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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東晉國家殘破，山河分崩，而玄學正好以其崇尚虛無的本質特征，給士大夫們提供了精神解脫的良方，因此使得玄學思潮盛行，而生當東晉的湛方生也深受時風浸染，他的思想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東晉偏安一隅，實際上是國家殘破，山河分崩，異族入主中原，東晉士大夫無論如何通達夷泰，亦難擺脫精神上的困擾和失落，而玄學正好以其崇尚虛無的本質特征，給士大夫們提供了精神解脫的良方。生當東晉的湛方生深受時風浸染，他的思想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一
《文心雕龍·論說》云：“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于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途矣。”劉勰認為，玄學之興起，與正始年間朝廷的文化政策有關。而肇始于魏正始年間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玄學思潮，對于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是頗為深遠的。
一種理論的產生，它為社會所接受的程度，取決于社會對它的需要的程度。玄學之所以一出現就為士人所普遍接受，并且成為兩晉的主要的思想潮流，決非一種偶然現象，也決非曹魏改制的一時需要。它乃是一種更為廣泛、更為深遠的現實生活的要求。
經學束縛解除之后，思想一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種思想活躍起來。士人以往所信奉的儒家一套人生理想、行為規范，已經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任情而行成為一時風尚。但這種任情而行的風尚，只能是一種過渡的現象。一個社會不可能沒有它的思想信仰。玄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它是士人尋找來的一種思想歸宿，一種用以填補儒學失落之后的思想位置的新的理性的依歸。“東晉玄學一枝獨秀，符合門閥政治的需要。”①
二
由于對西晉覆亡之因的反省，東晉初年不少人士，其中主要是一些史學家，強烈抨擊崇尚《莊》、《老》，標榜玄虛的清談之士，視其為西晉覆亡的罪魁禍首。如干寶在《晉紀總論》中說西晉時“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仕進者以茍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②，以至造成西晉的傾覆。卞壺對東晉“貴游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的行為，于朝中加以嚴厲批評，謂此“背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于此”③。但玄學清談之風并未因此而消減，反而在士族勢力的倡導下形成一時之尚。皇帝帶頭尚玄，史載東晉元帝“餐服玄風”，《晉書·簡文帝紀》稱簡文帝“清虛寡欲，尤善玄言”。《晉書》卷九三《外戚·王濛傳》：“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清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執掌大權的丞相王導，就是位本格的玄學家。王導擁戴東晉三帝，執掌樞機，對東晉王朝的建立和鞏固功勛卓著。他“少有風鑒,識量清遠”④。在政治上，他主張實行寬松、清靜的政策，認為“鎮之以靜，群情自安”⑤，這顯然是受到玄學思想的影響。《世說新語·文學》篇載：
舊云：王丞相過江，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可見王導這位素有“江左管夷吾”之稱的世族領袖，在文化上扮演著談席翹楚的角色。王導身為首輔，所談三理，皆魏晉以來諸玄學家悉心探討的著名命題，“聲無哀樂”、“養生”之論，嵇康早有精微辨說，“言盡意”論，歐陽建等亦曾詳加論述。王導能在此類問題上“無所不入”，可知其玄學修養之深厚。《世說新語·文學》篇載王導執政期間有關玄學清談的情形：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余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嘆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于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輒翣如生母狗馨。”
參加者有謝尚、殷浩、桓溫、王濛、王述等，皆一時俊彥，亦朝中要員。丞相以下官吏更是“為玄是務”，清談之風極盛。當時玄學名家尚有殷融、庚亮等。至中期，又有謝安、庚翼、庚冰、孫盛、桓溫、劉恢、孫綽、許詢、庚闡、王獻之、謝萬等一大批重要人物兼為玄學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謝安。謝安與王羲之曾有—段對話：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⑥
其實王羲之并非純儒，他也“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而且自稱“吾素自無廊廟志”⑦，所以其志尚與謝安應無大差異。此時見謝安“有高世之志”，而說出一篇“勤政”道理，可以理解為玄學清談中常見的“互為主客”的“往復”辯論手法。而謝安答以秦任商鞅之例，否定清談誤國論點，可知其玄學信仰。謝安聲望卓著，其玄風影響，遍于士林。謝安于東晉中后期也扮演著談席翹楚的角色，《晉書·謝安傳》載謝安寓居會稽時，“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魚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世說新語·文學》篇載謝安擅場談席之事：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于是四座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后粗難，因自敘其意，作萬余語，才峰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托，蕭然自得，四座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東晉末名士謝混、謝晦、王獻之、韓伯、殷仲堪等，亦好玄學。最著者為荊州刺史殷仲堪，據載“殷仲堪精核玄論，人謂莫不研究”⑧；“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⑨。甚至那位東晉末政治上的興風作浪者桓玄，亦頗有玄學修養，與人清言，且甚有談鋒，如他曾與人談《老子》，時在座者有主簿王禎，字“思道”，桓玄即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⑩不妨說東晉一代，玄學臻于極盛，而玄學清談，也成為多數名士的重要精神文化生活方式。
三
受玄學思潮影響，東晉士人即使身處官場亦多強調無為而治的政治理想，往往采取“不以物務縈心”的態度以待政事。東晉初年，以王導為代表的世家大姓中人，為了兼顧皇室與南北士族的利益，在政治上采取了所謂無為而治的方略。此種風氣影響極深，以至孫綽為庾亮這位頗勤政事之人作碑文時，也不忘強調其“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跡，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11}。謝安這位頗有作為的風流宰相對于東晉政治實有極大貢獻，而其于仕途所體現的處身之道則表現出相同的風度，所謂“在官無當時譽，去后為人所思”，以及“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12}，正體現出其與王導一脈相承的為政理想。可以說，東晉時代崇尚無為而治的玄學政治思想有著極其廣泛的社會基礎。
湛方生的思想基本上屬于玄學思想。其《諸人共講老子詩》說：“吾生幸凝湛，智浪紛競結。流宕失真宗，遂之弱喪轍。雖欲返故鄉，埋翳歸途絕；滌除非玄風，垢心焉能歇？大矣五千鳴，特為道喪設。鑒之誠水鏡，塵穢皆朗徹。”強調追求主體的精神性情，剔除由社會名教強加于其上的種種束縛，還其真率自然。最典型地反映了玄學中人的這一追求。世俗信偽迷真，莫之所歸，所有清醒的人欲返真率太樸之鄉，但無奈風俗所尚，斷其歸路。玄風、老子五千精妙之言，能滌除污穢塵垢，削盡名教偽飾，幫助他們返真歸樸，達到純凈、朗徹、自由的精神之域。其《北叟贊》“樂為憂根，禍為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迷之，橫生欣恥。滔滔北叟，獨亮玄理。喪馬弗希，折肱愈喜。淡哉一生，無泰無否。”推崇莊子齊物思想，泯滅否泰。追求一種委運任化、和光同塵的思想，顯然是受玄學思潮影響的結果。而湛方生的《風賦》變宋玉《風賦》借風以寄諷諫之旨為專詠自然之風，融玄理入于物象之中，描述了風在不同季節的作用及風的不同形態，稱美風之“同神功于不疾，等至道于無情”，引發“軒濠梁之逸興，暢方外之冥適”，即體悟超然物外、物我相忘的自然玄趣。全賦文辭簡約，意象生動，由實入虛，融以理趣。《秋夜詩》“萬慮一時頓渫，情累豁焉都忘。物我泯然而同體，豈復壽夭于彭殤”，也表達了一種棄除塵累，心如明鏡，優游自得，與物同化的境界。他的《帆入南湖詩》“彭蠡紀三江，廬岳主眾阜。白沙凈川路，青松蔚巖首。此水何時流，此山何時有。人運互推遷，茲器獨長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后”，《還都帆詩》“高岳萬丈峻，長湖千里清。白沙窮年潔，林松冬夏青。水無暫停流，木有千載貞。寤言賦新詩，忽忘羈客情”，也是夾雜玄理的山水詩，在東晉玄學詩壇中比較獨特。這兩首詩描寫景致風物，清新流麗，由此而引起山水永存而人生短暫的感慨。古今哲人關于山水長存人生短暫的感慨似盡包含其中。山水與玄理的融合，比較自然，通過物象來講玄理，也比較生動。這些都體現出湛方生具有濃厚的玄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