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派社會理論及其啟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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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大學學報》2015年第二期

中國語境中，常用“正派”去評價一個人，意指此人作風規矩、嚴肅，行為符合傳統道德規范或者嚴格按照相關規則辦事。相對于社會而言，個人只是微觀的組成部分，那么，能不能使用對微觀個人的價值評價方式去評價宏觀社會，這樣的評價方式意義又何在，在具體的社會制度下構建正派社會又何以可能？這些疑問雖然尚未得到國內學界的重視和審思，但耶魯撒冷希伯來大學哲學教授馬格利特和其《正派社會》或許能給這些疑問以合理的解答。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中，法治成為關鍵詞。黨和政府為何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候強調法治？筆者認為，公平正義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建設面臨的最大問題，這個核心問題若不得到妥善解決，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優越性將得不到彰顯，無疑也會直接影響到小康社會的建設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也必然會阻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自十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不斷明確社會主義制度所追尋的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十八屆四中全會高度重視依法治國的問題，但從公報中27次出現的“公平”、“公正”、“正義”來看，依法治國的更深寓意在于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個人以為，在中國的當下，構建正派社會可能比實現社會正義來得更加迫切，因為馬格利特曾說：“任何一個社會都必須是正派的，但正義的社會不一定是一個正派社會。”

一、馬格利特與《正派社會》

“自羅爾斯《正義論》問世二十五年以來最重要的一部社會正義著作”，這是馬格利特《正派社會》于1996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發行之后，西方學界給出的積極評價。毋容置疑，在羅爾斯時代甚至是“后羅爾斯時代”探討社會正義問題，都很難跳躍羅爾斯的路石，同為羅爾斯時代的正義理論家諾齊克就悲嘆過如此的命運：“從現在開始政治哲學要么是在羅爾斯的理論框架內工作，要么必須解釋為什么不這樣做。”梳理馬格利特正義理論的敘事邏輯，就會發現馬格利特的確是在“羅爾斯的理論框架內工作”，他們的理論旨趣都直指社會正義問題，都試圖給予社會正義難題以科學的解答，并指出明確的出路。既然《正派社會》被譽為《正義論》之后最重要的一部社會主義著作，就必然有其特殊的理論貢獻和實踐意義。羅爾斯構建《正義論》時代，美國深處內外交困的泥潭，物質財富的創造和分配成為羅爾斯正義理論關注的核心問題。“羅爾斯指出正義即公正，那是一個經濟分配和基本權利特別迫切的年代。馬格利特提出不羞辱和尊重公民，則是一個社會接納和排斥屢屢困擾人們的年代。”雖然在對羅爾斯正義理論進行解讀的過程中，有部分學者也指出羅爾斯的理論欠缺心靈關注和人性關懷，但在羅爾斯的時代，能夠僅僅抓住物質中心去應答時代提出的正義難題，已經實屬不易，而且自古以來，物質財富的分配和享有是人民最為敏感的神經。這或許是羅爾斯正義理論受到廣泛關注的根源所在。“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到了馬格利特的時代，經過了第三次科技浪潮和新一輪經濟的發展，雖然物質財富還不至于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但社會接納和排斥問題在經濟分配面前顯得更加迫切。從人類歷史的進路來看，“無論就發生次序還是嚴重性而言，心理傷害往往被當作從屬于物質傷害的第二性傷害”，但西方一些理論家和社會批評家已經將“羞辱”和祛除“羞辱”納入自己的視閾和思域。馬格利特的《正派社會》就是在如此的大背景之下誕生的。馬格利特在構建正派社會理論時，首先指明了正派社會的“敵人”——羞辱。而在馬格利特的語境中，這種羞辱又特指制度給公民帶來的羞辱，即使制度羞辱了“張三”，“張三”沒有感覺這種羞辱，而社會其他成員如“李四”感覺到了制度給予“張三”的羞辱，這樣的社會也不會是正派社會。馬格利特為何如此重視“不羞辱”在正派社會中的作用呢？因為他認為正派社會或許不是一個正義社會，但正義社會必然也必須是正派社會，所以，要達致一種理想的正義社會，正派社會就是必由之路。“正派社會的理想雖低調，但要求卻并不低，因為只要你去留心，生活中處處都有羞辱。既然羞辱滲透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領域之中，要做到不羞辱，它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很高的要求”。由是，與其說馬格利特的正義理論是在訴說一個理想的正義社會，毋寧說是在構建一條到達正義社會的必經之道。《正派社會》的開篇就說到“：羞辱是制度造成的一些行為或境況使個人尊嚴（自尊）受到傷害”，[7]可以看出，在馬格利特的理論中，他特別強調公民受到“羞辱”的理由，尤其是制度的理由。社會制度的設置和運行一般具有穩定性、常態性等特征，如果制度對公民造成了羞辱，則是長期的、普遍的“慣性羞辱”，而這些羞辱主要表現在“把人不當人，當成物、機器、動物，或者是當作次等人”。[8]作為心理傷害的羞辱，往往被一個社會忽視，在馬格利特那里，羞辱直接決定著社會正派的程度。如果一個社會讓公民長期生存在某些羞辱人的制度之下，必然會出現制度羞辱人、人羞辱人、人羞辱制度的惡性循環，這樣的社會也必然會失去基本的人性把持和道德操守，勢必產生更多羞辱現象，比如金錢、符號、地位均會成為新的羞辱力量。從人類正義學說史的流變來看，以往的正義理論家大多是從社會不正義的現狀出發，從正面的角度構建正義學說，如馬克思、羅爾斯。馬格利特卻從“不羞辱”這個反面視角出發，對社會正義問題展開著述，其更深的用意在于提醒每一種社會、每一個人：人和動物的最大不同在于即使在極端的境況下，也不可能完全丟失人的本性，完全泯滅人的個性。所以，祛除羞辱以構建正派社會，與每一個具體而現實的人都直接相關。

二、正派社會何以可能

“馬格利特的正義理論從主觀社會公正出發，卻從不羞辱這個反面來論證正派社會，不是說社會不能通過現行制度或制度設置給人應有的尊嚴，而是深刻認識到尊嚴最起碼的條件是不受羞辱這種嚴重心理傷害。”[9]與馬克思、羅爾斯甚至是霍耐特等人相比，馬格利特并不是從宏觀視角而是從微觀個體的心理層面出發，表達出對當代“羞辱”狀況的高度敏感和深切關懷，并希望通過祛除羞辱構建正派社會，以期最終實現人類對公平正義的訴求。從理論角度而言，馬格利特的敘事邏輯與進路無疑拓寬了我們對正義問題探討的思域，但問題的關鍵是“凡是不能促成或不能進入到這種情理歸一的圓覺過程的理論和假設，就只能是一種理論或合理的假設”[10]，正派社會理論切中了當下社會的軟肋，但如何將理論轉化為現實，不僅是理論難題，更面臨實踐的窘境。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要實現公平正義才可以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社會主義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所以，中國對正義公平的價值追尋也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但馬克思對正義公平問題的表達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階級背景之下，面對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馬克思提出社會制度變革來解決公平正義的問題，但是，即使完成了制度的徹底變革，就不存在“羞辱”現象嗎？所以，馬格利特從微觀的心理層面提出正派社會的構想，無疑是對隱藏于社會的大量羞辱給出的理論回應，無形中拓寬了馬克思正義理論的問題域和理論視野。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為了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義事業的目標，中國共產黨先后提出了“中國夢”、“依法治國”、“四個全面”等重要執政理念和治國方略，并大力開展黨的群眾路線實踐活動。筆者認為，這無疑都是與社會正義密切相關的。具體而言，中國夢的本質就在于每一個公民有平等發展的夢，本質在于在正義的大環境下實現中國夢；依法治國在于堅守治國的底線，因為公平正義和依法治國本身就是現代國家的底線；“四個全面”的每一方面均指向人民群眾的利益，“四個全面”的每一方面均指向社會的公平正義。十八大之后一系列高壓反腐浪潮，其終極目的也在于實現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但筆者思考的問題是正面的努力是否能夠完全祛除反面的羞辱？按照馬克思正義思想的觀點，物質生產方式是任何正義訴求的基礎，是否解決了物質分配正義的問題，就是一個正義社會呢？是故，從此角度而言，正派社會對于當下中國更有意義。

馬格利特認為，“羞辱”是正派社會的敵人，所以祛除羞辱而達致“不羞辱”是構建正派社會的根本路徑。馬格利特語境中的“羞辱”特指制度對社會公民造成的羞辱，是故，正派社會的必由之路就是通過制度的構建和完善去革除已經存在的羞辱，避免新的羞辱發生。一個沒有羞辱的社會就是馬格利特希冀的正派社會。在馬格利特那里，以往的功利主義者都試圖從制度出發去實現所謂的公平正義，但這種理論探討和實踐往往導致新的不正義。于是，馬格利特另辟蹊徑，把“不羞辱”作為檢驗制度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標準，以期構建本身就不羞辱人的制度去消除羞辱人的現象，從而實現社會正義。馬格利特對社會羞辱現象的關注及思考無疑值得肯定，但這樣的理論思考也必然值得商榷。因為，如果沒有制度的實際運行，如何才能知曉制度是否造成了羞辱？如果不知曉制度已經造成了羞辱，又如何才能消除制度已經造成的羞辱？如此，也就不能做到制度不羞辱人了。若馬格利特的本意僅僅是將“不羞辱”作為制度構建價值追求，依然面臨以上的質疑。“一種理論，無論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就必須加以拒絕和修正”，[11]馬格利特的正派社會理論也必然面臨如此的境況，因為人類至今，還沒有一勞永逸的理論，也不會有能解決任何問題且毫無缺陷的體系。馬格利特先入為主地將“不羞辱”置于制度構建和制度運行之前，無疑犯下本末倒置的錯誤，在其正派社會理論中，馬格利特試圖抹拭功利主義的痕跡，卻又不自覺落入功利主義的窠臼。馬格利特固然懷抱祛除羞辱以實現正派社會的美夢，但先入為主的“不羞辱”也使正派社會失去實現的可能性。梳理人類的正義理論，思辨的正義都不可避免地成為“烏托邦”，唯有馬克思的實踐正義才是不二的選擇。

三、正派社會理論與中國

雖然馬格利特的正派社會理論存在內在的邏輯矛盾，使其失去實現的可能，但他對社會羞辱的重視以及“不羞辱”理念的提出，或許能為中國當下的正義事業提供諸多啟示。而馬格利特尤其重視制度在構建正派社會中的積極作用，這無疑抓住了解決現實問題的關鍵，波普就曾說過：“我們需要的與其說是好人，不如說是好的制度。”[12]“沒有生產力的持久大發展，就不可能最終實現社會主義本質所要求的社會公平與正義；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相應地逐步推進社會公平與正義，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活力，因此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實現生產力的大發展。”

論及社會公平正義，總理曾把公平正義和解放、發展生產力并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兩大歷史任務，這充分說明公平正義之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性，也說明公平正義之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性。如此，解決公平正義問題就已經成為黨和政府當下必須面對的艱巨任務。馬格利特說，正派社會是制度不羞辱人的社會。這就為實現公平正義進行制度建設指明了方向。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之下，必須得首先祛除羞辱人的制度，給所有人同等國民待遇，因為在一個分等級的公民社會中，是不可能實現“和諧”的價值訴求的。在祛除羞辱人的制度的同時，還必須利用新的制度給予曾經被羞辱的民眾以一定的精神、物質補償。從歷史角度而言，有些“羞辱”是為了顧全大局不得已而為之，可現實中的確是有一部分人受到了羞辱。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實力有了大幅提升，具備了給曾經受羞辱的民眾以補償的條件。利用制度建設做好補償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為重要的方面在于必須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表達機制、紓解機制，使民眾在受到“羞辱”后有正常的表達渠道和“羞辱排除”通道。馬格利特認為，所有的社會羞辱都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礎之上，人類發展至今，并不是所有文化都能提升人的尊嚴。所以，要徹底消除社會存在羞辱的現狀，還得加強文化軟實力的建設，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提升國民的幸福感。“對于當下中國改革而言，首要任務不是弄清楚要不要發展，怎么發展，而是要弄清楚為什么要發展，發展之后怎樣去提升人的尊嚴，怎樣在發展的成果分配中讓民眾感到社會的正派和不羞辱。”

四、結語

任何正義思想都是對時代非正義的回應。馬格利特在物質逐步豐裕的時代背景下提出正派社會和不羞辱的理論，因為社會接納和排斥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的又一難題。經過幾十年的爬坡，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公平正義問題已經成為黨和政府必須直面的理論和實踐挑戰。馬格利特正派社會理論的旨趣在于考察社會制度對人的羞辱，并力圖提出對社會羞辱進行糾錯的根本路徑。雖然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而論，馬格利特顛倒了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但其從心理傷害這樣的微觀視角關注社會正義問題，無疑會引起更多人對羞辱問題的關注，這也會為中國當下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某種借鑒和指導。

作者：陽鳴 單位：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