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考古遺址與現代建筑的并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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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夏商周以來，我國不同的歷史時期均留下了大量的古代遺跡，而宋元之前的古遺跡多以考古遺址的狀態疊壓重合在現代城市下。在現代城市的擴建及改造過程中，常伴隨著大量“碎片化”考古遺址的發現。隨著文物保護工作以及城市更新及轉型進程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類“碎片化”考古遺址的價值，并嘗試著在新建的公共建筑中保存并展示這些遺址。文章通過對兩個遺址上的公共建筑案例——希臘國家銀行管理樓（馬里奧•博塔，雅典，2002）、主教廣場辦公樓（諾曼•福斯特，倫敦，2005）的研究，從“物、場、事”三個維度對這兩個實例進行了對比，總結出“碎片化”考古遺址與現代公共建筑的并置應兼顧“遺址保護”“環境協調”“事件融入”三方面內容，并指明“事件融入”是此類新舊元素并置的策略要點。

關鍵字：并置；“碎片化”考古遺址；公共建筑；遺址保護；環境協調；事件融入

1“碎片化”考古遺址

我國的歷史城市下常常疊壓著許多大型古代城市遺址或人類聚落遺址，經過我國近三十年來的城鎮化建設，這些大型遺址區多數已與現代城市建成區重合或部分重合。然而，能在當前的城市建成區內保存下來遺址的往往只是大型遺址的局部或片段，其中不乏規模較大、等級較高的遺址區域，如城墻或城壕局部（如新鄭-鄭韓故城東北角城墻遺址）、大型墓葬或車馬坑（如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大型建筑基址（如西安-大明宮遺址）、大型窯址或倉儲（如洛陽-回洛倉遺址）等，這些遺址多采用遺址公園或遺址博物館的形式進行保護及展示。但在城市擴建或更新的過程中，更多的情況是遇到一些規模較小、等級較低的遺址點，如道路、水渠等城市基礎設施的局部、建筑或庭院基址局部、小型墓葬等，它們有的是在建設過程中初次被發現，有的則是在上世紀的城市建設中回填后又重新發掘的。受建設項目建設情況限制，這些遺址點分散在城市中不同位置、遺址本體的結構和信息也不完整，我們可以把這樣類型的遺址統稱為“碎片化”考古遺址。

2考古遺址與公共建筑的“并置”

在上世紀城市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這些“碎片化”考古遺址常常在發掘之后讓位于建設項目被請理回填。但近年來，隨著文物保護工作以及城市更新及轉型進程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類“碎片化”遺址的價值，并嘗試著在新建的公共建筑中保存并展示這些遺址，這種古今結合的遺址保護方法在我國還處于探索階段，建成的案例也較少，其中著名的有廣州光明廣場-南越國水閘遺址（600m2，2000-2007）[1]、南京圖書館新館——六朝建康宮城建筑遺址（300m2，2003-2007）[2]成都國際金融中心（IFS）——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1200m2，2007-2014）[3]等項目。這種考古遺址與新建筑“并置”（juxtaposition）的方法，是歷史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必然途徑，如同弗洛伊德所描述的羅馬城一樣，“曾經出現的事物沒有消失，所有的早期與晚期的發展階段一起并存”[4]；通過“并置”，考古遺跡與新建筑建立了一個對話關系，在這種對話中，城市的歷史文脈得到了尊重與延續；而對于處于城市舊城區域，面臨著開發壓力大、牽扯利益主體復雜等情況的建設項目來說，這樣將遺址與項目并置的方法無疑為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之間的平衡找到了一個結合點。由于這些“碎片化”的考古遺址多數位于城市的歷史中心區，在當前“存量型”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建于遺址之上的公共建筑往往肩負著保護及展示遺址、整合城市歷史文脈、促進所在區域經濟發展、環境提升等任務，因此，這種類型的建筑設計項目比之其他的城市建設項目更為復雜。本文結合國外兩個著名的設計案例，嘗試找出這種將“碎片化”考古遺址與現代公共建筑并置的設計方法及要點。

3案例介紹

3.1案例一：希臘國家銀行管理樓，雅典（NationalBankofGreeceAdministrationBuilding，byMarioBotta,Athens,1997~2002，6500m2）（圖1～圖5）希臘國家銀行管理樓所在地塊位于雅典建于19世紀的歷史城區南部，在1833年的規劃方案中，主要空間結構分為兩大部分，“一個理性的街道布局的地區，以及一個考古公園”[5]，所以北部以巴洛克式放射狀的街道布局，南部是以雅典衛城為中心的不同時期的古代遺跡區域。新建的管理大樓所在的地塊下局部疊壓著古希臘時期的城墻遺跡——阿察尼恩門（AcharnianGate），遺址位于地下2.6米～6米處，主要包括城墻、城壕及古代道路和車轍等遺跡，該遺址曾在1974年發掘，而新大樓的設計則開始于1997年[6]。博塔將考古遺址保留并展示在地下室中，地面層結合入口廣場處采用挑空結構，展示了阿察尼恩門的擋土墻的修復部分，以及局部的古道路；在建筑的背面則采用了通高的天井空間，將自然光引入室內，從位于地下一層的遺址擴展到地面17米的屋頂空間。結合基地周邊歷史環境，博塔采用了地上六層、地下四層的設計；建筑立面則與周邊的新古典主義建筑一致，采用了對稱的原則，外部采用砂石貼面[7]。

3.2案例二:主教廣場辦公樓，倫敦（BishopSquare,byNormanFoster,London,2001~2005,101521m2）（圖6-圖10）主教廣場辦公樓位于司匹特菲爾德（Spitalfields）區域，緊鄰羅馬倫敦老城，即現在的倫敦金融城①的東北角。原先為一座建于1893年的水果市場，鄰近金融中心區的區域位置以及地塊內日漸凋敝的經營狀況，給該地區來了更新的機遇與需求，“主教廣場辦公樓”則是司匹特菲爾德區域城市更新計劃的一部分[8]。地塊的前身是一座中世紀醫院的墓園，其部分在水果市場建設時期被毀壞，1991年至2002年的發掘工作期間發現了的一萬多具人骨，其中還有羅馬的石棺[9]。福斯特設計的新辦公樓把所在地塊內的遺址保存在地下室中，并設計了一個下沉的室外庭院，將一個骸骨堂的遺址展示給公眾。另外，結合地塊所處的歷史環境，設計保留了一半的老市場，并在南側沿老街道設計了低層商鋪與保留建筑呼應；同時在體量上采取退臺式的處理手法，避免了高層建筑對歷史街道景觀的破壞。

4對比與分析

對比這兩個著名歷史城市中的案例，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案例都是近年來位于考古遺址地塊上的再開發項目，都位于城市的歷史區域，也都背負著遺址保護與城市更新的雙重使命。考慮到歷史城市中的各種背景因素——“時間與空間”“物質形態與非物質形態”以及“文化遺產與城市建設”，城市空間是一個由不同歷史時期“層層積淀”②而成的共生體系，這個共生體系可以從兩個維度進行解讀，縱向可以時間為維度來分段解析，橫向維度可以看作在固定時間下（也即時間斷面中）的歷史城市要素解讀，歷史性城市景觀給出了城市背景的范疇：“主要包括遺址的地形、地貌、水文和自然特征；其建成環境，不論是歷史上的還是當代的；其地上地下的基礎設施；其空地和花園、其土地使用模式和空間安排；感覺和視覺聯系；以及城市結構的所有其他要素。背景還包括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做法和價值觀、經濟進程以及與多樣性和特性有關的遺產的無形方面”[10]。在以遺產為主要研究脈絡的前提下，這些內容可以歸納為三大部分：“物像（objects）”“環境（sites）”及其關聯的“事件（events）”[11]，對于上面兩個現代設計案例，我們可以從這三個方面進行對比與分析。（1）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城市建成區域內的考古遺址，因此“物象（objects）”一項可替換為考古遺址“本體”，包括遺址的材料構成、空間布局及保存狀況等內容（表1）。（2）由于考古遺址需要原址保護③，本文中考古遺址所在地塊的“環境（sites）”主要指遺址所在地的城市環境（自然環境、歷史環境、現狀環境等），由于兩個案例都處于城市歷史區域，因此這里我們主要分析兩者面臨的歷史環境，主要指歷史城市的肌理，包括主要街道形態、開敞空間、標志建筑等,兩個案例均對這些歷史環境要素進行了梳理，并采用不同的設計方法協調應對（表2）。（3）相關“事件（events）”這一項所包括的內容有很大的外延性，可以包括相關個人或集體活動，也可包括城市的文化、經濟及行政管理等活動。結合本文中兩個案例情況，我們可以從考古遺址的展示、公共建筑的運營以及城市更新的策略來進行分析（表3）。（4）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兩個案例的設計內容都包括以下三個方面——“遺址保護”“環境協調”以及“事件融入”。在“遺址保護”與“環境協調”兩方面，兩個實例都做得可圈可點，但在“事件融入”方面，顯然兩者在項目的功能定位及城市更新的思路上有著很大的區別——希臘銀行管理樓的功能設置單一，更新思路為政府主導的“宏大場景”的塑造；而主教廣場辦公樓則功能復合多樣，更新思路結合當地居民的生活需求，注重微小、平民化的空間環境的營造。筆者在現場的參觀過程中，明顯感受到兩者的完全不同的效果，希臘銀行門前的冷清與主教廣場前的熱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并置考古遺址與公共建筑的設計時，應考慮“遺址的保護”“環境的梳理”“事件的融入”三方面的內容，而這三者之中“遺址的保護”是前提與基礎，“環境的梳理”是準則與規律，而“事件的融入”則應作為重點予以關注，而在“碎片化”考古遺址密集的城市存量地區，新建公共建筑的“復合化”功能定位以及“平民化”的城市環境的營造才是地塊更新的關鍵，而考古遺址的保護與展示也將受益于更新計劃的成果。

總結

本文雖然探討的是“碎片化”考古遺址與現代公共建筑的并置這一問題，但這種新舊元素的并置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城市遺產與城市空間的新舊共存的情況中。無論是哪種類型的并置，都應樹立“外內結合”的城市設計視角，整體綜合的解讀梳理地塊所在環境的歷史要素、考慮多方相關利益者的需求，從而確定項目的定位。另外，從本文的兩個實例我們可以看到考古遺址的保存與展示方法可以多樣化、彈性化起來，具體的保護展示方法要因地制宜，只有與公共建筑的定位有效結合起來，考古遺址才能更好地融入到所在地塊或城市的事件中，讓城市空間因遺址的并置而更加豐富連續、特色鮮明，讓考古遺址因城市生活的并置而充滿活力。

參考文獻：

[1]易西兵.城市核心區的考古遺產——廣州南越國遺跡的保護與展示實踐[J].城市觀察,2014(04):184.

[2]保留300平米六朝遺址南京圖書館“神來之筆”迎得喝彩，江南時報，2005-10-19

[3]安博.城市遺址保護更新與人文遺址游憩型CBD的模式初探——以四川省成都市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更新為例[J].建筑工程技術與設計.2015,(12):15.

[11]陸邵明.“物—場—事”:城市更新中碼頭遺產的保護再生框架研究[J].規劃師,2010,26(09):110.

作者：劉文佳 石明燕 曹森 單位：鄭州大學建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