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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余年來大量的考古發(fā)掘表明,中國的水稻栽培起源于距今約萬年前的長江流域,距今約四五千年前水稻已經(jīng)陸續(xù)北上進入黃河流域。
中國文字的發(fā)明起源于黃河流域,有關水稻的文字記載也首先見諸商周時期。如《詩·周頌·豐年》:“豐年多黍多稌,…為酒為醴,烝畀祖妣。”醴即是用稌米釀的甜酒。古代黃河流域也稱稻為稌,那時的稌或稻,主要都指糯稻(詳后)。《詩經(jīng)》里還有《小雅·甫田》、《唐風·鴇羽》、《豳風·七月》、《小雅·白華》、《魯頌·悶宮》等章,都有詠稻稌的詩句。
需要指出的是,《詩經(jīng)》及其他古籍所記的“稻”詞,主要是指糯稻米,不是現(xiàn)在我們?nèi)粘3缘姆桥吹亩i米或粳米。古代非糯的秈稻或粳稻的栽培要比糯稻為少。這要從稻詞的來源說起,水稻既然是自南向北傳播,稻詞自然是從南方帶去,其語音也不是北方的夏言。最早的稻詞見諸《春秋·襄公五年:會
吳于善緩。”《谷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緩”(nuan,同暖)和“糯”(nuo)是雙聲的音轉。秦滅楚越后,少部分越人東渡去了日本,同時帶去水稻栽培技術,是日本有水稻之始。日語稱水稻為“ィネ”,即是“善緩”音的保留。《說文》:“稬(即糯),沛國謂稻,糯。”沛國在今安徽宿縣一帶,春秋時屬吳國,吳和越語言風俗相同,吳越人就是以糯米為主食的,所以由吳越人帶到日本的也是糯稻。
“越”本來是國名,其族屬“閩”(蛇圖騰,龍的前身動物之一),但是后世習慣于以越為族稱。戰(zhàn)國以后,又出現(xiàn)“百越”的稱呼,是泛指古代東南沿海及嶺南地區(qū)的居民。百越族自秦漢后陸續(xù)向西南貴州、廣西、云南、及泰、緬、老撾等地遷徙,他們?nèi)员A粢耘吹緸橹魇车牧晳T,并非是他們遷到這些地方以后才改以糯米為主食。日本學者常常到現(xiàn)今云南少數(shù)民族(如彝族、侗族等)地區(qū)進行風俗民情調(diào)查,以之與日本民間的風俗民情相對照,發(fā)現(xiàn)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如過年時,家家都要把蒸熟的糯米放在石臼里,用木杵反復舂軟,做成年糕吃;又如侗族一種特殊的糯米加工方式,稱“糄”(bian)米的,在日本也同樣有,日文也作“糄”。可見糯稻栽培圈在歷史上的范圍是東亞從西南向東北橫跨兩河流域,直到日本九州,要遠比現(xiàn)在為大。“糯稻栽培圏”是就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角度命名的,若從飲食文化的角度看,稱之為“糯米飲食文化圏”更為貼切(詳后)。
黃河流域幾千年來的氣候變化一直是向著干旱化的方向發(fā)展,隨著氣候的轉旱,雨水減少,河流湖泊逐漸干涸,水稻的種植面積也不斷縮小,旱地的小麥取而代之,并迅速發(fā)展,所以今天北方人過新年以包餃子吃為主,但還保留元宵節(jié)吃湯圓的傳統(tǒng),糯米食品遠不及南方繁多了。
唐朝是南北稻麥消費的轉折點,因為唐朝以后南方的稻作農(nóng)業(yè)蒸蒸日上,趕超北方,唐王朝及此后歷代王朝都依賴運河漕運大米到長安、洛陽。唐玄宗(713~755)在端午節(jié)宴群臣詩云“五月符天數(shù),五音調(diào)夏鈞。舊來傳五日,無事不稱神。…四時花競巧,九子粽爭新。方殿臨華節(jié),圓官宴雅臣。…”[1]筆者查檢《全唐詩》,共得詠稻詩263首,另詠粽詩7首,詠麥詩253首,通過詩歌也可以窺見稻麥消長的一斑。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回憶北宋首都開封的城里各式各樣的豐富點心,種類十分繁多,但是提到的糯米食品只有端午的粽子、春社、秋社及重午、重九的社糕,還有最熱鬧的馬行街鋪席供應的糍團、團子等數(shù)種。而南宋首都臨安(杭州)記錄的糯米點心,琳瑯滿目,有豐糖糕、乳糕、鏡面糕、重陽糕、棗糕、拍花糕、糖蜜糕、裹蒸粽子、栗粽、巧粽、金鋌裹蒸茭粽、蒸糍、元子、湯團…等數(shù)十種之多[2]。
現(xiàn)在西南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保留的飲糯米酒和吃各種糯米食品的風俗,遠較漢族地區(qū)為豐富多采,這些吃法還吸引外地人成為旅游品嘗的項目,如傣族的竹筒飯(又稱香竹飯),用糯米泡在香竹筒里,在火灰中焐熟,劈開后食用,柔軟香甜,是待客佳品,被稱作“傣族風味”。海南黎族、臺灣高山族等也都有做竹筒飯的傳統(tǒng)愛好。可是長江流域的湖南、湖北和江南一帶到處都有竹類生長,為什么現(xiàn)在少見做竹筒飯?這是因為現(xiàn)在的兩湖和江南一帶的糯米栽培面積急速減少,日常飯食不是糯米之故。唐詩和晉代文獻如周處《風土記》里都有用竹筒做粽子的記載,其道理同竹筒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