaderoftherevolution,MadameDefarge.Shehaslesssympathyfortheinnocent,andsheincarnatestheauthor’slogosthinkingabouttheextremevengeance.
Keywords:romanticrealism;benevolencespirit;thejustificationoftherevolution;theunjustificationoftheextremevengeance;involvementnovel.
英國著名作家查爾斯·狄更斯(1812-1870)一生創作了14部長篇小說和許多中、短篇小說。他的創廣泛地描繪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的廣闊畫面,并以銳利的目光透視現代生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罪惡。貫穿狄更斯全部作品始終的一條線索,就是對于19世紀社會所作的批判性的分析,其廣度和深度是沒有任何一位小說家能夠超越的。他與薩克雷、夏洛蒂·勃朗特、蓋斯凱爾夫人等人一起,被馬克思稱為“現代英國的一批杰出的小說家”[1](P296),馬克思認為他們向世界揭示了許多“政治的和社會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論家和道德家合起來所作的還多”[1](P296)。作為一部憂患之作,狄更斯的著名小說《雙城記》以一種借古喻今的方式、以法國大革命為載體,反映了當時法英兩國尤其是巴黎和倫敦兩座城市尖銳的階級對立和激烈的階級斗爭;并通過各種人物的遭遇及其人性剖析,展示了人道主義視野下革命的合理性與復仇的瘋狂性,作家極力提倡用仁愛和寬恕的精神來化解仇恨、改變那些被扭曲的心靈。
一、借古喻今:合為時而作
《雙城記》創作于19世紀50年代,正值狄更斯創作的高峰期,也是英國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種種罪惡和勞動人民生活的貧困化,使英國社會處于爆發一場社會大革命的邊緣。早在三四十年代,工人階級為了爭取政治權利,就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規模宏大的“憲章運動”。這次被列寧稱為“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2](P276)雖然失敗了,卻讓狄更斯清醒地意識到50年代的英國,與18世紀末的法國社會非常相似,下層群眾中普遍存在著一種憤懣與不滿,人民的革命情緒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為此,他決定創作一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小說,用以針砭英國的社會現實,為同時代的英國人提供借鑒,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長篇小說《雙城記》于1859年問世了。
既然是為了警示英國人而又以法國歷史為題材,因此狄更斯將故事的發生地點確定在巴黎和倫敦這兩個城市,小說也由此得名《雙城記》。全書分為《復活》、《金錢》和《暴風雨的蹤跡》三部,講述了法國醫生梅尼特從1757年到1789年期間的一段曲折的人生經歷及下層革命者德伐日太太一家的悲慘遭遇。1757年12月的一個深夜,寓居巴黎的外科醫生亞歷山大·梅尼特突然被綁架到厄弗里蒙地侯爵府,為一位美麗的青年農婦看病。在這里他偶然地了解到一樁令人發指的罪行:侯爵的弟弟為了霸占這位新婚酷地害死了她的丈夫、氣死了她的父親、刺死了她的弟弟,只有她幼小的妹妹(即后來的德伐日太太)僥幸逃脫;最后,這位農婦不甘凌辱、含恨而死。正直的梅尼特寫信給一位大臣告發侯爵府里發生的罪惡,不料信卻落到侯爵兄弟手里。為了滅口,侯爵兄弟將梅尼特醫生投進了巴士底獄。梅尼特年輕的妻子因為丈夫莫名其妙的失蹤,兩年后憂郁而死;在他入獄后才出生的女兒路茜則被梅尼特的好友、英國銀行家勞雷接到倫敦撫養。梅尼特在獄中被單獨囚禁了18年,逐漸由一個年輕有為的醫生變成了一個滿頭白發、神志不清描寫城市暴動,狄更斯通篇將其比作海水、人的海洋、人聲的波濤,像海水沖擊堤岸,砰訇大作;鄉鎮暴動,狄更斯著重描寫了火:府邸著起了火,萬家點燃了燈火,星星之火,頃刻燎原。這兩層描寫,用意頗深,旨在說明:革命的激情達到頂峰,會泛濫成災、不可收拾;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是失控的,運動中的群眾是瘋狂的、盲目的和喪失理智的。于是,從德伐日太太在市政廳前手刃老弗隆開始(第2卷第22章),場院內磨刀石霍霍飛轉(第3卷第2章),革命法庭將無辜者判處死刑(第3卷第6章),大街上囚車隆隆前進,刑場上斷頭機吉洛汀嚓嚓操作(第3卷第15章)。這一切是那樣的陰森可怕、野蠻兇殘。小說家認為,暴力并不能改造社會,反而傷害了無辜———不僅代爾那、路茜、卡爾登等無辜者受到失控了的革命暴力的傷害,連真心擁護革命的孤苦伶仃的女縫工也被送上了斷頭臺。狄更斯寫這一章時,是把卡萊爾和其他權威人士的記載當成事實,據他們說,在巴黎被處死的人數超過一萬,而不是一千,其中只有一半是真正的政治犯。嗜血成性的瘋狂,像瘟疫一樣在法國傳開,狄更斯生動地描繪出革命中危險而血腥的日子。
《雙城記》是一部有爭議的小說,下層革命者德伐日太太的形象又是影響這部小說評價的重要因素之一。梁實秋先生曾說:“狄更斯讀了卡賴而的《法國大革命》,大受感動,決心再試寫一部歷史的羅曼斯。卡賴而送來兩車書供他參考,可是狄更斯大部分未加使用,因為他不想寫革命史,已有卡賴而的佳構在前,無再寫之必要,他只要捕捉那一時代的氣氛,用一個故事來說明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仇仇相報無有已時,只有仁愛的心才能挽救浩劫。”[6](P1661)這是有見地的。狄更斯僅僅是以法國大革命為載體來反映社會尖銳的階級對立和激烈的階級斗爭,反映在這種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中各式各樣的人和所表現出來的人性,表達一種超越具體事件而又有更加寬泛意義的東西,即梁實秋先生所說的“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仇仇相報無有已時,只有仁愛的心才能挽救浩劫”。《雙城記》的矛盾沖突主要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為代表的貴族統治階級與以德伐日太太為代表的被統治階級構成的。作家通過德伐日太太和梅尼特等人的悲慘遭遇控訴了統治者慘無人道的暴行,揭示出正是由于這種非人道的罪惡統治導致了被壓迫的激烈反抗。德伐日太太就是在這種壓迫下成為一個復仇者的典型。但是,當復仇一旦喪失理性而成為盲目、偏狹、瘋狂的報復時,德伐日太太成為一名苦苦追索的復仇者和野蠻瘋狂的嗜殺者時,作家的感情就由同情肯定變為懷疑否定了。英國評論家喬治·奧威爾曾這樣評價狄更斯:“他作為基督徒的時候總是在他類似本能地站在被壓迫者一邊反對壓迫者的時候。事實上,他無論在什么時候,無論在什么地方,總是理所當然的站在處于劣勢的人一方的。如果把這種做法引向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那么當處于劣勢的人一旦變成處于優勢,人們就不得不站到對方去了。而事實上狄更斯正是趨向于這種做法的。比如說,他厭惡天主教堂,然而當天主教徒遭受迫害時(見《巴納比·拉奇》),他便站在這些天主教徒的一邊。他對貴族階級甚至更為厭惡,然而一旦那個階級真正被推翻(見《雙城記》中有關革命的那幾章),他的同情便轉向了他們。”[7](P142)狄更斯并沒有簡單責備德伐日太太的過激行為,他一再強調正是“由于德伐日太太自幼受到郁結的受害感和不共戴天的階級仇恨的影響”而泯滅了任何憐憫心和人道主義精神。德伐日太太如此,那些在大革命暴風雨中被強烈的復仇欲驅使的群眾也是如此。作家這樣描寫狂熱的群眾:“那時由陰沉沉的兇險的海水,由能摧毀一切的滾滾波濤組成的海,它有多深,還沒有探測過,它有多大的威力,也不知道。那時一個個猛烈搖擺的形體,由一片復仇的聲音,由一張張因受盡苦難已磨練得憐憫之情無法留下任何痕跡的鐵面,組成的無情的海。”狄更斯從瘋狂壓迫和瘋狂復仇的兩極對立中,既批判了殘酷壓迫又否定了盲目復仇:殘酷的壓迫制造罪惡、摧殘人性,偏狹的復仇又產生新的壓迫“,如用相似的大錘,再次把人性砸變形,它就會自己扭曲成同樣歪扭的形象。”狄更斯主張以仁愛和利他之心化解矛盾沖突,堅決反對革命激進主義一廂情愿的所謂徹底的、破舊立新式的報復性革命,認為那樣并不能真正解決社會深層問題而只會造成冤冤相報、仇恨相襲。德伐日太太的形象表現了作家對壓迫與反抗問題的思考、對輪回式的階級斗爭的憂慮和對美好人生的企盼。
《雙城記》被譽為“書里有上帝的真理”“,更能表達那個時代的良知”“,所塑造的人物比人們本身更為深刻”“,使人奇妙地感覺到了人的深度”。狄更斯在小說中塑造了路茜、梅尼特醫生、代爾那和卡爾登等人道主義的理想人物,在他們身上體現了一種以仁愛為核心的圣誕精神。最能體現這種仁愛精神的要屬英國律師卡爾登,純粹為了愛,他無條件地實踐著“我愿意為你和你所愛的人而做出一切犧牲”的諾言,幫助路茜的丈夫逃出監獄、安排路茜一家遠離險地,而自己卻代替他人上了斷頭臺。當小說寫到卡爾登從容就義時,反復引用《新約·約翰福音》中的一段話:“主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意在強調卡爾登的仁愛和利他精神永存人間。
三、浪漫主義色彩的懸念小說
人們一般把狄更斯看成現實主義作家,而忽視他作品中強烈的浪漫主義因素,法國文學史家卡扎明卻認為狄更斯本質上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他把狄更斯和勃朗特姐妹歸為理想主義者、把薩克雷稱為現實主義者;卡扎明的這一論點對后來的狄更斯研究很有啟發。英國小說家吉辛和杰斯特頓也意識到了狄更斯創作中的浪漫主義色彩:吉辛認為狄更斯與莎士比亞一樣,都是至高無上的理想主義者,他甚至直接將狄更斯的創作方法命名為“浪漫的現實主義”(romanticrealism)[8](P72);杰斯特頓認為狄更斯所塑造的人物不是人而似“神”,他把狄更斯稱為英國“最后一個神話作家,也許還是最偉大的神話作家”[9](P4)。英國現代著名詩人T.S.艾略特也認為“狄更斯的人物與但丁和莎士比亞的人物一樣,都屬于詩的范疇”[9](P4)。確實,理想主義精神使狄更斯永遠不可能排斥浪漫主義手法:在他的作品中,愛情描寫往往是浪漫的;善戰勝惡的斗爭是浪漫的;人物的悲歡離合、生死離別往往是浪漫的。具體到《雙城記》這部小說,卡爾登和普若斯在完成他們的高尚行為時就極富有浪漫色彩,連克軟徹在奮勇救人中煥發出的那種改惡從善的決心也極富有慷慨激昂、令人振奮的浪漫主義氣息。《雙城記》真實反映了那個時代各種各樣的沖突與不和諧、怪癖、壓抑、活力及其不同尋常的豐富。盡管狄更斯的細節描繪獨具特色,對人物的外部特征觀察細致敏銳,可把他說成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則并不妥當。狄更斯是制造懸念的大師。《雙城記》是經過狄更斯精心安排的藝術佳構,通過氣氛緊張的社會歷史背景,它特別成功地戲劇化了個人的困境與人格的沖突。小說的開始,作家對造成梅尼特18年牢獄之災的原因只字不提,留給讀者一個巨大的懸念。可是狄更斯一次又一次讓讀者探奇的心懸著。當代爾那請求梅尼特醫生同意他娶路茜時,曾表示愿意全盤托出自己的真實身份,梅尼特似乎意識到了什么,恐慌不已,連連制止代爾那,要求他在結婚的那天早上再說;當天晚上,梅尼特再次犯病,其精神又迷失在巴士底獄的日子里。此刻讀者就更加納悶了,然而,狄更斯仍不作交代。代爾那和路茜舉行婚禮那天,梅尼特得知代爾那的身世后又失去理智,并持續了九天九夜。讀者不禁要問:代爾那的身世與梅尼特醫生究竟有什么聯系呢?直到書的結尾,當法庭將梅尼特醫生在獄中寫的血書當作起訴書宣讀時,人們才知道梅尼特被迫害的原因、才知道代爾那的身世與梅尼特的聯系。正是通過懸念的運用,梅尼特醫生的苦難經歷一旦這層神秘色彩被揭開,讀者不僅感受到故事情節的起伏跌宕和作品藝術上的美,而且從梅尼特醫生身上看到了人性光輝的一面,體會到作品深刻的主題意義。
狄更斯是運用寫作技巧的藝術大師,他善于使用不同的技巧突出主題。在《雙城記》里,他多次使用象征手法,增加了作品的內涵和深度。狄更斯以其高超的智慧和獨出心裁的創造力創作了大量具有象征意義的形象:譬如以不停編制毛線活的德伐日太太象征命運女神;以圣安東區流淌成河的紅葡萄酒象征革命爆發后流淌的人血;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回鄉下時的夕陽殘照象征貴族統治的末日;小個子鋸木工的嚓嚓鋸木象征吉洛汀的砍頭動作。《雙城記》還使用了不少對比手法來刻畫人物和描寫環境,以加強故事的真實性和藝術感染力:譬如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的邪惡、殘忍與梅尼特醫生的善良、寬容形成鮮明對比;又如在鄉村里,一邊是封建貴族的豪華莊園,另一邊則是村民的破敗小屋;而在城里,讀者一方面看到貧民窟的兒童和成年人臉上都深深鐫刻著饑餓的標記,另一方面又看到貴族爵爺喝早茶時要四位服飾輝煌的男仆伺候的豪華奢侈場面。總之《,雙城記》將富人的驕奢淫逸與窮人的饑寒交迫勾勒為一幅鮮明生動的圖畫,給讀者留下了難以抹去的印象。狄更斯在其一生的創作過程中,始終嚴肅地思考和探討人性與社會;他批判人類社會中的不公正,抨擊人性的丑惡,宣揚人性的善與美《,雙城記》完整體現了狄更斯的仁愛精神和人文思想。狄更斯的缺點是英國性格的缺點,他的優點是英國性格的優點;這些優點和缺點,狄更斯以其蓬勃豐饒的構思、無比充沛的創作精力和廣闊無邊的慈悲之心,都充分地予以表達了。在這方面,英國文學史上也只有偉大的莎士比亞一個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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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每天只知道機械地做鞋來打發時光。為了控訴侯爵兄弟的暴行,他在喪失理智之前,用鐵銹和著眼淚寫下了一份控告書。18年后的1775年,梅尼特的仆人和好友勞雷等人設法將他營救出獄逃離法國定居倫敦。厄弗里蒙地侯爵的侄子查理斯·代爾那由于厭惡家族的罪惡,主動放棄了爵位和領地,隱姓埋名來到倫敦自食其力,并與梅尼特的女兒路茜產生了愛情。在舉行婚禮的那天早上,代爾那單獨向梅尼特說出了自己的真實身份。為了女兒的愛情幸福,梅尼特超越了巴士底獄18年的苦難、寬容地同意了他們的婚事。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代爾那為了營救一名無辜的老仆人返回巴黎,卻因受到家族的牽連而被革命政權逮捕并判處死刑。外表酷似代爾那的英國律師卡爾登,由于深愛著路茜、甘愿為她犧牲一切,為了使路茜不失去丈夫,卡爾登設法潛入監獄、救出了代爾那,而自己則坦然地走上了斷頭臺。小說的另一條線索是:在血海深仇中成長起來的德伐日太太與貴族階級勢不兩立,她積極參加反對封建專制的秘密活動,以頑強的毅力在黑暗中迎來了大革命。在大革命高潮中,廣大群眾用極端化的暴力手段對貴族階級進行了狂熱的鎮壓,整個法國社會尤其是首都巴黎像洶涌澎湃的復仇海洋;而浸潤著深仇大恨的德伐日太太則更加變本加厲,為了徹底、痛快地復仇,她不僅一心要把無辜的代爾那送上斷頭臺,甚至還想把代爾那的妻子和幼女,以及為營救代爾那而奔走的梅尼特醫生等人統統置于死地。當她得知代爾那已被判死刑,興沖沖趕到代爾那處想親手殺害代爾那的妻女時,被路茜的女仆普洛斯在扭打中失手殺死,結束了她惡意復仇的一生。
顯然，《雙城記》是一部歷史題材的小說,但狄更斯的著眼點卻緊緊地瞄準在現實生活上。作品對19世紀后期法國及英國社會生活的廣泛描繪,對法國大革命爆發根源的探索,都是為了把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種種社會危機與現實的英國社會聯系在一起,以一種借古喻今的方式,告誡英國資產階級統治者:殘酷的剝削與壓迫、百姓的極度貧困就是革命的根源,如果不能減輕平民的苦難,那么當前的英國爆發革命就不可避免。小說把法國大革命前的社會矛盾展現的十分細致與真實,無論在城市還是在鄉村“,饑餓到處橫行”,廣大百姓以“桑葉草”為食,而貴族階級則窮奢極欲、欺男霸女,他們在全國當中看不到“一張面孔帶有任何敬意”,不堪壓迫的人民群眾正準備著“用繩子和滑車來吊死仇敵”。1859年,狄更斯在談到《雙城記》的創作經歷時說:“我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來創作《雙城記》,經過無數次的修改,總算感到滿意。能夠償還我在創作中所付出的心血的,決不是金錢和其他任何東西,而是小說的主題意義和創作完成時的喜悅。”[3](P207)的確,狄更斯的這部殫精竭慮之作,無論其揭示的歷史意義和社會意義,還是其本身所具有的審美價值,都是值得后人挖掘和探討的。對于《雙城記》這部小說的評價,評論家們的意見是不一致的:英國本土和西方的不少評論家認為這部作品在狄更斯的全部創作中地位不高,認為“《雙城記》的寫作風格是灰黯的,不事修飾的,因此許多讀者都不愿意在狄更斯的正宗里給它一席之地”[4](P275),“許多不喜歡狄更斯其他作品的人倒十分偏愛《雙城記》,而許多熱愛狄更斯的人卻不肯把《雙城記》讀上兩遍。這是作者所有的小說中最缺乏狄更斯風格的一部了。”[5](P211)然而,由于文化觀念的差異、接受語境的不同,自從20世紀上半葉《雙城記》譯介到中國以來,它卻一直被中國文藝評論家和廣大讀者當成狄更斯批判現實主義的經典之作而備受推崇。
二、人道主義視野中的革命的合理性與復仇的瘋狂性
《雙城記》的創作是有其深厚的思想史背景的。英國19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卡萊爾(1795-1881)深深影響了維多利亞早期和中期的一批重要作家,對他們作品的社會傾向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在這些作家中,沒有誰能夠像狄更斯那樣詩意地表現卡萊爾的寫作的,沒有哪位作家能夠像狄更斯那樣卓越地轉化這種影響。卡萊爾是狄更斯真正喜歡的唯一抽象思想家。毫無疑問,他對卡萊爾的深深崇敬是他在眾多的革命中選擇法國革命的一個明顯原因;另一個原因無疑是他對法國十分熟悉,尤其是巴黎。我們將《雙城記》與卡萊爾的《法蘭西革命》加以對照也不難看出《,雙城記》不僅在思想上深受卡萊爾及《法蘭西革命》的影響,而且小說中反映的歷史進程和歷史事件,大多也以此書為據。狄更斯像他同時代的許多所謂資產階級激進派一樣,看到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癥結,但他們的中產階級立場和人道主義思想素養決定了他們僅僅提倡積極的社會改良而不是激烈的階級斗爭和革命。面對
三、四十年代三起三落的憲章運動和1848-1849年風起云涌的歐洲大陸各國革命運動,他們憂心忡忡,紛紛以自己的著述(政論的、歷史的、文學藝術的)揭露和抨擊種種社會弊端,旨在提醒人們:不要被歌舞升平的表面現象迷惑,應該正視現實、積極從事改革;如果聽任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人民會奮起以更加殘酷的暴力對加諸他們的剝削、壓迫和苦難實行報復。
兩個相當不同的監獄———紐蓋特監獄和巴士底監獄,主導了《雙城記》中的頭兩部,背景是在十八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倫敦和巴黎;小說的第三部分移到了革命的巴黎,轉向了描寫推翻舊壓迫和引進新壓迫后實行刑法懲治的后果。狄更斯滿懷同情地描寫了法國平民的悲慘遭遇,憤怒地譴責了封建貴族的為非作歹和為所欲為。作家明確指出,法國大革命是貴族階級的腐朽殘忍與飛揚跋扈的結果,是下層人民長期仇恨的總爆發;小說通過厄弗里蒙地侯爵和“朱古力爵爺”的荒淫奢侈與殘暴狠毒、梅尼特醫生和德伐日太太一家的苦難遭遇雄辯地說明了這一點。小說揭示了一條真理:壓抑在法國平民心頭的憤怒,必將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一場革命。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狄更斯在《雙城記》中首先肯定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和本質上的正義性,肯定了它摧毀法國強固封建堡壘的赫赫偉業;他一定感覺到了法國革命在歐洲釋放出來的民主精神,它仍未實現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諾言———英國反動派具體塑造出狄更斯所痛恨的那個社會,他們極為野蠻地反對這一諾言的實現———對他的時代具有獨特的重要性。同時,狄更斯又對積蓄起來的革命力量的爆發充滿恐懼,在他看來一旦革命爆發群眾的獸性就將一發不可收拾,必然會把國家投入無政府、無秩序的深淵;殺戮必將毀滅人類固有的本性,最終將導致人類的自我毀滅,因此他強烈譴責革命中的過激暴力行為,反對失去理智的革命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