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人三部曲中的茶文化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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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文化在茶人身上的展現

(一)和諧、中庸

茶生長于青山綠水之間，味道平和，苦中帶甘。處于濃烈的酒與寡淡的水之間，保持自己獨立中庸的位置與風格。中國的茶道尤重和諧與中庸，無論煮茶的器物還是泡茶的水都首先講究和諧同一。茶圣陸羽在《茶經》中所描述的煮茶風爐，形如古鼎，按照《易經》中的五行八卦制作而成，使矛盾的水、火、風相容相濟，“風能興火，火能熟水”，只有這三者達到和諧統一才能煮出好茶。陸羽對于煮茶的水的選擇也同樣體現了和諧與中庸，“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揀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涌湍瀨勿食之……”［1］32。飲茶環境要與自然相融、與心緒相協。茶道中講究的與人為善、和平共處都是與儒學精髓相契合的。《茶人三部曲》的主人公杭家茶人嘉和并不是一個信奉儒教的人，從職業上看，他是一個商人，但在他身上卻真正體現了茶與儒的完美結合。他沉穩、內斂而又節制，他一生所努力的目標就是希望杭家能在風雨飄搖的亂世獲得一份寧靜，希望杭家人都能在災難來臨時順利度過。在杭家復雜混亂的關系中，他努力使之達到平衡和諧，處處與人為善，與茶農、茶商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重情誼、輕利益，在同行中獲得尊重和信任。他并非是一個人云亦云的“好好先生”，對人、對事都有著清醒而敏銳的認識:他能在事物的兩端之中取一個絕佳的中和，面對狂熱的“空想社會主義”信仰者林生對其“中間派”態度的指責時，他說:“我不是伸出兩只手把你們推開，自己站在中間的中間派。我是把你們一邊一個拉起來打碎了再化合成的中間派。大情之現，必以中和之聲。”［2］501因此，當他第一次直面血與火時，他表現出了不理解甚至有些無所適從。他沉浸在茶的和平的世界中，面對接二連三的沖突與流血，“在內心里，他發出了強烈的震撼———他越來越不能夠解釋身邊的這個世界———他是一個從血液里、從心理到生理都無法離開和諧的人。”他總是認為“人之所以為人，能生存至今，實乃人的天性不能離開和平。”［3］119儒家的中庸和諧思想在嘉和身上得到了極好的展現。

(二)自省、達觀

《茶經》有云:“蕩昏寐，飲之以茶”［1］37。茶有提神醒腦之功效，唐代白居易詩云:“破睡見茶功。”宋代蘇東坡也有詩贊茶有解除睡意之功:“建茶三十片，不審味如何，奉贈包居士，僧房戰睡魔。”晉代張華在《博物志》中說:“飲真茶令人少睡，故茶稱不夜侯，美其功也。”五代胡嶠在飲茶詩中贊道:“破睡須封不夜。”因此，有“不夜侯”之稱。因此，飲茶之人對于所處之環境、情勢總有著清醒的認識，不管所認識到的讓人痛苦還是使人開心。而飲酒之人則總喜歡把自己的愁煩發泄在酒中，“今朝有酒今朝醉”、“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把酒當作逃離現實、躲避憂愁的工具。茶也有“忘憂君”的稱謂，但茶的忘憂在于讓人心境平和、寧靜，以達到心靈的曠怡與舒暢。茶中所蘊含的這份清醒與理性又與儒家思想不謀而合。因此，以茶代酒，更達觀，更清醒地看待世界，滌去心中的昏寐，面對朗爽的天地是歷代茶人最大的追求。這也恰是儒家茶道與道家茶道和佛教禪宗茶道的區別之所在。嘉和從小對于自己身為杭家長子但又是庶出的奇特身份有著極其敏銳的認識。他知道自己的親生母親是不能住進杭家大院的外室，自己從小在奶奶身邊，是杭家的大少爺，與母親小茶有著地位上的差異，與自己叫著“媽”的沈綠愛則有著情感和血緣上的隔膜。因此，從小他就沉默、內斂，卻有著驚人的洞察力，對世事清醒的認識同時使他比一般人更能自省。五四期間，嘉和在嘉平的感召下，懷著巨大的激情在自家的茶園開展“新村”運動。但跳珠的死讓他很快意識到自己所處的現實與理想之間那巨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他由夢想退回到了現實中。但這并非消極的逃避，而是清醒后積極的選擇。面對日軍的暴行，崇尚“和”的嘉和陷入了巨大的迷惘，但他很快地從中反省過來，以巨大的勇氣和讓人折服的氣勢直面災難。杭家二少爺嘉平也是一個洞明世事之人，不過與嘉和的從小處著眼不同，他把他的洞察力放在了對時局政治的關注上。他清醒的認識到國民黨內左右派的斗爭，意識到日軍侵華將要帶給中國的毀滅性的災難。這些清醒的認識并沒有使他們陷入悲觀絕望中，反而使他們以更積極、更樂觀的人生態度來面對所有的困難，也使他們最終走出困境，獲得勝利。

(三)勵節、積極入世

儒家思想一直倡導積極的人生態度，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中國歷代知識份子的人生理想。儒家思想還強調對個體人格的尊重，“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中國茶文化不僅吸取了儒家中庸和諧的思想，而且把儒家積極用世的人生態度也融入其中。把茶看作是養廉、勵志的手段:“以茶可養廉”，“以茶可雅志”，“以茶利禮仁”。茶一方面使人平和，而另一方面卻使人孤高自重。杭家茶人多是以和為貴的謙謙君子，向往和平、寧靜、與茶相伴的安詳生活，但他們并非逃避俗世，只鉆茶理，他們展現得更多的是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以及“威武不能屈”的氣節。杭家老茶人吳茶清年輕時是反抗清廷的太平軍，在杭家茶莊里安靜祥和的過了大半輩子。當辛亥革命爆發期間，英勇的茶清伯只身犯險，為革命獻出自己的生命。趙寄客、杭嘉平、杭憶、林生、寄草都是時代的英雄，他們把自己融入革命的洪流中，自覺擔當起濟世扶人的責任。日軍占領杭州期間，平和內斂的杭家人更是展示出了動人心魄的豪情與氣節。有著一半日本血統的杭翰因打了日本兵兩個耳光被日軍首領小堀一郎抓住，被皮鞭打得血肉模糊，昏死過去的十來歲的青年仍堅持用最后的意志吐出“中國人”三字。柔弱多病的杭家女兒杭盼在愿以自己的生命換取哥哥的自由。杭家媳婦———美得似一個絹人一樣的日本女人葉子面對自己像野獸一樣的同胞，其目光、神情是那樣的堅定與執著。荷槍實彈的小堀一郎威逼嘉和與之對弈，嘉和只是沉靜地用衣袖拂去所有的棋子，毅然切下自己的手指，只因為他不愿意與這個不配成為自己對手的魔鬼對弈。被小堀一郎囚禁在孔廟的趙寄客不愿拋下杭州人獨自逃生，因為他明白“趙寄客，身在孔廟中，一舉一動，杭州人都看在眼里。我在日本人面前抬一天頭，杭州人心里頭就長一天志氣。”堅毅的趙寄客為了保住孔廟的木梁最終撞死在孔廟里。這是令人何等感動的氣節啊!杭家的茶人們真正實踐了孔子的積極用世與孟子“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

二、釋道文化對茶人的影響

道家思想同儒學一樣，都是我國本土自身的產物，道家思想的出現比儒家略早。雖然其影響沒有儒學那么深遠和具有普適性，但它仍是我國傳統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脈。中國茶文化的形成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茶與道的結合主要表現在茶與老莊的隱逸哲學以及天人合一的自然觀的契合上。與儒家的積極用世相比，老莊的隱逸哲學具有獨到之處———“既不是為了來日進攻而暫時退卻，也不是為了生命的無限延續，而是不為功名利祿束縛，以恢復生命的自然本色作為終極目的”［3］27，我們不能簡單地以“消極”二字作為評價。“表面看來，儒道是離異而對立的，一個入世，一個出世;一個樂觀進取，一個消極退避;但實際上它們剛好相互補充而協調。不但‘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經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補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與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也成為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的常規心理及其藝術意念”［4］49而茶人們一方面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而另一方面又不能茍同于世俗，渴望逸世獨立的個性自由。道家講究天人合一的自然觀，把人與自然、物質、精神看成一個互相包容、聯系的整體。中國茶道也特別看重人與茶與自然的融合。喝茶時，講究人、茶、器具、環境的渾然一氣，從茶中體悟出大自然的道理，獲得一份清凈無為的美感，以達到心靈的超脫。

中國茶文化的發展與茶道的形成源于茶與禪的結合。茶提神醒腦之功效最初是適用于坐禪的僧人。禪，梵語作“禪那”，意為坐禪，靜慮，在南朝梁武帝時傳到中國。禪宗主張以坐禪修行的方法“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僧人常需要長時間坐禪修行，坐禪對老和尚來說或許比較容易，但年輕僧人諸多塵念未絕，不能睡覺便是十分困難的事情，于是味道略苦而又具有醒腦功效的茶便成為僧人最好的解渴醒腦的工具，“空門少年初志堅，摘芳為藥除睡眼”。茶之成為佛門良友有其內在的道理。茶圣陸羽本人就出身佛門，其師傅積公大師也是個茶癡。由于禪宗在唐代的盛行，茶因此在唐代流行起來，再加上普通老百姓在拜佛祈愿時常飲寺院之茶，茶日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須品。僧人清閑，有時間對茶的味道細細品味，對茶藝的研究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僧人愛茶，因此常在寺廟周圍種上茶樹，唐代許多名茶便出于寺院，如普陀山寺僧人便廣植茶樹，形成著名的“普陀佛茶”，一直到明代，普陀僧植茶傳承不斷。今天我們所熟知的許多茶葉如武夷巖茶、惠明茶、龍井茶、羅漢茶都是由僧人所種。禪對于茶道的最大貢獻在于對飲茶意境的提煉。中國歷來便有“茶禪一體”之說，茶的凝神靜氣，有樂趣但又有節制，這與禪宗對佛教戒規的變通相適應。僧人不只飲茶止睡，而且通過對飲茶意境的創造，把禪的哲學精要與茶結合起來。唐代詩僧皎然在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一飲滌昏寐，情來朗爽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撒清塵”，“三碗便得道，何需苦心破煩惱”。禪宗的主旨是“靜心”、“自悟”，皎然把這一精神融入茶道中。茶人希望通過飲茶把自己與山水、自然、宇宙融為一體，在飲茶中求得美好的韻律，這與禪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種“悟”。趙州和尚一句“吃茶去”，流傳千古，成為禪林法語。“吃茶”在僧人們修行的過程中就隱含著坐禪，談佛。飲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與茶便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中國“茶道”二字首先便是由禪僧提出來的，這樣，就把飲茶從技藝或一種解渴方法提升到精神的高度了。杭家人大多不信佛不信道，但杭天醉是個例外，杭天醉從小受其父影響，養成了一幅小兒女的性情，對“放浪形骸天地間的幽人處士，總是不勝歆慕。”1911年，當整個杭州城都陷入革命的浪潮時，他的妻子、朋友都在為革命奔波操勞時，他卻在家中與日本客人談茶論道，在繚繞的茶香中品味茶的歷史。他總能在熱鬧喧囂的背后看到一種虛無。當他發現妻子與自己的生死至交有著曖昧關系時，他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無助與空虛中，找不到精神的寄托，也看不到生命的意義。于是，他躲進了鴉片的煙霧中，希望可以暫時忘卻。在戒掉煙癮后，他轉向佛、道以尋求生命之真諦，希望能借助佛道使自己的心靈得到安寧和凈化。但杭天醉從骨子里來說缺乏對宗教的虔誠，他不是一個信徒，他只是想從道家的隱逸和佛家的禪理中找到一處靈魂的避難所。

三、中日茶人所體現的中日茶文化的差異

中國的茶文化源于皇天后土，以平和、溫厚、持久的儒家為核心，融合道家佛家等多家精神而形成文化體系，因此，在中國，真正的茶人一般是儒生、道士與僧人，而當茶成為文化成了茶禮以后，就以各種形式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了，于是老百姓也成了茶文化的承擔者，推動了茶文化的發展。雖然，如今的中國已經沒有像日本那樣精細、嚴格的茶道，但是“以茶代酒”、“以茶交友”、“下茶禮”等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因此，中國的茶文化和中國的其他文化一樣，講的是“經世致用”。日本茶道與中國茶文化中的佛家茶道關系最為密切，深受禪宗思想的影響。茶在唐朝由日本的僧人最澄傳入日本，以后日本的茶和佛就無法分開了。當宋代流行的斗茶傳入日本而且此時日本本土也能產茶了，他們就仿效這些形式來摸索自己的茶道路子，后來千休利設計了茶室，吸收中國唐宋茶器與方法，提出了以“和、敬、清、寂”為茶道的基本精神，要求茶人在茶室中進行反省和升華。現在日本的茶道也有了變異，他們尤其看重精巧的器具和嚴格程序，這些雖然都還能體現出“和”、“敬”，但“清”、“寂”就幾乎沒有了。而民間的飲茶與這種茶道大相徑庭，很難說有深厚的文化滲透其中。由于日本武士和禪的密切關系，茶和武士道也有了很大的聯系。日本最有名的茶人都是為武士服務的，如千休利、小堀遠洲等等。當然，日本習茶道的茶人也為其茶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茶道創始人千休利為了謹守“和、敬、清、寂”的理想信條，對其侍奉的豐臣秀吉的以武力統一全國的做法不能接受，剖腹自殺而殉茶，這也說明了茶與武士的密切聯系。

《茶人三部曲》通過對茶人的描寫，闡述了中日茶文化反映在兩國茶人上的巨大差異，以杭嘉和為代表的中國茶人，骨髓和血液里都融進了中國茶文化精髓，他在風雨如晦的日子里，盡其所能為家族和民族的生存與出路奔波;他像茶樹一樣寧靜和平的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中成長起來，他幾乎集合了中國茶人所有的優點:平和、寧靜、博古通今、柔韌、表面如冰山平靜如鏡，而內心卻有著波濤暗涌。正是因為這樣的內斂和暗含的力量，一直平和處事的他才會一把火燒了杭家的五進大院，才會用衣袖將棋子掃在地上，然后自斷小指。與此相對應的是以日本茶人自居的小堀一郎，他的祖先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茶人小堀遠洲，他也曾在羽田那里習過茶道，然而當他和其他日本年輕的茶人來到中國執行天皇侵華命令時，大開殺戒，使這片茶文化發源地血流成河，他們不再“和敬”，也不再“清寂”，他們的手上沾滿了甚至連茶水都無法洗去的鮮血。他們的茶道精神蕩然無存，因為他們只看重器物，曼生壺，兔毫盞……看重的是喝茶的方式和程式，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了一只青花瓷器而用槍打死那個抱著瓷器的中國孕婦。然而，小堀一郎這樣精通日本茶道和中國文化的人，在杭嘉和面前的優越感卻消失殆盡，他穿上中國長衫、說中國話，他可以讓杭嘉和失去一切，然而他沒有辦法征服這個中國茶人的靈魂，反倒是杭嘉和的斷指和趙寄客的血濺石碑讓小堀一郎的精神徹底崩潰，最后選擇投湖。

四、結語

《茶人三部曲》這部茶文化巨著，從描寫杭家茶人入手，展示了滋生于中國文化母體中的茶文化深刻內涵和頑強的生命力。茶人在與茶的朝夕相處中，早已把茶的美好品性內化于自身的精神世界中，茶人身上體現出來的儒釋道等中國文化精神要素如碧泉滲透在日常生活中成為茶文化的一個重要內涵。王旭烽以女作家特有的細膩與感性，準確地把握了茶人的內在神韻，無論是嘉和、天醉、寄客、綠愛，還是杭盼、嘉草，甚至小堀一郎、吳升等等，都如同一杯好茶，值得好好的去品嘗、回味，她的作品為我們奉獻了一道真正的文化大餐。（本文作者：張艷單位：阿壩師范高等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