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民族團結思想的歷史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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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作為直接參與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歷史進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鄧小平關于民族團結的獨到認識和見解，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團結思想和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不同歷史時期，鄧小平結合中國共產黨的目標任務與所處時代的主題來認識民族團結的重要性，闡釋民族團結的重要意義、關鍵問題、實現路徑與方法論。文章通過梳理不同時期鄧小平關于民族團結的論述，試圖分析鄧小平民族團結理論的內容與特征，探索鄧小平民族團結思想與當時社會政治實際以及國家發展所處特定環境之間的關聯，以期深化認識民族團結對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革命、建設和改革進程的重要性，為新時代民族團結工作提供理論參考。

［關鍵詞］鄧小平;民族團結;中華民族大團結;歷史發展;當代啟示

黨的報告立足于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提出牢牢把握“大團結大聯合”的主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號召全體中華兒女共創民族復興的美好未來，描繪出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最大同心圓。鄧小平民族團結思想伴隨著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不斷豐富和發展，對民族團結的重要意義、關鍵問題、實現路徑和工作方法有深刻的認識和全面的闡述，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頗為豐富。本文試圖分析鄧小平民族團結理論的內容和特征，探索鄧小平民族團結思想與當時社會政治實際以及國家發展所處特定環境之間的關聯，以期為新時代的民族團結工作提供理論參考。

一、抗戰時期鄧小平關于民族團結的思想和主張

1931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使我國大片土地淪失，中華民族面臨嚴重危機。在民族根本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受到損害時，全民族團結抗戰理應成為中國各階級階層、各政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最大共識。但在當時，國內階級矛盾仍然存在甚至沖突嚴重，日本軍國主義千方百計破壞中國抗戰力量的團結與聯合。在歷史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主動擔負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積極倡導和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戰救國。依靠全民族的堅強團結，我們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實現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1］，“這個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斗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2］(P．1032)。抗戰爆發前不久，鄧小平領導廣西的革命工作，發動了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分別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和第八軍，并在左右江地區建立了中國西南邊疆最早的革命根據地———左右江革命根據地，這里是壯、苗、瑤等多民族交錯居住區，在根據地建設和運行過程中，鄧小平執行的民族平等團結原則，使這里成為中國共產黨創立的第一個少數民族地區革命根據地，也成為最早實踐民族團結政策的地區之一。紅軍長征經過廣西北部苗族地區時，鄧小平在其主編的中國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機關報《紅星》上，宣傳中共中央《關于瑤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則指示》，該指示提出對瑤民和苗民的基本主張，并以此為基礎團結與聯合少數民族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1936年，作為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在鞏固和擴大西北抗日根據地的過程中，鄧小平對陜、甘、寧三省交界地區的地方狀況進行社會調查，深入了解當地民族構成、民族關系以及影響民族團結的歷史因素等，對團結少數民族抗戰的意義和途徑有著深刻的洞察。他向中共中央報告:“回民是中國比較大而且最團結的一個少數民族”，因此要“把回民從國民黨大漢族主義統治之下分離出來”，這“是爭取最大多數回民到抗日戰線上”［3］(P．135)的前提。而爭取回民的重要方法就是“回民上層工作與下層工作同時并進”、“加緊培養回民干部”以及“采取各種辦法鞏固回漢團結”［3］(P．135)。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鄧小平不斷總結根據地建設和對敵斗爭的經驗，對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團結抗戰進行了深入思考。他指出，日本入侵中國后，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應當始終站在民族利益上，去團結各階層來抗日”［4］(P．68)。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應當是“團結各階層一切抗日人民對敵斗爭”，是“團結一切中國人對敵”［5］(P．41)。“民族的團結應該是包括著各黨派、各階級、各軍隊和軍政民之間的團結”，“不團結就無以救亡圖存”;相應地，“誰破壞了民族的團結”，誰就“不知不覺地變成了民族的罪人”［3］(P．243－244)。在鄧小平看來，團結抗戰符合中華民族共同利益，民族團結是爭取少數民族在內的一切中國人民共同抗日的重要途徑。

二、建國初期鄧小平民族團結思想的集中表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全國尚未完全解放，鄧小平同等率部進軍西南，解放川、康、滇、黔等省，并作為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區的最高軍政首長，領導該地區的、剿匪、政權建設、恢復和發展生產等工作。期間鄧小平領導進軍西藏工作，實現了西藏和平解放。在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以及具體的民族工作中，鄧小平對民族團結的重要性、長期性、實現路徑與方法論有著深刻的體察。

(一)充分認識到民族團結的重要性我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人口數量多、民族成分多，長達幾千公里的西南邊境線上幾乎全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域。基于這樣的現實，鄧小平深刻地認識到西南地區民族團結工作的重要性，強調“西南是全國民族問題最大的地區”，“西南民族團結問題比其他地方更重要”［6］(P．275－276)。1950年3月底，西南地區除西藏外已全部獲得解放，隨著解放戰爭的結束，地方政府需要著手解決城市接管、改造原國民黨軍隊以及恢復生產生活等工作。在統籌安排西南工作時，面對“西南最復雜的又是最重大的問題———民族團結問題”［6］(P．203)，鄧小平從“團結各民族共同建設西南、鞏固國防”的高度強調西南少數民族工作的極端重要性。［6］(P．127)民族團結是各民族共同建設西南的重要保障。西南地區有著較好的工業基礎，發展潛力較大，西南建設是整個國家建設的一部分。而要把西南建設好，就必須依靠各民族的團結努力來共同營造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秩序，“沒有各民族團結，就談不上鞏固社會秩序，談不上國防，同樣也談不上國家建設”，“有了團結就能解決一切問題，沒有團結什么問題都不能解決”［6］(P．276－277)。當時西南地區的斗爭形勢極為嚴峻，殘余的國民黨特務與帝國主義相勾結，并在鄰國反動勢力的支持下，乘亂騷擾破壞，企圖在邊界地區建立所謂的“游擊根據地”。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再次強調民族團結與國防建設的統一性:“西南國防與各個民族間團結是不能分開的，有了民族團結，就有了國防;沒有民族團結，就沒有國防。”［6］(P．274－275)因此，他提出要“用最大的努力加強國防建設，特別是注意邊界各兄弟民族的團結工作，以鞏固西南國防”［6］(P．332)。“團結是戰勝敵人的基礎”［6］(P．380)，只有以此為基礎，才能將侵入西南的帝國主義勢力徹底驅除，才能使祖國西南地區的國防得到鞏固。

(二)消除隔閡是實現民族團結的前提鄧小平將團結作為建國初期西南地區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并認為首先應從消除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民族隔閡做起。他指出，“現在我們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搞好團結，消除隔閡”，“搞好團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績”［6］(P．196－197)。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妨礙民族團結的因素既來自尚未肅清的敵人的挑撥離間，也受到各民族的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殘余思想的影響。［7］(P．595)鄧小平堅決反對兩種民族主義，他談到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與漢族存在很深的民族隔閡，而產生隔閡的主要原因是歷史上統治階級實行的大民族主義政策，尤其是大漢族主義政策。因此“團結少數民族的關鍵是拋棄大漢族主義”，“我們拋棄了大漢族主義，才能換得少數民族拋棄狹隘民族主義”［6］(P．216、223);“我們不能首先要求少數民族取消狹隘民族主義，而是應當首先老老實實取消大民族主義。兩個主義一取消，團結就出現了”［6］(P．196)。在強調首先取消大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的同時，鄧小平也指出“團結是相互的事”，“一方面要消除大漢族主義，另一方面要消除狹隘民族主義，從兩方面共同努力來做工作，就能搞好團結”［6］(P．277－278)，強調了漢族干部和少數民族干部在維護民族團結方面的共同責任。1957年，鄧小平在中央八屆三次擴大會議的報告中重申了反對兩種民族主義的重要性，指出“在少數民族中的社會主義教育和反右派斗爭，除了同漢族地區相同的內容以外，還應該著重反對民族主義傾向”，“在少數民族干部和上層人士中，應該指出，地方民族主義傾向和大漢族主義傾向，同樣是資產階級的反社會主義的傾向，對于社會主義祖國的各民族的團結統一同樣有危險。過去我們強調反對漢族干部中的大漢族主義的傾向，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也仍然要繼續堅決反對大漢族主義。但是目前在少數民族干部中，強調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是同樣必要的”［8］(P．129)。這段話對兩種民族主義的實質和危害進行了深刻的闡述，時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民族團結工作是一項長期性、基礎性、制度性工作鄧小平同志對民族團結工作的長期性有著明確的認知。他指出，要進一步加強各族人民的團結合作，光靠取消兩個主義是不夠的，“民族間團結以及互相間的信賴，是要經過長期工作才能辦得到的，一兩千年來的隔閡，不能設想在一兩年內就能完全解決”［6］(P．495)。這就需要大民族尤其是漢族“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誠心誠意地”［6］(P．196)“團結、幫助、照顧”［8］(P．75)少數民族發展。也就是說，民族團結的實現需要長期而全面的民族工作與民族政策的保障。要實現民族團結，首先要消除隔閡，而民族隔閡的消除需要長期的民族工作方能實現。這就要求我們真正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奠定民族團結的基礎，“團結的基礎鞏固一步，工作也就前進一步”［6］(P．196－197)。鄧小平談到在進軍西南的過程中，解放軍贏得了少數民族的信任，這是因為我們的民族政策不僅符合少數民族的要求，“符合民族團結的要求”，而且我們的政策“只要確定了，是真正要實行的”［6］(P．195－196)。鄧小平多次強調要真正落實民族政策，政策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與文化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政策的核心在于保障少數民族當家做主的政治權利。具體體現在:其一，要通過各族人民代表會議，選舉“人民相信的人成為本民族人民的真正代表”［6］(P．279－280)，并在少數民族地區或民族雜居地區建立區域自治或聯合政府，“以便容納各少數民族、各階層代表人物到政府中來，并參加政府中的具體工作”［6］(P．270)，這是“發揚民主，團結各民族的關鍵所在”［6］(P．375－376)。其二，“必須用最大的努力培養本民族的干部”［9］(P．67－68)，將民族干部培養作為溝通民族地區和實行改革的基礎。其三，“各民族的社會改革，應當由各民族按照自己的愿望，采取適合自己的民族特點的步驟去完成”［9］(P．7)。經濟政策涉及到糧食、市場、貿易和金融等一系列經濟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就會動搖政治的基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把經濟搞好，那個自治就是空的”［6］(P．199－200)。在處理和解決藏區經濟工作的具體問題時，鄧小平強調，“藏區之財經領導是爭取藏民團結的基本工作之一”［6］(P．181)，金融稅收政策“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關系團結藏族人民的政治問題”［6］(P．183)。在鄧小平看來，在經濟、貿易等方面采取“扶助發展的方針”［6］(P．455)，在文化教育衛生等具體工作領域幫助各少數民族實現進一步的發展，是團結和爭取少數民族的重要舉措。鄧小平指出，要實現各民族之間的“愛國的民主的大團結”［6］(P．336)，一方面，政治上要“真正實行民族平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聯合政府”［6］(P．498)，這是“團結各民族的關鍵所在”［6］(P．461);另一方面，“更重要更根本的問題，是要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經濟生活一天天好起來”［6］(P．498)，“必須從經濟、貿易、文教、衛生等方面予各兄弟民族以扶助”［6］(P．461)。這就為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奠定民族團結基礎指明了方向。

(四)民族團結工作要堅持正確的態度、原則和方法鄧小平同志重視民族團結工作的方法論，在多個場合對民族團結工作的態度、原則和方法提出具體要求。首先，民族工作要“實事求是，老老實實”［6］(P．202)，要采取“穩當的態度”［6］(P．196)。面對西南地區復雜的民族問題形勢，鄧小平指出，處理民族問題要采取“非常穩當的態度”，“從一開始就把民族關系搞好”［6］(P．196－197)。對于民族地區的改革事宜，鄧小平提出了“不盲動、不輕率”的主張，認為“不能患急性病”，“不要輕率地跑去進行改革，不要輕率地提出主張，宣傳民族政策也不要輕率”，“要穩步地做，摸準情況前進”［6］(P．196－197)，“要堅持謹慎穩重的方針，使民族團結工作前進一步”［6］(P．461)。他還強調“實事求是，老老實實”的工作態度，不僅“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方面要老老實實”，而且“做政治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都應該采取這種態度”［6］(P．202)，以求得少數民族的信任、諒解和擁護。其次，“所有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個原則，就是要同少數民族商量”［6］(P．201)。鄧小平同志強調民族地區的改革事宜要同少數民族商量，特別是同上層分子商量，“所有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個原則，就是要同少數民族商量”，“他們贊成就做，贊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贊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贊成就全部做”［6］(P．201);“現在一切事情都要經過他們上層，要對上層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問題，搞好團結，一步一步引導和幫助他們前進”［6］(P．201)。在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的過程中，也要求與少數民族代表人物充分協商，“少數民族問題極端復雜，我們經驗很少，故對每一個細節問題都必須在反復商討之后特別是與少數民族代表人物交換意見之后才能實行”［6］(P．225)。再次，“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民族團結的最好辦法”［6］(P．279)。針對實際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民族間的矛盾與沖突，鄧小平指出，不同民族在語言、文化程度、生活習慣方面都有差異，“各民族間不應彼此歧視”，“有事可坦率地提出意見，有什么話擺在桌上來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民族團結的最好辦法”［6］(P．279)。

三、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民族團結思想的時代闡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逐漸轉向經濟建設，中央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決策，這就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動員與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和愛國民主人士，共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這一時期鄧小平民族團結思想從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的特征入手，強調通過加強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與爭取整個中華民族大團結，共同實現振興中華民族的偉大目標。此外，在外交活動中，通過與被壓迫民族的團結與合作，為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奠定基礎，實踐著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1979年，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指出，經過二十余年的革命和建設，各民族在共同的社會主義道路上，結成了“社會主義的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關系”，“各民族的社會主義一致性將更加發展，各民族的大團結將更加鞏固”［10］(P．185－186)。這既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民族關系特征的深刻總結，更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對我國民族關系發展趨勢的準確把握。“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表述在黨和國家的政策與法律文本中一以貫之，僅有文字上的細微調整。早在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民族政策”一章中便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為”，“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團結友愛合作的大家庭”［11］(P．1290)。1953年，鄧小平在做選舉法草案說明時指出，“我們的《選舉法》應該把這種民族友愛團結的關系反映出來，并使之鞏固起來”［8］(P．63);1956年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鄧小平將“實現各民族的完全平等，鞏固各民族的團結友愛關系”［9］(P．7)作為共產黨必須特別努力去實現的目標加以強調。經過二十余年的努力，各民族的社會主義一致性進一步加強，各民族間的大團結也更加鞏固起來。這是站在中央和全局的角度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民族團結工作的肯定。鄧小平在重視國內各民族間團結的同時，也提出了爭取整個中華民族大團結的愿望和目標。加強和鞏固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原則和目標，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多次強調各族人民的大團結。主政大西南時，鄧小平堅信我們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夠消除民族隔閡，實現各民族的大團結;“愛國的民主的大團結”是我們建設西南的重要保障;西藏和平解放是全國民族大團結的勝利。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鄧小平同樣強調“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并提出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這就將民族團結與祖國統一進一步聯系起來。鄧小平從民族愿望和民族利益的角度來闡釋國家統一與中華民族大團結的重要意義，指出國家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愿望”［12］(P．797)，符合“民族利益”與“人民利益”［12］(P．781)，統一問題“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的感情問題。凡是中華民族子孫，都希望中國能統一，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志的”［13］(P．170);“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報什么政治觀點，都要大團結”［13］(P．75－76)。鄧小平將實現國家統一與振興中華民族作為所有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一個是政治統一，一個是發展經濟，使中華民族立于世界之林，還有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這些是我們的共同目標。”［12］(P．1238－1239)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因此，鄧小平把民族團結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經驗介紹給國際友人。他指出，團結和聯合是“爭取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的保證”［12］(P．951)，“要根據本國的條件制定發展戰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團結，通過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經濟得到發展”［13］(P．289－290)。同時他還指出，團結才有力量，團結的原則就是維護民族利益和爭取民族解放，這樣才會贏得人民的信任。［14］(P．1992)在處理國際社會關系的實踐中，鄧小平曾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反對種族主義，反對霸權主義，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斗爭，團結一切反對霸權主義的國家和人民進行共同的斗爭”［14］(P．2006－2007)。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鄧小平堅決支持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團結與聯合，既實踐了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也順應了和平與發展主題下世界經濟與政治發展的趨勢，是我國贏得和平穩定發展環境的必然選擇。

四、幾點啟示

(一)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團結工作中的領導和核心作用鄧小平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團結工作中的領導和核心作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她一成立就與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并且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日益成為“中華民族的救星和團結人民的核心”，“沒有共產黨，中華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4］(P．366－367)。在日本入侵中國、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堅持團結抗戰到底，不僅“堅持主張抗戰中要團結，要合作，而且主張抗戰后還要團結合作”［3］(P．243－244)。在建設時期，在中國這樣的統一多民族國家里，要凝聚十幾億人的力量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必須要有一個“具有高度覺悟性、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黨員組成的能夠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的黨”，這是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的奮斗實踐中深刻認識到的道理。［10］(P．341－342)黨的領導核心的團結是指導思想上的團結一致和行動上的集中統一，首先是思想觀念團結統一才能行動一致。無產階級的政黨使命使其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能不斷壯大和發展，黨的團結對于民族團結具有統領作用。只有實現共產黨的團結，才能達到全階級和全民族的團結，才能戰勝敵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因此，“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首先要加強全黨的團結，特別是要加強黨的領導核心的團結。我們黨的團結，是建立在馬列主義、思想基礎上的團結”［10］(P．148)。經歷“”十年浩劫后，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前進的前提和保證。鄧小平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我國實現民族團結的基本條件，其中“社會主義道路是民族團結的政治基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民族團結的核心，人民民主專政是民族團結的政治保證，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是民族團結的指導思想”［15］。在反對兩種民族主義的具體工作中，鄧小平強調少數民族地區黨組織的關鍵作用。“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同無產階級世界觀根本不相容，它是一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共產主義的思想。共產黨決不能允許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存在”，“只有在各民族中形成了真正具有無產階級覺悟的共產主義核心，才能克服本民族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傾向，鞏固民族間的團結統一”［8］(P．346－347)。

(二)民族團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鄧小平民族團結思想產生于不同時期的具體政治實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但是堅持在民族平等的基礎上加強和鞏固民族團結的思想一以貫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以求得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在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早期，通過對基于真正民族平等而制定的民族政策的宣傳教育和切實執行，極大地獲得了少數民族的諒解、擁護和支持，這對革命力量的保留、壯大并最終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建國初期，主要是通過疏通民族關系，消除民族隔閡，在少數民族地區“謹慎穩重”地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以及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全方位的支持和幫助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發展，以求得各族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發展，并動員各族人民共同建設祖國。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國內各民族和海內外“整個中華民族大家庭最大范圍的團結”［16］，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振興中華民族，維護祖國統一，并積極推動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與解放運動，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緊密結合，為和平發展的世界秩序貢獻力量。通過對不同歷史時期鄧小平民族團結思想的回顧，我們發現，鄧小平民族團結思想在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過程中不斷豐富和發展，與各個歷史階段國家的戰略任務以及中華民族和國家建設的歷史進程緊密關聯，并隨著社會總問題的處理和解決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鄧小平同志在不同時期，針對不同情況，為加強民族團結、鞏固祖國統一提出了不同的解決辦法，具有深刻的理論性與實踐性。

(三)民族團結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通過對鄧小平民族團結思想的梳理和分析，我們發現，鄧小平所談論的民族團結在不同的語境下具有不同的涵義:其一，基于社會主義的國內各民族的團結，“我們堅持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10］(P．206)。這里所說的民族團結是在共同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道路下，全國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逐漸形成社會主義一致性，建立、鞏固和加強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民族關系;其二，基于愛國主義的中華民族大團結，“應當始終站在民族利益上，去團結各階層來抗日”以“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這種意義上的民族團結是摒棄政治觀點和社會制度的差異，建立于愛國主義基礎上的中華民族層面的團結，號召全世界中華民族子孫一起為抵抗外侮、維護祖國統一、振興中華而努力;其三，基于國際主義的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團結與聯合，“團結和聯合是爭取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的保證”［12］(P．951)。這里的民族團結是指世界被壓迫民族為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而在完全平等基礎上的團結與合作。以上三個層次構成了鄧小平民族團結思想的全部涵義。從鄧小平民族團結思想發展的歷程來看，不同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大團結的具體任務和要解決的問題不同，但是追求團結的目標是一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社會主義道路的確立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選擇使民族團結擁有了特定的制度保障。因此，鄧小平在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在推動改革開放之時，正確判斷中國社會民族關系性質，指出各民族群眾都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成為各民族共同的利益和愿望，在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道德標準和奮斗目標的推動下，各民族社會主義一致性更加發展和鞏固，各民族基于社會主義一致性條件下的團結友愛、互助合作關系也將更加鞏固。鞏固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為國家統一提供重要保障。民族團結思想與社會主義本質是高度統一的，各民族共同的團結進步與繁榮發展也是保障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條件。

作者：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