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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心安排的敘事手法
在姜文的電影世界中,他并不喜歡采用按部就班的線性敘事模式。在《太陽照常升起》中,姜文就給了觀眾四個順序錯亂的“拼圖”,而觀眾則必須尋找到將拼圖放回合適位置的方法。而《一步之遙》中,盡管故事的發展順序也基本按照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方式,但是姜文使故事的段落被分割或重復了,這是不符合觀眾的觀影習慣的。但是只要觀眾稍加回味,便能為之贊嘆。例如在馬走日向武六求助的那一段,書房的下半部分變成了金燦燦的沙灘,馬走日在窗外看見了大海,這是插敘馬走日與武六之前相識的畫面。由于馬走日的腿被武六踢斷,不得已與他們分別,此處出現了武六目送馬走日坐火車離去的畫面。在影片的最后,當馬走日說“不知道后來這武六怎么著了”的時候,這一畫面又重新出現,火車上的馬走日漸行漸遠,而武六的臉則淹沒在三次蒸汽之中。在前面已經有了大量的死亡、暴力情節后,姜文依然給影片安排了一個溫情,具有希望的結局。除了插敘之外,影片中還使用了大量的留白,敘述每每在高潮時就戛然而止。如“花域總統”的選舉到底是如何選法?細節刻畫得特別豐滿的賽二爺的真實身份是什么?完顏英的“初嫁權”是怎么被牛大爺用出去了?豎彎鉤怎么從復旦大學外文系的學生變成了舞女的經紀人?這些迷惑都若明若暗地在觀眾腦子里徘徊,促使觀眾在觀看完影片后加以回味。
二、虛無主義的運用
姜文久負“硬漢”的盛名,尤其是在《讓子彈飛》中展現了張麻子高昂的力量與永不妥協的斗爭精神后,欣賞姜文電影便是尋找一種偉岸的雄性力量,似乎已經成了觀眾一種牢固的欣賞心理定勢。但是仔細審視姜文的幾部電影,便不難發現虛無主義的色調在姜文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如,在爭議不斷的《太陽照常升起》中,故事既真實又荒誕不經,似乎正是為了印證費里尼那句關于夢境是唯一的真實的論斷;在寫實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也能發現魔幻主義的蛛絲馬跡。在《一步之遙》中亦會發現虛無主義的運用。
在電影的開始,已經死去的馬走日就對讀者緩緩地解釋莎翁的“tobeornottobe”。他認為人生中必定有許多事情,要么是“這么著”,要么是“不這么著”。但是經歷過一番生死劫難,他顯然已經意識到,有的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在整部影片中,姜文都在試圖為觀眾揭示人的命運是如何反復無常,天意弄人。以改變馬走日命運的完顏之死為例,無論是云里霧里的觀眾也好,還是親歷者馬走日本人也好,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那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么,完顏到底是怎么死的。在拍攝電影《槍斃馬走日》時,馬走日悲憤倒地,武六冷峻地質問:“完顏到底是你殺的,還是不是你殺的?”馬走日的回答不是決絕的“不是”,而是“我不記得啊”。首先,當時意識完全被鴉片控制的馬走日確實對當時的情況完全沒有印象了,即使有也會因為心理因素而刻意回避這段記憶;其次,馬走日對完顏畢竟心懷愧疚,從間接的角度上說,他也是致完顏死亡的因素之一。但是,最重要的是姜文希望觀眾得以意識到,這世界上諸事變化莫測,你無法對命運問出到底是或不是,而只能被動地接受自己的結局。這種介于是和不是之間的態度便是虛無主義。早在《荷馬史詩》中阿喀琉斯等人的故事、易卜生的《群鬼》、奧尼爾的《悲悼》三部曲等傳說或戲劇作品中,就已經流露出類似的虛無主義:個人的力量在強大的命運面前是無可奈何的。[3]這種觀點不僅僅存在于西方人的意識當中,在東方人的心里也是某種揮之不去的存在。“閆瑞生案”只是姜文借用的一個故事外殼,想說明的是命運強加給人們的苦難是難以預知和規避的。為了隱晦地提醒一下觀眾,姜文還在中法進行馬走日交接的隆重儀式上,設置了一閃而過的納粹標識。
納粹主義在1933年才正式出現。在當時的上海,交接雙方又分別為中國和法國,可以說這個標識的出現完全是莫名其妙的。姜文只是用此來表示德國,因為虛無主義一詞最早便是出現于德國哲學家雅柯比筆下,后來列奧•斯特勞斯對此進行了闡述,他認為某種程度上,虛無主義是一種德國特有的產物。在《一步之遙》中人們也不難發現事件與斯特勞斯論述的吻合:好與壞、錯與對之間的界限被人為地模糊了。譬如武大帥娶了數量眾多的小老婆,連武六都認為丟人,武大帥卻振振有詞,認為這是他為這個家作出的犧牲。而洋人的“民主科學”這些應該是好的事物,在武大帥嘴里卻成了男盜女娼的同義詞。在影片中,不僅好壞的標準被模糊,真假也很難分辨。王天王在參與討論電影的攝制時曾經提及庫列肖夫的實驗,即把一個男人的臉與一個嬰兒剪輯在一起的時候,人們看到這張臉感受到的是慈祥;反之,把同一張臉剪輯在女人的屁股旁邊時,人們普遍會認為此人是流氓。人們的眼睛是不可信的,得到的信息也很有可能是別人想讓你得到的,如在電影《槍斃馬走日》中,用了大量的真實鏡頭敘述前面的花國選舉等,再用動畫模擬了馬走日用車門夾完顏英的頭,用手掐完顏英脖子的“殺人現場”。當將這一真一假剪輯在一起的時候,觀眾必定認為馬走日就是殺人犯。這種虛無主義的運用,在強調文藝作品肩負“引導”“教化”任務的中國電影圈中是罕見的。
綜上,姜文一向喜歡以一種高調張揚的姿態,顛覆或重建電影拍攝的“規則”。他的《一步之遙》依然帶著他鮮明的個性,在人物塑造、敘事方式與虛無主義的運用上都將自身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給中國電影市場帶來了新的沖擊。
作者:封杰單位:西安外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