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克影視文化的哲學思維探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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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賽博朋克電影人工智能元素分析

(一)賽博朋克電影與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技術也許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最能使人困惑的技術之一，因為它想要達到這樣一個目標：通過科學技術揭示智慧的真相，揭開數千年來蒙在“萬物靈長”這一王冠之上的面紗。人們制造出了類人的“機器人”“人造人”，仿佛將自己置身于創造萬物的“全能上帝”這一角色中，同時也悲劇性地將人之為人的尊嚴降格為技術的玩物乃至于生產線上的一道工序。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賽博朋克電影中充斥著這樣兩種截然相反的情緒——神經質似的自傲以及統治角色們的茫然無措。電影《銀翼殺手》就很好地表現了這兩種心態的沖突，它們分別由兩類人代表，其一是尖端機器人制造企業泰勒公司的高層及工程師們，他們掌握著“制造人性”的“權杖”，住在如金字塔般高聳入云的建筑里，將生產出的機器人物品化并君臨其上，如獨斷暴戾的上帝一般。其二則是片中的“復制人”反叛子，他們追求著平等與自由的權力，同時也追求著人性的尊嚴和多樣化。影片的后半部分，反叛分子的頭目殺掉了泰勒公司的總裁，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訴說起了自己銘記于心的見聞，那些見聞是獨特而令人驚奇的，正如每個個體一樣，盡管我們可能同樣是從子宮（或生產線上）出生，但個體對自我的自由塑造與自我發展才是一個人的真正尊嚴所在，而一視同仁的“物化”則是對這尊嚴最大的貶損，因為每個有心智的個體都是有別于物的主體，都具有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珍貴價值。由此，整部《銀翼殺手》可以看作是“復制人”對“人”的意義的一次證明，而夾在兩類人中的主角則代表著旁觀者或觀眾的立場，他們對遭遇的一個個事件進行反思。賽博朋克電影中的人工智能元素無不是為了反思在科技浪潮中搖搖欲墜的人性而出現的。幾個世紀以前，偉大哲學家盧梭曾就人類的處境發表了著名的言論：“人生下來是自由的，可是處處受到束縛。那些自以為給別人當主子的人，反而比別人更是奴才。”

這句話，如今結合人工智能給人帶來的反思，依然具有無比深遠的意義。在賽博朋克電影中，人工智能可以是引誘人們走向工業迷幻廢墟的女巫，如德國電影《大都會》中出現的女性機器人，作為技術文明的產物卻陷技術文明于危險與混亂之中。它們也可以是挽救人性中即將喪失的那極為珍貴部分的使者，如斯皮爾伯格的電影《人工智能》中的主角，將純真樸實的親情作為茫茫旅途的終極目的。它們亦可以成為葬送人類本身的墳墓，如《終結者》系列電影中令人不寒而栗的機器人殺手以及幕后黑手超級電腦“天網”。在它們那里我們感受到的只有冷冰冰的毀滅意志與控制意志，基于控制論的人工智能儼然成了“控制”的主導者，而它們的對象則是其創造者——人類，這“愚蠢”的結果提醒著人們警惕那即將到來的自己的虛驕所釀的苦果。在《終結者》系列電影第二部中，導演特意展示了“天網”系統開發者戴森博士的生活片段，在那里，他是一個專注的技術主義者，研究更高級的技術產物的工作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以至于家人的關懷與羈絆成了次要的附屬品。這樣一個投身于科技工作的人本身變成了科技的奴隸，他也在工作的過程中逐漸忘卻個人生活的最終歸宿——家。按照這個個例中所蘊涵的邏輯進行推演，即如果將置身于此種生活與工作態度中的主體及其時間加以擴大和延長，那么，不僅是此種生活與工作態度中的主體，全人類都將變成技術（天網）的傀儡。從一個更加抽象的角度出發，《終結者》中的人工智能——天網可以看作是技術主義的化身，而事實上電影始終都沒有將天網的形象具體地表現出來，它更像是籠罩在人類天穹上的一張令人窒息的網。天網沒有感情，沒有家庭，沒有對人類本身來說具有價值的東西，它有的只是冰冷的理性思維與殘酷的出于效率的控制欲，它的所作所為展示出的便是技術主義社會中人性滅絕的終局。

(二)人工智能、實踐理性與人的自由

出于對合理化環境與效率化社會可能導致終極毀滅性后果的恐懼，許多賽博朋克電影創作者將矛頭指向了曾在近現代占據統治地位的理性主義傳統，而這種反叛導致的是“自由”本身的虛幻與主體的受困現狀。在他們的思想中，只要獨裁的統治者一日未被推倒，真正的自由便不會實現，這些統治者曾經是奴隸主、國王、步入歧途的天主教會、資產階級，現在理性主義也加入了這份獨裁者的名單之中。盡管人們對理性主義的反感更多出于其產物——自上而下、統括性的理論體系，規則森嚴的社會制度以及將工具理性喧賓奪主導致的道德淪喪等，但關于自由與理性的關系的爭論卻一直是哲學史上有趣的焦點。當代的“朋克”文化與后現代主義思潮息息相關，后者是被定義為去中心化、反傳統、反理性、反整體的。那么對于他們而言，自由或者是順應自然感情而行動，或者只是人們天真的幻影，自由如鏡花水月般虛幻，而宿命才是真實的；前者產生的是我行我素的無政府主義，后者則是悲觀主義者的溫床。而根據理性主義的一種解釋，所謂的“隨性而行”才是真正的被奴役，這種情況下，我們受制于一種生物本能的力量，感到自己并非自己意志的主人，而是自然的奴仆。這時，真正的自由則是理性的自律，它與規范人類行為的道德息息相關。

隨著人工智能而來的問題中還包括道德主體判定的難題。道德以及相關的倫理學一直是規范人類行為的重要學科，它受實踐理性的支配，一般具有一個價值理論和行為理論。當代道德哲學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兩大規范倫理學體系的分歧中——功利主義與道義論。功利主義是一種非常接近“科學”的規范倫理學系統，它試圖在道德評判中引入統計學等現代科學因素，所以眾多的科幻電影都會涉及功利主義的方法與原則。功利主義原則，簡言之是指，一個人的行為必須滿足最大群體的最大善。而古典功利主義者邊沁與密爾將善定義為“增加快樂與減少痛苦”，其中邊沁將快樂與痛苦視為人類“至高無上的君主”，持有這種最高級別享樂主義觀點的他理所當然地將規范倫理學定義為增加最大多數人最大快樂（或減少最大多數人最大痛苦）的學問。這是一種結果至上的倫理學體系，它隱含了這樣一條原則，即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允許的。于是，學術界便出現了這樣的結論，假如處死一個無辜的人能維持某地區社會的穩定，那么這樣做，在功利主義的框架下便是道德的，因為它順理成章地減少了該穩定地區的總體痛苦。但顯而易見，這樣的表述是違背直覺的，在功利主義關于快樂與痛苦的計算中似乎忽略了更為重要的問題。

根據阿西莫夫科幻小說《我，機器人》改編而成的電影《機械公敵》描繪了這樣一個社會，它完全由機器人協調和控制，這些機器人遵循著三大定律：第一，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坐視人類受到傷害；第二，機器人必須遵循人類的命令，但不得違背第一條定律；第三，機器人必須自保，但不得違背第一、第二條定律。三大定律中置于至高無上地位的第一條定律毫無疑問是一種功利主義式的結果論的要求，它以避免傷害為最高目標。而電影中，將這一邏輯推衍至極致的主控人工智能最終做出了這樣的選擇——將所有人類軟禁起來由機器人如照顧寵物般喂養，在實施這項決定的過程中，任何傷害反抗人類的行為都是可以允許的，因為它是為了更大的“善”，即人類總體避免傷害的必要行為。人工智能的理由是這樣的，放任于自由狀態的人類似乎有著不可避免的自毀傾向，無數的犯罪乃至于戰爭仿佛就像細菌一樣會無限地繁殖出現，為了從根本上消滅人類對自己可能造成的傷害，它的舉動是非常“合理”的。從這部電影中，功利主義的問題非常明顯地暴露出來，我們在追尋更多快樂和減少痛苦的過程中，將會冒著失去自由與尊嚴的風險，而苦樂與尊嚴孰輕孰重的判斷則是區別走獸與人類的標準。有哲學家曾經質疑功利主義者，根據他們的計算公式，似乎一頭好吃懶做的豬比蘇格拉底更值得我們向往，因為前者的“快樂值”顯然要高于后者。然而事實上沒有人想做一頭豬，因為對人類來說有比快樂更重要的東西。

與功利主義相對，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了他的道德形而上學，并以此形成道義論的基礎?？档碌牡赖抡軐W是基督教、理性主義傳統與盧梭思想的綜合體。他認為道德作為實踐理性的產物應該擺脫感性等偶然因素的擺布，而置身于理性這一終極向導的指引之下。不同于功利主義，康德提出了超脫的“形而上”的道德理論。這套理論包含三條原則：第一，要只按照你同時意愿它成為一條普遍法則的原則去行動；第二，要始終把自己以及他人人格中的人性同時作為目的，而不僅作為手段；

第三，所有理性存在者都是道德目的王國的立法者。通過對康德理論的分析，我們會發現，它將如何成為賽博朋克電影中搖搖欲墜的人本主義的基石。賽博朋克電影中出現的人工智能元素似乎將人的主體地位動搖了，“類人”成了能夠從生產線中出現的物品，那么人類本身是否也只是漫長的物質長河曇花一現的客體？當作為生產主體的人類生產出跟自己幾無二致的“復制人”“機器人”“人造人”時，面對它們，人類似乎已經通過制造客體化的類己物而將自身客體化了，“萬能的技術”喧賓奪主地成為了潛在意義上的真正的主體。人們的虛無感、荒謬感抑或是絕望感便由此而生了，朋克電影的些許特質也就此展現了出來。現在讓我們回過來關注康德道義論對人類行為的說明。第一條原則是普遍化原則，其中普遍法則的惟一標準便是能否在邏輯上保持一致性，由此也體現了理性作為最高仲裁者的作用。第二條原則是最有教益的，它主張人類所有活動都必須將人性作為目的，同時也是核心，時刻提醒著不管從事何種工作的人們不要偏離“本心”。對于“人是目的”這一觀點，康德是這么說的：“人，總之一切理性動物，是作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并不是僅僅作為手段給某個意志任意使用的，我們必須在他的一切行動中，不管這行動是對他自己的，還是對其他理性動物的，永遠把他當作目的看待?！?/p>

不僅在科幻電影所描繪的未來世界中，現實社會里也有很多本應作為手段的事物最后成了束縛人類的目的的例子。就如學校將服從校規看得比培育出人才更為重要就是一種可悲的本末倒置，將本應為人類自身福祉服務的科學技術看作人類應該為之獻身的終極目的而產生的悲劇性效果更為嚴重。在康德第三條原則所描述的“目的王國”中，人們通過自我約束建立了真正“自由”的“樂園”，那里每個個體都是主體，都遵循著自我理性所指定的規則，并為了“人”而行動。在康德的道德哲學中，個體的獨立性與個體間的對等性被置于非常崇高的地位。然而，在這個“目的王國”中，人工智能是否應該被包含進去則是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按照康德字面意思，“目的王國”的成員應該是所有“理性存在者”，假如人工智能被證明具有理性，那么理論上是應該將其納入范疇之內的。從這個意義上出發，那些貶低人工智能的人，如《銀翼殺手》中的泰勒公司，他們內心中這種變相釋放出的“斗爭性”也許是另一個需要排除的思想。但實際上，康德倫理學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會表現出一定的抗拒性，因為將人類置于目的鏈條的頂端需要的是一種作為“萬物靈長”的自尊，這種自尊自動地將具有“心靈”的人類和自然的“物質”區別開來，并按照前優后劣的順序對待之。所以，遵循道德形而上學的人們并不會輕易地接受機械化的存在為自己道德體系中的一員。

當然，上述問題的解決需要實踐與認識的進一步發展，但不管這種實踐發展到哪種地步，只要“人是目的”這條核心守則被銘記于心，賽博朋克電影中所描述的悲慘境地便能在相當大程度上被遏制。同樣，當我們堅持這樣的原則時，關于人類自由在于何處的疑問也能得到回答——自由存在于為了人本身而行動的自律中。

二、賽博朋克電影虛擬現實元素分析

虛擬現實又稱靈境，是基于計算機圖形學、仿真技術、多媒體技術、人工智能技術、計算機網絡技術、并行處理技術和多傳感技術而構造出的人造空間，它在理論上并不占有物理空間，而是指通過刺激人類感官形成的心理空間。這種空間能將人類的五感全部包容進去，允許人類主體與空間中的“物體”進行互動，并且，在最根本的層面上，允許對空間本身的再構造。虛擬現實技術可分為兩種實現形式，第一種是較為現實的，即通過將人包裹在裝有傳感器的緊身衣中，通過刺激身體的不同部位來實現靈境互動與主題感受的同一性，而其中視覺方面則主要通過能夠播放3D影像的眼鏡實現；第二種則是多數賽博朋克作品采用的，更為“成熟”，也更為“真實”的形式，它通過將無數線路直接連接到人腦，不斷釋放能激起特定感覺反應的電信號從而在大腦中構造靈境，這樣的虛擬現實更像是一場夢，而參與者亦如做夢一般無法分辨真假。

(一)虛擬現實對主體體驗的解構及對真實的追尋

虛擬現實技術的第二種實現形式引發了人類歷史上非常著名的思想實驗：假設我們是被放在科學培養器皿中的大腦，大腦連接著無數的管線，管線負責把能夠以假亂真的模擬神經元電信號輸入大腦，進而使大腦產生我們所感知思考到的一切，并構成我們的所有經驗，而我們當事者自己卻茫然無知，依然自信地遵循著既定的信念生活著。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能發現自己所經歷的一切都是真實的？真實和虛假又有什么區別？或者說，我們怎樣才能擺脫無知和虛假，進入“真實”的世界？針對以上問題，筆者將圍繞賽博朋克電影《攻殼機動隊》進行分析，該片由日本著名導演押井守執導，影響了包括《黑客帝國》在內的多部影片。

上述問題在根本上涉及了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后者質疑我們憑什么確信自己之外物質的實存與惟一性，作為科學物質大廈的基礎元素夸克成為無法觀察到的對象而被假定存在，超弦理論更是假設物質在最微觀的層面上是震動的能量弧，那么名為唯物主義的龐大體系豈不相當于空中樓閣、鏡花水月？在縱貫人類歷史難分高下的爭辯中，當代哲學科學家傾向于相信“模型實在論”，其中最有名的是科學哲學家庫恩的“范式”理論。他以模型有效性的程度來判定人類信念體系的取舍，而對不同解釋模型本身賦予同等的實在性。這不能不說又是一例科學實用主義方法的典型。

若想徹底澄清問題，人們的思想很難不回歸笛卡爾式的沉思，特別是在一個被科學解構了一切的世界里，這樣的思索便更加自然而然地生發出來，它代表著一種在鋪天蓋地的不確定與虛無中尋找那難以質疑立足點的真誠的嘗試。笛卡爾以“我思故我在”精辟地概述了他的第一哲學沉思的結論，即思考者主體是無可辯駁的第一確定性。后來，在德國古典哲學中，發展了康德先驗唯心論體系的費希特更是從自我出發推演出了全部知識的基礎，并引入辯證法，提出世界歷史的發展在于對絕對自我的意識，它代表著一種自我克服非我并最終回歸自由與絕對的過程。后來謝林與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無不把辯證發展與向絕對精神的追求或回歸視為歷史的主軸。

(二)虛擬現實與主體體驗的再構建

以上的分析基于笛卡爾−胡塞爾這一理性主義傳統，然而在理論界，也有人并不贊同“我思故我在”式的主體理論，比如心理學家拉康，他更傾向于支持一種基于無意識的、話語的主體理論。盡管存在著這樣的分歧，可各種主體理論都為主體的可能性留下了空前巨大的空間，這是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一個重大不同。前者重視主體的一切感受即特性，后者則試圖混淆第一人稱視角與第三人稱視角，將主體“物化”。賽博朋克電影的某些“頹廢”“迷茫”氣息大多得自于唯物主義泛濫所帶來的對主體的約束，它們像無數條枷鎖一般令人“窒息”，因而人內心真正的力量與自由便無法尋得。拉康的主體理論雖然主要是拓撲型的、共時性的，但他在對主體形成的歷時性研究中提出的“鏡像理論”，與虛擬現實技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拉康研究指出，在大約六個月至十八個月的時候，即嬰兒經歷了漫長的“破碎印象”期之后，他們一般都會經歷被命名為“鏡像時期”的變化。觀察發現，在這個年齡階段的嬰兒會經常性地沖著鏡中自身之像發笑。

拉康認為，這種笑并非偶然的一般性行為，而是“會心”的笑，他稱之為嬰兒對“自身像快樂的攫取”，標志著主動性的萌芽和完全被動性的消解。為了解釋這一現象，拉康舉出了心理學上的成像理論。成像代表著一種認同，它是來自力比多能量的同形或自戀。眾所周知，像作為格式塔呈現出來，而格式塔本身具有生物學上所證明的形成作用。對嬰兒來說，其作用如下：第一，嬰兒在鏡中看到的是完整的格式塔，代表著像的統一性，對于克服“破碎印象”階段的“挫折”有著積極的作用；第二，嬰兒看到鏡中像隨自己的有限動作而相應動作時，會認為自身已經能夠自如地控制鏡像，這種“成就”如此之大，以至于讓他不由自主地發笑。盡管嬰兒對于像的想象的控制與成熟主體所具有的實際控制能力有根本差別，但它的意義卻是深遠的。按照拉康原話：“鏡像時期如一出戲，它的內在推動力從不足被推進到期待中，為陷入空間認同的吸引之中的主體形成了從破碎的身體像到我稱之為矯形的整體性形式的幻想的連續……”并且，這種期待會在主體今后所實施的每一種實際控制活動中打上深深的烙印。

通過對鏡像時期主體特征及影響的分析，我們發現想象、認同與控制是“自我”形成的根基，拉康說鏡像是嬰兒“自身托付給自身的自主的幻象”，而這種“人的軀體之像是每一種他在對象中感知到的統一性的根源”。鏡像是自我的開端，也是貫穿主體一生的關鍵因素。作為一個個體，我們期望能擺脫與他物的分離，從而達到統一，心靈所施加的影響若能影響并“同形”他者是人之初最為喜悅的事情——那么假如這種“同形”能通過虛擬現實技術擴展到整個知覺世界呢？關于虛擬現實與鏡像時期，其關系是顯而易見的，虛擬現實將提供給意識成熟的個體控制自己想象的能力——就像個體意識形成之初所經歷的一樣。它是對整個鏡像時期的更高階段的再構建，而其成果也必然更具有意義與創造性。中山大學翟振明教授的著作《有無之間——虛擬現實的哲學歷險》曾描述過虛擬現實技術對于人類創造性的空前拓展所具有的重大意義。他將“美”的創造本身作為人類的終極追求之一，而這種觀點在歷史上也曾被多次提起，如康德便將探討“美”的《判斷力批判》作為其另外兩部著作《純粹理性批判》與《實踐理性批判》的拱頂石，這里，“美”成了“真”與“善”所環繞的中心。所以，虛擬現實技術并非總是如賽博朋克電影中所表現出的令人困惑，而可以是一條通往自由與崇高的路徑，這條道路是向人類原初的回歸，也是向統一性與真理的回歸。

翟教授還創作過表達相同意旨的詩作，在此摘錄如下：無限縮小她領略回歸本體的莊嚴迅速擴展她將整個世界連同自身一起吞沒賽博朋克電影中所涉及的人工智能元素及虛擬現實元素及其相關分析看似分散而不相關，其實具有深刻的內在聯系，那就是現代技術主義對主體、客體的解構及其意義的再構建。在理論層面，我們的批評涉及造成賽博朋克困境的一系列理論，包括科學主義、功利主義以及唯物主義等。對于這些困境，哲學家費爾巴哈曾經做過一段非?！傲钊司趩省钡脑u論：“統治國家的并不是神，只是利己主義……但當然并非質樸的利己主義，而是二元論的利己主義；這利己主義，為自己發明出天堂，為別人發明出地獄，為自己發明出唯物主義，為別人發明出唯心主義?！彼?，他選擇做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然而，歷史需要發展，人類終歸要向前進，這時，積極的心態是必要的也是應當的。所以，相對地，筆者認為這些困境的解決依賴人本主義、道義論以及先驗唯心主義的支撐。

在涉及人工智能的部分，賽博朋克電影從主體的角度出發，讓我們接觸到了賽博朋克對主體本身的解構，那是一種在迅速席卷而來的同一化大潮中泯滅掉的人性的獨一無二的價值。假如賽博朋克電影所涉及的人工智能是對主體的第三人稱的解構的話，那么其所涉及的虛擬現實便接觸到了主體環境，或者說虛擬現實是賽博朋克電影對“他者”的解構。這種解構是鏡像意義上的虛幻化，同時暗中指出了源自人類自我之初的統一之路。賽博朋克電影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鏡像”，它照出了我們可能的未來，在它的構圖中充滿了被困境所折磨的心靈所透露出的焦慮。我們通過賽博朋克電影的鏡像與未來“同形”，有限的時空在這里被跨越，交融在一起，未來的焦慮滲透到現在，寧靜的心靈遍尋不獲——這不能不說是一幅慘痛的圖景。先賢亞里士多德指出了“寧靜”的全部內容——沉思，這既是通向寧靜之路，也是寧靜所通達之處。只有我們叩問內心深處，尋求并解決接踵而來的問題，真正的“隱德萊?！辈庞锌赡艿絹?，換言之，真正的“幸福”才能被我們抓住。

作者：栗楨單位：中山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