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忠善譯理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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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甲午戰爭后，馬建忠寫成《擬設翻譯書院議》，提出了“善譯”理論，努力矯正洋務翻譯的弊端。“善譯”構建了我國近代重要譯學理論的發展基礎，“翻譯書院”則勾畫了清末譯學館的基本辦學框架。但“善譯”以培養對外交涉“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翻譯人才為宗旨，在甲午戰爭后變革圖強的轉型社會中具有明顯的歷史局限。

[關鍵詞]馬建忠；翻譯書院；善譯

Abstract：AftertheFirstSinoJapaneseWarin1895，MaJianzhongadvancedtheconceptof“goodtranslation”inhis“ProposalforSettingupaTranslationAcademy”inordertoovercomethetranslationshortcomingsintheSelfstrengtheningPeriod.Theconceptof“goodtranslation”laidafoundationforthedevelopmentofmodernChinesetranslationtheories，whiletheproposed“translationacademy”providedtheframesforthetranslationacademiestobesetupinlateQingDynasty.Ma’sadvanceof“goodtranslation”aimedtotraintranslatorsandinterpreterswhocan“knowthemselvesandtheenemytofightvictoriousbattles”，andhadobvioushistoricallimitationsinthedrasticsocialtransformationperiodaftertheSinoJapaneseWar.

Keywords：MaJianzhong；translationacademy；goodtranslation

一

1894年冬，維新人士馬建忠寫成《擬設翻譯書院議》。在這個2500字左右的中國近代翻譯史名篇中，馬建忠提出了“善譯”的標準：“夫譯之為事難矣!譯之將奈何?其平日冥心鉤考，必先將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深嗜篤好，字櫛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相當之實義，委曲推究，務審其音聲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及其義理精深奧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則一書到手，經營反復，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然后心悟神解，振筆而書，譯成之文，適如其所譯而止，而曾無毫發出入于其間。夫而后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是則為善譯也已”[1]214。

二

(一)馬建忠提出“善譯”理論，努力矯正洋務翻譯的弊端

1862年，清政府創辦京師同文館，拉開洋務運動的序幕。在洋務運動期間，清政府除創辦新式學堂外，還設立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等專門譯書機構。然而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指導下，由部分西人和少數洋務官僚努力而實施的翻譯僅涉及少數實用性自然科學和海軍軍事領域。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為了“求強”和“求富”，清政府派遣了多批留學生以置之“莊岳之間”，指望他們回國后成為教學、翻譯傳播西學的津梁。然而，在外語日趨成為謀求新興職業敲門磚的清末社會，回國留學生“惟以所學者為資本，賴以致富”[2]19，不想將外語翻譯傳授給同邦。而實際從事翻譯者“大抵于外國之語言，或稍涉其藩籬，而其文字之微辭奧旨與夫各國之所謂古文辭者，率茫然而未識其名稱，或僅通外國文字言語，而漢文則麤陋鄙俚，未窺門徑”。由于譯者的語言和專業知識普遍較低，翻譯時不但“其詞中所欲達之意其未能達者”，而且“又參以己意而武斷其間”[1]214-215，翻譯后的文本往往“于原書之面目盡失本來”[1]215，同一本西文書籍，翻譯出的漢語文本有時差異懸殊無比[3]345，以至于“閱者展卷未終，俗惡之氣觸人欲嘔”[1]215。

由于洋務時期的譯者大多“通洋文者不達漢文，通漢文者又不達洋文”[1]215，中西譯者主要依賴“西譯中述”這一時代特有的翻譯模式：“西人先熟覽胸中而書理已明，則與華士同譯，乃以西書之義，逐句讀成華語，華士以筆述之；若有難言處，則與華士斟酌何法可明；若華士有不明處，則講明之。譯后，華士將初稿改正潤色，令合于中國文法”[2]18。在中西合作的翻譯過程中，翻譯文本的選擇完全根據西人的愛好和專業決定，華人譯者在翻譯中處于從屬地位。“關于翻譯本身的理論和技巧，口譯和筆譯者均很少了解。”[4]364“西譯中述”的翻譯文本“文辭艱澀”、“駁雜迂訛”、“掛一漏萬，割裂復重，未足資為考訂之助”，為“天下識者所鄙夷而譏笑也”[1]314-215。

為了矯正洋務翻譯的種種弊端，同時著實學習西學以真正探求富強之道，必須造就一批掌握中西語言文字、熟悉專業知識、了解翻譯理論和技巧的人才。

(二)馬建忠提出“善譯”理論，旨在培養“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翻譯人才

鴉片戰爭前后，西方列強在國內不惜重金教學漢語言文字，翻譯各類古今漢語書籍，同時派遣西人和傳教士來華，在從事經濟掠奪的同時，公開或秘密地聘請漢語教師，學我語言，譯我經典。

雖然以魏源等為代表的進步學者和思想家在面對西方列強瘋狂掠奪和清王朝故步自封、閉關自守時早就提出了翻譯制敵的思想，“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譯館、翻夷書始”[4]。馮桂芬又進一步強調了翻譯制敵的重要性，認為翻譯“馭夷為今天下第一要政”[5]211。洋務派也明白，要了解西人“用器與制器之所以然”，“翻譯一事，系制造之根本”[6]。但洋務翻譯“言藝之事多，言政與教之事少”，只局限于“語言文字之淺，兵學之末，不務其大，不揣其大”[7]7。士大夫階層對于洋務翻譯“泥古守舊”，而少數立志于翻譯的“在位有志之士又苦于語言不達、文字不通，不能遍覽其書，遂不能遍知其風尚”[1]212。如果“言語不通，文字難辯，一切隔膜”，不知西人之“情偽”和“虛實”，在對外交涉中“安能望其妥協”[8]?

面對甲午海戰后的嚴峻局勢，馬建忠在《擬設翻譯書院議》中開門見山，大聲疾呼：“今日之中國，其見欺于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來，彼與我所立約款稅則，則以向欺東方諸國者，轉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師以陵我政府；其領事強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長；其大小商賈盤踞于租界以剝我工商；其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列強“之所以悍然不顧敢于為此者，欺我不知其情偽、不知其虛實也”[1]211-212。要在“外患方興，內訌洊至”[1]216的對外交涉中“盡知其情實、盡通其雍弊，因而參觀互證，盡得其剛柔操縱之所以然，則譯書一事，非當今之急務”[1]212。馬建忠呼吁借鑒西人于我語言文字、政令法規、文化典籍等如數家珍的做法，在通商口岸城市創設翻譯書院，迅速及時地翻譯外洋各國報刊書籍，造就“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翻譯人才。

(三)馬建忠提出“善譯”理論，構建了中國近代重要譯學理論的發展基礎

馬建忠提出“善譯”之前，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的徐壽、華蘅芳、李善蘭等科學家針對洋務時期西方科技書籍翻譯名稱繁雜紛紜的現象，積極協助和配合英國傳教士教育家傅蘭雅提出了統一譯名的3條措施，即翻譯時如中文已有現成名稱則用中文名稱；斟酌、推敲、考證新的中文名稱；對于所確定的中文名稱，編制中西名目對照。“統一譯名”只是糾正洋務翻譯弊端的一項具體措施，尚不構成嚴格意義上的翻譯理論。

什么是“善譯”?馬建忠認為，要達到“善譯”，譯者首先必須通曉漢語和外語，因為任何通漢語而不達外語，或達外語而不通漢語者都不可能在翻譯中準確傳遞原文的神韻。其次，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更要努力掌握翻譯理論和技巧，充分應用語義學，“委曲推究”所有相當之實義；應用語音學，“審其音聲之高下”；應用文體學，“盡其文體之變態”；應用語用學，“析其字句之繁簡”；應用修辭學，研究“其義理精深奧折”。在“確知其意旨之所在”的基礎上，“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準確傳遞原文的神韻，這樣的翻譯才是“善譯”。

中國近代最重要的翻譯理論當屬嚴復1897年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提出的“信”、“達”、“雅”翻譯標準。“信”就是翻譯的文本要忠實于原文，“達”就是翻譯的語言要通順易讀，“雅”就是翻譯的文字典雅優美。“信”、“達”、“雅”翻譯標準不但在當時影響極大，對以后近百年的翻譯史也產生了空前絕后的影響。馬建忠的“善譯”要求譯者研究“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異之故”、努力辨別外語“音聲之高下”、“字句之繁簡”、“文體之變態”以及“義理精深奧折”，以便使譯文與原文“無毫發出入”，這一要求已基本等同于嚴復的“信”，即“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于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善譯”要求譯者在“確知其意旨之所在”的基礎上，“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然后心悟神解，振筆而書”，這一要求又接近于嚴復的“達”，即“至原文詞理本深，難于共喻，則當前后引襯以顯其意”[9]。“善譯”要求翻譯的文本既忠實于原文，又通順易讀，構建了“信”、“達”、“雅”翻譯標準中“信”與“達”的基礎，“已與現代等值翻譯理論非常接近”[10]。

(四)馬建忠呼吁創設新式翻譯書院，勾畫了清末譯學館的基本框架

早在1861年，馮桂芬便在《校邠廬抗議》之“采西學議”中提出設立翻譯書院：“今欲采西學，宜于廣東、上海設一翻譯公所，選近郡十五歲以下穎悟文童，倍其廩餼，住院肄業，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內地名師課以經史等學，兼習算學。”[5]210馮桂芬提議創設的“翻譯公所”只是教學中外語言文字的外語學校。

洋務運動時期出現了近代第一次翻譯高潮。但江南制造局翻譯館，京師同文館等主要洋務翻譯機構貫徹“西學為用”的原則，主要從事外交、海軍軍事和部分自然科學書籍的翻譯，以翻譯“求和”、“求強”和“求富”，但“專門之業不分，精致無自”[7]7，且洋務“翻譯一直是外語學習的手段，而不是一門專業，即翻譯始終是作為外語教學流派中的一種——語法翻譯法而存在的”[11]。

馬建忠呼吁創設的“翻譯書院”集教學、翻譯、出版于一體，努力實踐“善譯”，是一所專門培養既能翻譯外國文獻，又精通中國文化典籍的對外交涉、翻譯、編纂、教習等國家急需高級翻譯人才的學府，培養目標設定超越了前人，超越了體用思想的范疇。“翻譯書院”在辦學目的、招生對象、師資配備、語言教學、翻譯實踐、編輯出版、管理方法、經費配備等方面都有明確具體的規定，勾畫了清末譯學館的基本辦學框架。

首先，“翻譯書院”努力教學中外語言文字，培養“善譯”人才，以翻譯為外語教學的有效手段。“翻譯書院”招收已通外語者為1班，長于漢文者為另1班，聘用“兼通漢文、洋文之人”，以便因材施教。對于已通曉外語的學生，除正常語言教學外，還要求“日譯新事數篇以為工課”，以翻譯實踐作為外語教學的有益補充。“翻譯書院”同時要求通曉外語的學生加強漢語學習，長于漢文而外語基礎差的學生則必須認真學習外語。如果教習能“循循善誘”，教學方法得當，2年外語學習后，這些學生即可通曉外語，“然后肄力于翻譯，收效必速”，而且由于長于漢文的學生“天資絕人”，中外語言文字又“文理無間”，所異者“事物之稱名耳”，所以“先通漢文后讀洋文”者從事翻譯，往往“事半功倍”[1]218。

其次，在翻譯實踐上，“翻譯書院”將翻譯視為一門專業，譯書范圍既涉及中外“通好”，又有“一事一藝”，更有“政令治教之本”和“外洋學館應讀之書”。所譯西書分為3類：第1類為對外交涉書籍，即“各國之時政”、“外洋諸國內治之政”以及“各國交涉之件”等。這類書刊由于時效性強，必須“隨到隨譯”，是“翻譯書院”必須首先從事的翻譯；第2類為“居官者考訂之書”，即涉及自然、社會、人文、歷史、軍事、法律、經濟等西方“政令治教”的各類科學書籍，由學生“擇其善者”逐日分類翻譯；第3類為西方教科書，包括算學、熱學、光學、聲學、電學、動植物學、金石之學、性理、格致等近代科學。“外洋學館應讀之書，應次第譯成，于彼國之事方有根柢。”[1]220-221

再次，在“翻譯書院”，翻譯還是一門產業，以出版促進譯學的發展。“翻譯書院”設立印刷所，負責所譯書籍的印刷出版；聘用“長于古文辭者”一方面充當漢語教習，另一方面“潤色已譯之書”、“商定所譯名目”，同時“為同文字典底本”編制目錄[1]219。學生逐日翻譯的書刊經不斷修改和潤色后“附旬報印送，以資觀覽”[1]221。

“翻譯書院”還配備專門管理人員，以督查學生遵守規章制度；設立圖書館，聘請專人負責購買書籍和管理圖書館的日常運作；配備專項經費，以支持翻譯書院“立不拔之基”[1]222-223。

馬建忠“善譯”理論是洋務翻譯的一次重大飛躍，促進了我國近代翻譯事業的健康發展；實踐“善譯”的“翻譯書院”勾畫了清末“新政”時期譯學館的基本辦學框架，促進了我國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但是，馬建忠提出的“善譯”，要求譯者充分應用語義學、語音學、文體學、語用學、修辭學等理論和方法，這一要求雖然對當今翻譯實踐具有重要的借鑒和指導意義，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還只是一個很難實現的理想。并且，在中日甲午海戰后變革圖強的轉型社會，僅在通商口岸城市設立“翻譯書院”，以培養“知其之情偽和虛實”、在對外交涉中“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翻譯人才為宗旨，具有明顯的時代落伍性和歷史局限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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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穆雷.中國翻譯教學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