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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周禮•天官》對宰夫職能的相關記載:宰夫“掌治——以考百官府群都具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意思是說宰夫按照規定,考核百官府群都具鄙的政績,計算復核他們的財用收支,凡是那些造成財物損失,偽造作假的,應按照法規由冢宰對其嚴格處罰,而對于那些財政充足,善于管理財物者則給予獎賞。這些敘述具有典型的審計意義,表明了宰夫一職是一個具有審計性質的職位。雖然當時審計工作只是宰夫具體職務的一部分,還要監察業務,審計與監察沒有分離開來,那么宰夫其實并不是獨立意義上的國家審計官員,但是這個時期的宰夫是獨立于會計部門的,這是非常偉大的進步,宰夫具有權威性和獨立性,雖然級別地位較低,只是一位下大夫,但是卻可以對中大夫的司會進行審計監督,一旦發現司會存在差錯和舞弊,應上報大宰由大宰加以處理,這就是審計監督行為。因此,我國大多學者認為,宰夫執行的工作是我國國家審計的萌芽狀態,宰夫一職的出現不僅是我國國家審計的起源也影響著后世審計的發展。不可否認的是《周禮》所記載的西周社會,對我們研究西周官制,進而發現國家審計的起源,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關于國家審計是否起源于西周的爭論也就出在對于《周禮》的相關爭論上。
第一是關于《周禮》的成書年代的爭論,20世紀上半期,多數學者在研究《周禮》的成書時代時,首先依據的就是傳統經學所認為的周公作《周禮》的觀點。按照這種觀點,《周禮》是周公制禮作樂時創作的典籍,因此《周禮》反映的就應該是西周時期的職官與制度。還有就是標題中的“周”字,以及開篇中的“王”,因為周天子是稱王的,所以就認為《周禮》成書年代是周朝。但是,郭沫若先生在《周官質疑》當中指出,從金文中選取了卿事寮,大史寮,諸侯諸監等二十項官職,并與《周官》(即《周禮》)中的官職做了比較,結論是這二十項官職雖然和《周官》中的官職略有相同之處,但是其骨干卻是截然不同的,因此,郭沫若先生否認了《周禮》是由周公所創作的觀點。另外,郭沫若還指出,春秋末期以來才有私人著書之事。這是從另一個角度指出,《周禮》不可能出于春秋以前。因此就不能依據《周禮》所記錄的官職就推斷出國家審計起源于西周。
第二是《周禮》所反映的西周社會情況的可信程度的爭論,《周禮》是在西漢初期被發現,直到王莽時期才公諸于世,這是多數學者認為王莽篡漢改制的主要理論依據,所以歷史上有學者認為《周禮》是王莽為改制而使人編造的。另外,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在辭官后隱退期間曾整理《尚書》,秦漢期間,流傳于世的《尚書》只有二十幾篇,被稱為《今文尚書》,到漢武帝末期時,魯共王為擴建宮殿,在拆除孔子老宅是在其墻壁中發現古字《尚書》,被稱為《古文尚書》,孔子的后人將其整理后收錄于《十三經注疏》,其中包括《周官》一文,而在《今文尚書》中無《周官》一文,因此,歷史上也就有人將《周官》稱為偽作。再有,《左氏春秋》又名《左傳》是由春秋末期魯國左丘明所著,書中也出現了一些官職的名稱,其中包括宰夫,也就是我們認為的審計的起源。比如在《左傳-宣公二年》中出現的“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腸熊蹯不熟,殺之”意思是宰夫烹飪熊掌不熟,而被晉靈公殺了,此外還有兩次出現“宰夫”,都是表達的類似于一個廚師的職務,而不是我們在《周禮》中認為的類似于審計的官員職務,西周初期與春秋時期相隔大約400年,雖然在歷史上不同時期同一官職稱號的職責與地位等發生變化也是很常見的,但是如果“宰夫”在西周初年為下大夫官職,而到了春秋時期卻變成對下人廚師的稱呼了,這也是很難理解的,《左傳》的可信度較高,那么《周禮》的真實性就要更加受到懷疑了,進而影響到我們對國家審計起源的追溯。
綜上,雖然現有資料不能證明《周禮》就是周朝官制的真實反映,卻對我們追溯審計起源起了重要作用。歷史史實是凝固的、靜止的,而歷史研究卻是波動的、前進的。歷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件見仁見智的事情,關鍵是要看研究的成果能否貼近歷史的原貌,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在正確認識和把握國家審計起源問題,筆者有這樣幾點認識:(1)要正確把握古代審計和現代審計之間的前后沿襲承繼關系以及古代審計起源與古代會計起源、古代監察起源、古代財政監督起源的關系等。(2)要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來進行對國家審計起源的分析和研究,必須在充分掌握切實可靠的史料的基礎上來研究,要使用第一手資料來說明史實,不能人云亦云。(3)要注意把握審計的萌芽、雛形和帶有審計性質的活動與完整形態審計產生之間的聯系,形成完整意義上的審計起源研究。
作者:郝莉莉單位:西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