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件人通信自由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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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徐某，被告某市郵政局。原告訴稱，自己是一名集郵愛好者，常與國外郵友交換郵票。但自2002年以來，有許多日本郵友寄來的郵票沒有收到，經多次與被告交涉未果。2002年10月16日，原告在本市廣場路發現被告的工作人員熊某在出售日本郵票，便報警公安機關派出所查處，熊某供述在郵政局工作臺拿走了原告的郵件，內有日本發行的世界文化遺產（七）小型章及中國香港發行的2002年郵票各一枚。現熊某在逃，原告的損失仍未挽回，請求法院判決熊某市單位郵政局追回原告的郵票或賠償相應的損失；同時，此事不僅給原告造成了財產上的損失，還使一些郵友對原告的人格產生不信任，停止了與原告的正常交往，使原告精神痛苦，故請求郵政局書面賠禮道歉，并賠償精神撫慰金2000元。論文百事通

某區基層法院受理此案后審理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第第七條規定：“郵件和匯款在未投交收件人、收款人之前，所有權屬于寄件人或者匯款人”。本郵件在郵政局的工作臺上丟失，尚未投交收件人，其所有權屬于寄郵件人所有。原告徐某不能作為郵件的所有人主張賠償的權利。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第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裁定駁回原告徐某的起訴。

原告不服駁回起訴裁定，向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在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此案時，亦存在分歧，一種意見認為，原告沒有訴權；另一種意見認為原告有訴權。

原告是否有權起訴，其核心問題就是原告的權利是否受到侵害？我們認為，盡管原告不是信件的所有人，但其權利受到侵害是顯而易見的。從收件人的角度看，郵件被他人私自截留或其他不當手段侵害，涉及收件人權利的，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1、通信自由權，這是人身自由權中的一項重要權利；2、信用權或名譽權；3、財產權。

一、通信自由權

通信自由權是自由權的一種權利之一。所謂自由權，是指民事主體享有的維護其行動和思想自主，并不受他人或者其他組織非法剝奪、限制的權利。人身自由是自然人自主參加社會各項活動、參與各種社會關系、行使其他人身權和財產權的基本保障。一個人喪失了自由權，其他民事權利也就形同虛設。

對于自然人而言，自由權的內容主要包括：第一，人身自由權，即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人，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自然人的人身自由。第二，婚姻自主權，即自然人享有結婚自由、離婚自由和不結婚自由的權利。禁止任何形式的包辦、買賣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和干涉獨身生活自由的行為。第

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權。第

四、通信自由權。第

五、宗教信仰自由權；等等。第

三、

四、五項權利也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對于非法侵害公民自由權的，公民有權依法獲得救濟，包括通過民事訴訟方式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

作為具體自由權的通信自由權，不僅是一項基本的憲法權利，也是一項基本的民事權利。因而，我國民法學者在論及自然人的人格權時，都將通信自由權作為自由權的一種形態而加以論述。如有學者認為，“通信為公民傳達意思的手段，系公民身體自由即行為自由的范疇”。（楊立新《人身權法論》578頁，中國檢查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侵害書信或通信之秘密，系侵害自由權”（龍顯銘《私法上人格權之保護》，中華書局，1948年版，第78頁）。由此可見，在本案中，被告工作人員私自截留原告信件，無疑侵犯了原告自由權中的通信自由權。

應當指出的是，通信自由權，既包括發信自由，也包括收信自由。無論是侵害他人發信自由，還是收信自由，都是對他人通信自由的侵害。試想，如果一個人沒有收信自由，不能收到自己應當收到的郵件，其通信自由還有什么價值？

這里還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在2002年12月22日九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的《民法典》討論稿中，沒有設立自由權和通信自由權。中國人民大學民商法科學研究中心起草的《中國民法典侵權行為編》（草案建議稿）第三十二條雖然設有侵害人身自由權，但也沒有關于侵害通信自由權的規定（見王利明主編《民法典侵權行為法研究》第十七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2月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主持起草的民法典也沒有關于侵害通信自由權的規定。據此，我們認為，為了更加有效地保護公民的人格權利，將來制定民法典時，應當設立侵害通信自由權的民事責任的內容，使憲法權利民法化，以便于當事人訴訟和法院審判。

二、信用權或名譽權

目前正在制定的民法草案規定，禁止用詆毀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法人的信用，并在侵權責任法一編中規定，侵害他人的人格權或者毀損他人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物品的，受害人有權要求精神損害賠償。

至于什么是信用，學者有不同界定，歸納起來大致有四種：1、信用是社會上應受到的經濟評價（史尚寬《債法總論》臺灣榮泰印書館，1978年，第147頁）。2、信用是在社會上與其經濟能力相應的經濟評價（王利明《民法侵權行為法》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99頁）。3、信用應指一般人對當事人自我經濟評價的信賴性，亦稱信譽（張俊浩主編《民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158頁）。4、信用乃基于人之財產地位之社會評價，所生經濟上之信賴（龍顯銘《私法上人格權之保護》中華書局，1948年，第71頁）

從上述關于信用的界定來看，信用的基本內容是經濟屬性（楊立新《人格權法論》697頁）。因而，所謂信用，是指指民事主體所具有的經濟能力在社會上獲得的相應懂得信賴與評價（楊立新《人格權法論》695頁）。信用權，指民事主體所具有的經濟能力在社會上獲得的相應懂得信賴與評價所享有其保有和維護的人格權（同前698頁）。

信用與信譽是不同的。信譽為褒義，即好的信譽。信用為中性詞，即一般的信用。作為信用權的客體，信用包括信譽，也包括一般的信用。無論是好的信用，還是一般的信用，作為客觀社會評價，均包括在信用之中（同前第696頁）。

信用與名譽也有區別。名譽，就是社會上人們對公民或法人的品質、情操、才干、聲望、信譽和形象等各方面的綜合評價。公民的名譽代表著人格的尊嚴。這種評價和尊嚴，關系到該公民或法人在社會上的信用和聲譽的高低。也是他們能否得到社會的承認和尊重的標志。“信用包括對特定主體的信賴，名譽則不要求必有信賴的成分。更準確說，信用是將關于民事主體經濟能力的社會評價從一般評價中分離出來，確認為一種獨立的人格利益，并以之與名譽相區別”（楊立新《人格權法論》第697頁）。

從本案看，原告認為：“此事不僅給原告造成了財產上的損失，還使一些郵友對原告的人格產生不信任，停止了與原告的正常交往，使原告精神痛苦，故請求郵政局書面賠禮道歉，并賠償精神撫慰金2000元”。由此可見，原告的信用或信譽已經受到了侵害。如果將信用從一般名譽中分離出來，本案被告的行為侵害了原告的信用權；如果將信用或信譽包括在名譽之中，本案則侵害了原告的名譽權

。總之，被告的行為直接侵害了原告的人格權。

三、財產權

私自截留他人信件，不僅侵害了收件人的人格權，而且也可能侵害收件人的財產權。從收件人的角度來看，其財產權利受侵害，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1、期待權或可得利益受損害；2、可能造成的其他財產性損害。

所謂期待權，指其實現尚需依賴某一條件成就或某期限屆至的權利，是尚未現實化的與既得權相對的權利。如通過信件約定的將來應當取得的財產。如果信件被截留，使有關約定條件不能成就，就可能侵害他人的期待權。對本案原告損失了可得郵票這樣的情形，是否屬于期待權，在理論尚有不同認識。對此，筆者在此不加分析。但可以肯定地說，被告工作人員私自截取原告郵票，直接損害了原告的可得利益。一是使原告喪失了被截取的郵票；二是對方郵友停止了與原告交換郵票，使原告喪失了應得的其他郵票。作為一個集郵愛好者，能夠獲取自己所要的郵票，既是一種心理滿足和愉悅，也是一種財富的積累，還是一種藝術的收藏。對于一個集郵愛好者來說，不能獲取自己所需要得到郵票，不僅心理上痛苦（即人格權受到損害），而且其經濟價值和藝術價值也將大打折扣，即經濟價值必然受到損害。試想，一個集郵者收集某一方面的郵票，如果缺少其中的一組或幾張郵票時，其整個藝術價值和交換價值，毫無疑問要受到損害。所以，本案不僅僅涉及侵害人格權問題，也涉及侵害財產權益問題。當然，具體侵害情況，要根據事實本身而定。新晨

其他財產損失，是指收件人因未收到郵件而影響某項民事或經濟活動的實施，或者因信息中斷而造成的決策或判斷失誤而產生的財產損失。在侵害他人通信自由時，既是被侵害的信件本身完全沒有經濟價值，有時也可能造成他人財產損害。如私自截留他人信件，造成他人信息判斷錯誤，以致使其在民事或經濟活動中受到損失。對此，其侵權人亦應承擔賠償責任。對于私自截取收件人信件，泄露隱私，也可能構成侵害他人格權，而承擔精神損害賠償。

四、一點說明

本文只是針對原告郵件被私自截留，其權利是否受到侵害，以及原告能否以自己的身份起訴，從宏觀方面闡述私自截留他人信件，可能給收件人造成的人格損害和財產損害的主要內容，旨在說明郵件收件人，也完全可以作為原告提起訴訟。至于本案到底應如何處理，則應另當別論。但可以肯定地的說，原告不是單純要求被告賠償被截留的郵票，即不是單純對郵件本身主張所有權，而是要求被告承擔因郵件被截留而造成的人格損害和財產損害的責任。特別是原告已提出了人格損害賠償的內容，僅就這一點來講，原審法院駁回原告起訴，顯然是不當的。原告對此應當有訴權，法院對此應當作出實體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