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制模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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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同一時期的不同國家選擇實行的稅制結構都有很大的差異。一個國家究竟選擇哪種稅作為主體稅種，實行哪種稅制結構模式，主要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
（一）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是決定稅制模式的重要因素，其高低直接制約稅收分配的形式及稅收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同時也制約著稅制中主體稅種的選擇、配置和協調，以及稅目、稅率的確定與組合。在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國家，稅制模式的選擇、稅收政策的運用更能兼顧國家財政的需要與經濟發展及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反之，稅收分配活動經常在國家財政需要與社會經濟承受力的可能這一夾縫中掙扎，稅種的選擇、稅目稅率的確定要受到種種條件的制約，在這種條件下，稅收所發揮的作用以及整體功能的協調只能是低層次的。
（二）稅收政策目標。一國稅收運行目標決定稅制模式的建立，這一目標包括效率和公平、收入功能和調節功能兩個方面。稅制模式的選擇必須對其效率、公平、收入功能和調節功能進行比較，從而做出合理的選擇。不同國家對這些政策目標的偏重不同會影響到他們對稅制結構的選擇。從理論上講，以效率優先作為稅收運行目標一般應遵循稅收中性原則，而以增值稅為主體稅種的流轉稅能較好地遵循中性原則。反之，如果重公平輕效率，則在稅制結構上會表現出調節功能較強的所得稅地位顯著加強，而流轉稅的地位相對弱化。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貧富懸殊、分配不公問題突出，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必然會選擇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本國經濟，要以大量穩定可靠的財政收入作保證。流轉稅對實現收入目標更具有直接性，以其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在實現稅收效率目標上占有較大優勢。
（三）國民收入水平和分配格局。稅收主要來源于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的增長水平和分配結構及其分配順序對稅種分布、稅負水平、稅基寬窄起制約作用。如果收入水平低，所得稅的收入很少，只能以流轉稅為主體稅種；隨著國民收入的增長，分配格局和分配關系的變化，國民收入向個人傾斜，所得稅的比重上升，從而使所得稅向主體稅種的地位發展。
（四）稅收征管水平。稅收征管水平對稅制模式的選擇和確定有著較大的影響，現代化稅收征管手段和健全的監督制約機制使得稅收征管效率大大提高，一國的稅制模式必須與本國的稅收征管水平相適應。選擇以流轉稅為主體模式的國家，大多都是管理能力、技術水平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農業人口和城市非正式就業人口比重較大，難以控制，征收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難度大，但流轉稅一般采取從價定率或從量定額征收，難度相對較小。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不僅要求經濟的貨幣化和社會化程度很高，而且要求先進的管理手段和較高的技術水平。發達國家在經濟管理、稅收征管上都比較先進，電子計算機系統和網絡的高覆蓋率，使得征管效率大大提高，因而發達國家多采用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模式。
二、我國現階段稅制模式的弊端
增值稅是當今世界公認的最具有稅收中性原則的稅種，以增值稅為主體的流轉稅在保證我國財政收入穩定增長，促進國民經濟健康運行等方面，均具有特殊作用。但同時我們應該看到流轉稅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存在著顯著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由于商品供給和需求彈性的存在，流轉稅存在稅負轉嫁問題，這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不適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變化遵循市場競爭規律和價值規律，由市場確定，價格管理由政府直接定價轉為間接指導。企業為追求自身利益，必然要采用各種方式轉嫁稅負，從而引起商品供求變化和價格上漲乃至通貨膨脹，造成稅負不公，不利于公平競爭，從而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的發育和市場機制的有序運行。因此，必須及時科學地調整稅制結構，改變我國單一的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模式。只有這樣，才能減緩稅負轉嫁和歸宿變化對市場價格和商品供求的影響，有效地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減少稅收對市場價格的扭曲，促進公平競爭。
第二，以流轉稅為單主體的稅制模式不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國民收入水平和經濟結構的變化，經濟管理體制中的分配體制已從計劃分配為主向以市場分配為主轉換，改變了以往的“先扣除，后分配”的分配模式。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手段，首先要對國民收入進行市場化的經濟性分配，先按照產權(或出資)的多少和勞動付出量，在各種經濟形式和利益主體以及職工個人之間進行分配。這樣，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深化企業股份制改革，實行混合經濟時期，既能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又能確保企業作為法人產權代表的地位和主體利益，極大地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促進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和國民收入的增長。然而，這種分配形式，又會使企業之間的利潤水平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不利于實現社會公平，從而會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不利于社會穩定。對此，我們可以通過國家以企業(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形式，進行收入再分配，以適當縮小收入差距和貧富懸殊，正確處理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這就是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收入的分配應采取“先分配，后扣除”的分配方式，使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向企業和個人傾斜。在這種分配格局下，必須強化所得稅的主體地位，使其發揮保證財政收入和調節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分配關系的獨特功能，以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分配管理體制的發展與完善。
第三，我國現行流轉稅本身存在較大問題。由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構成的流轉稅中，增值稅僅限于在工業生產領域和商品流通領域及部分工業勞務征收，對于農業、房地產的開發和銷售、大部分勞務提供并不征增值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增值稅的完整性。消費稅征稅范圍基本限定在工業生產領域，且征稅項目選擇較窄。增值稅與消費稅相互配合，使增值稅對經濟運行的一般調節作用和消費稅的特殊調節作用的發揮受到制約。另外，從稅法規定看，增值稅和營業稅是平行關系，但實際經濟活動很多卻是相互交織在一起，在征管中難以準確界定，而且還會破壞增值稅抵扣鏈條的完整。在目前的營業稅領域，對一般勞務和特殊勞務只有營業稅一個稅種在發揮調節作用，這種調節作用的有效性理所當然也會受到質疑。
三、雙主體稅制模式是我國稅制模式的現實選擇
我國稅制模式要能夠體現經濟發展的特征，與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經濟結構和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相適應；能夠適應經濟全球化和稅收一體化的要求；能夠更好地實現公平、效率、法治與務實的稅收原則，能夠更好地體現不同發展階段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或“兼顧公平與效率”的稅制模式原則。從這些因素來看，雙主體稅制模式就是最好的選擇。
（一）從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的協調來看。亞當•斯密的賦稅四原則論或是瓦格納的稅收原則以及現代稅收理論，都是圍繞著公平和效率問題展開，20世紀九十年代西方稅制改革的主要理論基石——新稅制優化理論，就更加注重公平目標與效率目標的協調統一。新稅制優化理論在注重效率原則的同時也強調政府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圍之內運用稅收工具對市場運行進行調節，以實現稅制公平目標的客觀必要性。直接稅并非從任一經濟角度來看都是較好的，20世紀八十年代西方國家掀起稅制改革浪潮，正是因為高稅率、多檔次的累進所得稅抑制了公眾投資、儲蓄的積極性，干預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阻礙了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損害了經濟效率。所以說，所得稅并非在任一經濟角度來看都比流轉稅優越，從理論上來看所得稅同樣會產生稅收的額外負擔，所得課稅也會影響人們在勞動與閑暇、消費與儲蓄、投資與消費之間的選擇。單純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并不能滿足公平和效率的兼顧與協調；同樣，流轉稅雖具有顯著的作用，但流轉稅稅負的累退性以及調節收入分配的隱蔽性，不利于貫徹稅收公平原則的要求。因此，單純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也同樣不能均衡地協調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從所得稅與流轉稅的比較來看，所得課稅與流轉課稅各有其優點；從均衡公平與效率兩大稅收原則的角度看，稅制結構的建設應當使這兩個稅種保持一種平衡，不可偏廢。因此，在稅制結構模式的選擇上，應注重效率與公平的兼顧與協調，將主要體現公平原則的所得稅與主要體現效率原則的流轉稅二者有機結合，實行雙主體稅制結構模式則是稅制改革與發展的必然選擇。
（二）從政府宏觀調控職能來看。政府為了履行其職能，在稅制結構上，不但要求有穩定可靠的財政收入，而且要求主體稅種具有較強的宏觀調控能力。在工業化進程的快速發展中，在所得稅源日益豐富的前提下，我國城鎮居民之間、城鎮居民與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社會分配不公平現象已經帶來了一系列影響社會穩定的大問題，這給我國經濟發展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即使在我國目前征管水平有限的情況下，實現公平目標的所得稅也會越來越受到政府的重視。實行所得稅和流轉稅雙主體的稅制結構也是我國政府實現其職能的客觀要求。
（三）從市場經濟發展來看。當市場機制作為配置資源的一個主要手段時，實行市場經濟，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實現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以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就成為各國的共識。各國政府必然會采取各種政策，以試圖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由于所得稅屬于直接稅，難以轉嫁，因此所得稅必然成為國際投資者著重考慮的因素。如果所得稅率過高，不僅不利于吸引外資，而且會帶來國際避稅行為的普遍發生，引起稅源轉移。因此，目前世界各國都把較低的企業所得稅稅負作為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而國家間稅收競爭的結果又進一步導致企業所得稅稅負在全球范圍內的不斷降低；另外，經濟全球化下資本跨國流動嚴重侵蝕了所得稅稅基，所得稅作為稅收收入來源的穩定性降低。而具有稅收中性的增值稅在國際市場上開始發揮優勢。如果政府實行增值稅零稅率，出口商品不含稅，無疑會增強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可以看出，不管是稅制本身的標準要求，政府對稅收目標的追求，還是從現實經濟社會中的客觀需要來看，流轉稅與所得稅并重的稅制結構都將是人們所追求的目標模式。世界各國的稅制結構模式建設也總是在向雙主體稅制模式趨近，所以說雙主體稅制模式是最穩定的態勢，也是我國稅制改革的必然選擇。
稅制模式是一個國家在一定社會經濟環境下，為實現政府職能，按照效率和公平原則，合理設置稅種，選擇稅源，安排稅率而形成的主次分明、相互配合、協調一致的稅收體系。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稅制結構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發達國家普遍以所得稅為主，發展中國家以流轉稅為主。但進入20世紀九十年代，這種稅制的差異正在逐步縮小。我國經過稅制改革，目前的現狀是所得稅比重有所上升，但增長幅度緩慢，流轉稅收入比重一直在70%左右，非常明顯，我國稅制仍然是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模式。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模式是否是我國稅制模式的最佳選擇？如若不是，我國稅制改革的目標是什么？按照最優稅制理論，一國稅制模式的選擇應該是在一國經濟、社會等諸多因素的制約下，在公平和效率之間進行權衡的結果。立足我國國情，本文認為我國稅制模式改革的取向應該是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