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性”與澳門的女性主義寫作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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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門的現代性：“澳門性”

作為世界上最早的殖民管治地，澳門雖然早在明代出租給葡萄牙，但并沒有經歷過戰爭恥辱。葡萄牙和澳門的關系不同于英國與香港的關系。澳門相對面積較小，后期殖民活動又受限于后起香港的競爭壓力。總體而言，澳門殖民方式相對溫和妥協，葡萄牙人在此發展出本土群落，土生葡萄牙人成為文化混血兒。1976年的葡萄牙革命運動取得勝利，新政黨提出澳門不再履行殖民地政策，并在中國日漸強大的影響下，華人的政治地位得到改善。至20世紀80年代，華人逐漸參與政府對澳門地區的治理，華人和土生葡萄牙人一起日益顯現自治的自覺。至1999年澳門順利回歸，中央制定的“一國兩制”政策保證了澳門經濟的繁榮穩定。由諸種歷史條件所促成，在后殖民時代，澳門更類似一種局部實現的全球化的雛形，即“跨文化場”。在此場域中，不同文化文明能夠平等并存，各顯其長而互相獨立或者交融。饒芃子教授在她對澳門文化文學的研究中，敏銳地發現了澳門現代性的這一獨特存在，她將之稱為“澳門性”，并形象地表達為“小地方，大文化”。

可以說，“澳門性”正是地域性與世界性充分滲透滋養的空間現代性表現，此處傳統和現代斗爭的游戲不復存在①，而是“相峙相存”。在這里，有中國廟宇，有西方教堂修道院，也有清真寺；有中國人居住的簡陋房屋，也有葡萄牙人的寬闊邸宅；有葡萄牙國家傳統的廣場、大街，也有聚焦中國人的小巷；不同的文化標志在這塊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融匯著。“澳門性”的另一種特色景觀，便是如豪華宮殿般密集的賭場，它們每天吸引來自世界各國的游客和賭客，帶來了澳門的財富和繁榮。新葡京賭場的建筑設計，在象征澳門荷花的同時，也象征娛樂業的輝煌。區別于香港的加工業和貿易商業，澳門資本主義集中于博彩金融業，它給予個體參與者的現代性體驗。正如巴赫金所說：“人們過著狂歡式的生活。而狂歡式的生活，是脫離了常軌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是‘翻了個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與澳門寧和平靜的生活構成強烈對比的賭場生活，充滿了無數驚險和故事，是很多文學作品的素材所在。筆者2013年負責為《香港文學》第10期組織“澳門文學專號”，8位澳門活躍的當代小說家，所提供的8篇小說中，其中有5篇直接或者間接寫到賭場，賭場情節對于澳門生活和作家的影響可見一斑。

著名作家嚴歌苓在《媽閣是座城》中，深刻展示了“澳門性”這強烈展示現代性的一面，“以至世界有時顯得是內在地朝著我們崩潰了。”她的小說人物厭倦日復一日的尋常生活，覺得“錢去時竟跟億萬眾生毫無二致：戰戰兢兢無聲無色”，向往過著澳門的“充滿三更窮，五更富，清早開門進當鋪的豪杰”生活,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追求資本主義金錢“加速”運轉，體驗極致人生，賭場作為一種現代金融運作模式，無疑使投身其中的人們體驗到強烈的“時空崩潰”，把資本主義現代性演繹到了極致。這一澳門現代性特征，事實上不可忽略地構成了反思現代性的重要資源。澳門作家寂然在他的科幻小說《未來》中，講述一位賭場普通職員的命運演變。他因長相英俊而深得賭城王的欣賞，在賭城王行將就木之際，他被劫去科學實驗室，科學家們在實驗室里將他的頭腦信息更換為賭城王的，以便長期統治。但是，科學家們因不滿賭城王的壟斷統治，在給小職員植入賭城王統治信息時，竟然加入了一部分改變賭城秩序的民主意念。女作家廖子馨在《梳頭》中，寫到了與賭場生活相關的職業妓女問題。她的反思視角建立于澳門與內地之間，也可說是現代與傳統之間，因她的女主人公是來自內地的農村，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女孩。小說的全部篇幅展開于女孩對鏡梳頭的場景之中。女孩在家鄉有一位自己心儀的對象，囿于傳統，兩人之間并沒有發生性關系。她被從事職業妓女工作的女友誘惑來到了澳門，即將投身女友的行列。她在鏡中為女友的華麗所吸引，又不斷受到傳統觀念的召回，她自我分裂成鏡中碎片。女友告訴她，性不過是一件商品，讓她接受商品可以買賣的原則。她要改變貧窮，就意味著需要改變觀念，改變身體和異化自我。小說深刻呈現了女作家對女性現代命運的關注。

由漫長殖民史所形成的“澳門性”，既包含現代性面向未來的“世界性”，是“小地方、大文化”所具有的中西交匯、包容開放的精神氣質，又包括現代性的悖論“賭性”和“時空崩潰性”以及意義虛無之惡等。如此豐富復雜的特性及悖論，使澳門文學書寫面臨極大挑戰。也許如同心理學家所說：“只有通過‘再記憶’的工作和新形式的理解，歷史才能以使之對現在有生活價值并且使現在完全活躍起來的方式被重新創造。每一代人都有創造新歷史的任務，在心里為過去預留一個空間，在現在中重構過去。”顯然，這一創造新歷史的任務非常艱巨，也并非一定由澳門作家獨立承擔。

二、澳門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形成與特征

北美移民作家嚴歌苓在她的《媽閣是座城》中，已體現出一種重構“賭性”現代性的野心。她在澳門賭場體驗生活，并深入研究早期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以及移民所遭遇現代性沖擊，用生命和血汗“賭”時間與物質財富的歷史，并進而反思現代性持續至今的“賭”性，不僅深入批判了資本主義之惡，也深刻揭露了人性的缺陷。正是嚴歌苓這種跨越式寫作，讓我們看到“澳門性”與大中華語境反思現代性的相關性。換句話說，反思“澳門性”需要從更大的視野進行，需要俯瞰資本主義的興衰演變，及其對于人性的影響。偶爾一賭也許自古皆有，但只有資本主義能將“賭”變成產業，激發人的賭性，把賭性演變成再生產，這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競爭本質的反映，而資本主義競爭本質對人類影響的多元后果，無疑是一個無盡的話題。基于這樣的反思角度，可以理解，澳門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遲于臺灣、香港和內地出現。某種意義上，它需要更多資源激活，事實上正如此。

在婦女史中，澳門婦女并非受苦最深的，她們獲得的思想解放早于內地婦女，接受西方先進思想也是直接的。早在20世紀初，澳門成立的詩詞組織雪社中就有女詩人，其詩作表達了中西合璧的理念。1900年澳門即有男女同校，男成員受西風影響，甚至寫詩詞祝賀女成員剪發西化。顯見當時的澳門受歐風影響，對婦女的約束較少于內地。受全球女權主義運動影響，聯合國推動世界婦女發展的計劃，澳門葡制政府和回歸后的特區政府，都與國際同步。因此，在作家和批評家廖子馨看來，澳門的女作家們“只可能在精神解放的程度與物質解放的程度形成正比時，才會爆發創作動力”。這就是大陸改革開放，澳門經濟騰飛，大中華語境形成，漢語在澳門獲得主流地位，特別是澳門進入后殖民時期，澳門作家提出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問題，女作家們“創造新歷史”的激情才獲得喚醒。

葡制時期主流語言為葡萄牙語，澳門文學的主流是葡語作家的寫作，此方面成就當另行專門研究。就漢語新文學在澳門的成長歷程而言，“澳門新文學自20世紀30年代萌芽到20世紀80年代覺醒起飛至今的發展歷史，寫實敘事已成為澳門文壇主要的書寫傳統。”用漢語書寫澳門城市故事，“創造新歷史”，的確是大中華語境形成之后，才獲得“爆發創作動力”，而“寫實敘事”成為澳門文壇主要的書寫傳統，這正是“創造新歷史”所需要的。澳門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就是在澳門文壇為建立“澳門文學”形象、澳門作家在為創造澳門新歷史的背景下，涌現出來的女性作家們的文學行動。已有專家在相關研究中指出，澳門中文報紙與澳門文學關系密切。一方面，澳門中文報紙是澳門文學最主要的傳播媒介，對文學作者群、讀者群的培植起著重要作用，也對澳門文學體裁、題材與主題的發展變革以及澳門文學觀念的更替起著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澳門文學也是澳門中文報紙的重要組成，有效地拓展了澳門中文報紙的新聞表達空間，加強了澳門中文報紙的媒體競爭能力，并建構了澳門中文報紙的文學文化品味。

澳門的女性文學可說是集中體現了澳門文學的特色。周桐、林中英、廖子馨等女作家們主要通過《澳門日報》等澳門主流媒體副刊發表作品，日報等媒體反饋迅速，引發女作家的文本再生產。事實上，以報紙為主要傳播方式的澳門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生產了代際相承的女作家群體，而澳門女作家群體也使得澳門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加入到了大中華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合唱中來。一方面以小我思考大我，有人類之思；另一方面不斷思悟自我的身份，以詩意情懷和理性認識建構澳門女性主體想象。在文體上，“其小說、散文、詩歌均有可以躋身中華文學歷史之佳作。”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正值臺灣女性主義文學思潮風起云涌，大陸女性文學創作引人注目之際，得風氣之先的《澳門日報》凝集澳門女作家群體，開設了著名的《七星篇》和《美麗街》兩個專欄，一時成為澳門女性文學集體的象征。專欄關注澳門現實生活，其鮮明而溫和的女性立場，幾乎家喻戶曉。《七星篇》后來經過篩選而結集成書，獲得普遍的重視。其中作家年齡上也體現了其三代相承的特點，如林蕙（凌棱）是第一代女作家，第二代女作家周桐（沈尚青）、林中英都曾受到她的影響，廖子馨（夢子）則是年輕的第三代女作家。接續更年輕一代，如梁淑淇、馮傾城、袁紹珊等則是21世紀女性文學作家的一道風景。及至廖子馨這三代澳門女作家，對于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已有清醒的理性認識。廖子馨出版的第一個論集是《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分甲、乙、丙三輯。甲輯專題討論澳門女性文學，對女性文學進行界定和描述；乙輯對澳門文化進行了論述，把澳門文學評價建立于澳門文化背景，已呈現文化批評特色；丙輯對內地和臺灣女性文學進行研究，尋找與澳門女作家之間的關聯。如認為澳門第一代女作家林蕙的散文，繼承了內地作家冰心的“愛”的傳統。但相比冰心散文而言，林蕙的散文不只是表達女兒性，更有濃郁的母性情感。如第二代女作家林中英“在模仿丁玲、張愛玲中成熟”，體現了女作家之間師承和突破的傳統。認為澳門小說能手周桐受到了臺灣和香港流行文學的影響。可見澳門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具有兼收并蓄和對于大中華語境加入的自覺的特點。

三、澳門三代女作家的女性主義寫作

正是由于內因和外因相加，激活了澳門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對這一思潮有貢獻的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體現了對于“澳門性”現代性的反思和豐富。小說家周桐在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二十多年的時間中，長期在報紙開設專欄，由此培養了她的讀者群，也為她的小說寫作提供了敏銳的感覺和豐富的素材。周桐先后開設了“我的周記”、“八妹手記”、“西窗小語”等專欄，內容涉及世界各地的社會、政治、經濟、宗教，雖是現代社會中的“即食文化”，卻因為作品信息豐富而頗受讀者的青睞。事實上，周桐很擅長講故事，她吸收了香港和臺灣通俗小說的技巧，并且能夠迎合澳門讀者的文化需求。比如她本人的工作是國際新聞翻譯，能夠為澳門及時輸送世界各地信息，她據此把接觸到的奇異事情，也演變成故事，令她的小說頗具世界氣息。她的環保和科幻長篇《香農星傳奇》，寫地球的孿生星球來客，在澳門與少女相戀，一起探討環保和科技發展，批判唯科學主義，想象奇特，思想前衛，可以說開創了大中華語境女性寫作的新空間。

周桐的短篇小說情節錯綜復雜，寫作技巧精湛，個性的刻畫深刻有力，有的篇章堪與張愛玲的《金鎖記》相媲美。如，其名篇《勝利者》寫妻子與丈夫的新歡相逢，兩人沒有任何對話和交流，沒有發生爭執，卻發現都已經成了棄婦，深刻地刻畫了棄婦的自卑心理，也諷刺了棄婦們的可悲處境。小說《勝利者》中真正的勝利者丈夫卻沒有出鏡，這更強化了男權婚姻的專制特征。棄婦的失語卻令人難忘。《楢山盟》中的阿松和朝吉的故事，表面看來是一對戀人的浪漫殉情，實則是殘忍的兇殺，不甘被拋棄的女主人公阿松活活勒死了戀人朝吉。小說一邊描寫阿松對吉那不顧一切的愛與欲望，一邊鋪墊這種愛與欲望是村莊不被允許的，險惡的氛圍和熱烈的欲望構成小說強烈的場景。當村人要求偷情野合的阿松和朝吉按慣例到山頂巖石自殺，阿松看出了朝吉的動搖，阿松決定不放過朝吉。這兩部短篇小說文字精粹，以強烈的象征手法書寫深長豐富的內容，用離奇的情節暗寓男權體制的離奇荒誕，將女性的原始生命力和悲劇命運之間的張力發揮到極致，使極端性格呈現得相當飽滿，體現了作家對于女性主義思考的深度。

對女性主義思考的深度，還體現在周桐婚戀長篇小說的獨特講述手法上。她利用“言情”這一港臺通俗小說的元素，創造出饒有意味的澳門女性文學另類言情特征。她的言情回避青春之戀情，集中文學忽略之錯情、隱情和殘缺之情，探討人類邊緣生活，開拓個性成長空間。如《半截美人》寫殘疾人追求與愛，《錯愛》寫因一時失誤沖動而導致錯愛，《晚情》寫老年人之愛的復雜糾葛等等。雖然周桐也擅長利用三角關系和復雜的情感糾葛這些港臺通俗流行小說的懸念，但她更多執念于主人公如何走出矛盾，關注主人公的心理成長、生命發現、理性成熟，及在如何做出人生的選擇，以一種成熟的魅力來吸引讀者的認同。智慧、勇氣和承擔，是某種升華的必然，也是一種精神標高的結局，用傳統的批評詞匯，可以總結為：發乎情，止乎禮。周桐的小說演繹了澳門文化理性的一面。可以說，澳門文化生產了周桐的小說，而周桐的小說又豐富了澳門文化。女作家林中英自1968年進入《澳門日報》工作至今。她于80代中期寫作成熟并成為澳門女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1985年香港綠洲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兒童故事結集《愛心樹》。這些兒童故事融入了林中英自己身為母親的切身經驗，又充分考慮了澳門讀者的接受心理。在專欄發表時，澳門的生活場景、澳門兒童的生活現實，在小說中得到了生動的表現。1987年，香港綠洲出版社又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說集《云和月》。這些小說以女性的眼光觀察和表現澳門都市生活的凡人小事和婚戀、家庭等人際關系，體現出“書寫澳門”的自覺。其名篇《重生》涉及澳門身份思考和女性欲望關系，引起批評家廣泛注意。

《重生》是典型的澳門生活另類題材。偷渡無證少女銀彩對男主人產生了強烈的性沖動，投入男主人的懷抱，性的越界就是身份的越界，在澳門敘事文學上獨具價值。香港批評家東瑞撰文稱“林中英散文真精彩，從未感受到的守舊，她周密思路而又有新鮮創意”。寫于澳門回歸前夕的《小澳門大澳門》是林中英散文經典作品。文章縱橫捭闔，將24平方公里40萬人口的澳門之小，與國際身份人類歷史之中澳門之大，相向對比，寫得精彩細致，細節即論述，親切優雅而有力，再現了澳門“小地方，大文化”風采。人們習慣了主流的聲音和說法，澳門回歸的聲音是什么樣子呢？2009年，林中英寫出了另一篇經典散文《十年》。這篇散文不僅透露著濃濃的澳門情懷，展示了澳門人對于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也重現了澳門回歸的多重狀態。該文描述了澳門時間和空間出現的斷裂，不同身份的人面對回歸的不同反應，再現了其歷史轉折的特征。另一方面，作為紀念，文章見證了一種歷史真實，那么，葡萄牙旗從關閘、澳督府降下，有幸出席特區政府成立儀式，父親特意打上棗紅色領帶，則加強了歷史真實的傾向性。對于監獄長而言，是一種難言的回避，對于父親來說，則是激情的上場。作家精細的細節，使散文的真實性和說服力浸透紙背。凌晨在乘車回家的路上，父親居然因興奮而迷路了。這位老澳門人，在一個小澳門生活一輩子，此刻卻迷途———歷史分量與個人內心是何等凝重！父親內心的激動躍然紙上，十年對澳門意味深長。全篇散文不著一字議論，而用敘事寫法“大家走著，走著，走進歷史新時期”。這種敘事即象征的寫法，體現了女作家“創造新歷史”的文本自信。2011年澳門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女聲獨唱》，更印證了林中英的散文和澳門地理文化呈現為二位一體的特色。如寫女性化妝的《臉面工程》和《搶救幾毫米》，從凡俗題材寫出深刻人類學意義和存在哲學。《臉面工程》將女人的化妝打扮比喻為裝修工程，因為一邊裝修，一邊被歲月摧毀。臉龐裝修是最艱巨的工程，《搶救幾毫米》再次對化妝裝修做出精細描寫，引入新科技的努力，“人面的青春美麗，就是在毫米的移動間漸漸消失的。”

“毫米的移動像地球板塊的移動，終將來一次破壞性的爆發。”讀之深感“小澳門”“小文體”之“博大深刻”。也是在澳門回歸前夕，年輕的女作家廖子馨發表了小說《奧戈的幻覺世界》，講述土生葡萄牙人“尋根”的故事。這是第一篇從華人角度反思在澳門出生的葡萄牙人命運的作品。這個作品問世不久便引起世界性反響，被翻譯為法文、葡萄牙文和英文出版。之后又被改編為電影《奧戈》放映。廖子馨出生于柬埔寨，成長于老撾，之后到內地讀書，再來澳門工作。這種移民身份，令她對于土生葡萄牙人命運有到位的把握。主人公奧戈的身份很值得深思，被純種葡萄牙孩子罵為“中國雜種”的奧戈身上有著混雜的遺傳基因。奧戈父親是葡萄牙軍人爺爺與家中的中國籍婢女私通生下了，奧戈是馬來西亞的母親和父親所生，奧戈的身上流淌的是葡萄牙、馬來西亞和中國的血統。高鼻子的歐洲人特征和黃皮膚亞洲人調整混合在一起，使奧戈處于一種身份分裂中長大。17歲時遭葡萄牙醉鬼雞奸。他借出差葡萄牙在里斯本海灘故意將皮膚曬紅。在巴黎逛紅磨坊，他借酒勁雞奸了一位歐洲男人。混雜的遺傳基因，奇異的身體感受，小說通過奧戈對自己身體和身份產生的幻覺描寫，將性與身份的錯亂進行交錯表達，手法現代，技巧先進，體現了澳門第三代女作家優秀的潛質。

廖子馨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從事不同文體的創作，包括雜文隨筆、散文、小說和電影劇本改編等。她還是較早開展研究澳門女性寫作的文學研究者，這一切使她對澳門女性主義寫作有自覺的追求。如前論及她的中短篇《洗頭》，從性的角度關注現代女性命運。她的《命運———澳門故事》書寫女性新移民在澳門奮斗，獲得澳門身份的故事，體現了為澳門城市創造新歷史的書寫意愿。澳門更新一代女作家梁淑淇是第一屆澳門文學獎小說組冠軍，她分別以《小心愛》和《我和我的……》連續兩屆成為澳門中篇小說獎的得主。她同時活躍于網絡，是成功把小說推廣給其他地區讀者的典型范例。馮傾城則是小說、散文和詩歌多種文體都擅長的作家。袁紹珊的詩歌具有鮮明女性主義立場，兼具澳門意象與世界視野，加上技藝精湛，已獲得詩歌界認可。她們以及更多新生女作家、外來移民女作家，無疑將繼續推進澳門的女性主義寫作。

作者：荒林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