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黃河流域科技創新與綠色發展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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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2019年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上升為國家重大戰略，黃河流域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本文通過系統的文獻梳理總結當前綠色發展的研究多集中于發達地區，對于發展欠缺地區的研究不足，同時對于科技創新與綠色發展之間關系不夠重視；通過對黃河流域相關問題研究的梳理，指出未來應更加關注該流域科技創新與綠色發展的耦合協調關系。

關鍵詞：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科技創新；協同發展

一、綠色發展內涵界定與時空演變研究

（一）綠色發展的內涵界定。綠色發展是以效率、和諧、持續為目標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方式。從內涵來看，綠色發展包含兩層含義：“綠色”和“發展”。其中，“綠色”表明在發展過程中與環境的和諧相處和對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發展”則要求經濟建設、人口增長、資源開發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應保持和諧發展。根據盧風等的研究，綠色發展內涵的界定可作出如下描述：綠色發展是在傳統生產和發展方式基礎上的一種模式和方法創新，是建立在生態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的制約條件下，將環境保護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主要舉措的一種新型的、綠色的、高效的發展模式。

（二）綠色發展的時空演變研究。隨著世界經濟的迅速發展和能源資源的不斷開發利用，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造成了嚴峻的環境問題，人類意識到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友好發展的重要性，積極提倡綠色發展，逐步從傳統發展觀向可持續發展觀轉變。通過文獻梳理，可將研究成果按研究視角歸納為時間尺度和空間尺度兩個方面。在綠色發展的時序演化研究方面，國內外學者對綠色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區域選擇、模型評估、影響機理和優化對策等方面。如，DajianZhu從可持續發展角度出發，建立起“對象-主體-過程”框架體系，分析全球綠色發展的實踐和政策評估模型；程鈺、任建蘭等運用投影尋蹤評價模型計算出我國2000～2016年的綠色發展指數，分析得出我國綠色發展指數逐年增加，綠色發展的水平在總體上升，但變化十分緩慢，說明我國目前還處于經濟發展轉型的緩慢期，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綠色發展水平提升的長期性和曲折性；周亮等利用SBM-Undesir－able模型分別測度了2005～2015年中國285個城市的綠色發展效率，通過分析發現，中國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總體呈現“W”型波動過程，提出中國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經歷了先初步調整、后逐步上升的過程。在綠色發展的空間演變特征研究方面，我國綠色發展水平呈現明顯的空間差異性。如，王勇等人采用空間計量模型研究中國綠色發展的空間格局及其演變特點，研究發現中國省域綠色發展存在較為明顯的地域性差異，綠色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主要分布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沿海省份和生態環境良好較好的西南省份。程鈺等研究發現，中國綠色發展指數具體表現為：東部地區>東北地區>西部地區>中部地區，這種空間分異特征表明持續擴張的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之間的耦合協調不高，生態環境面臨著巨大的壓力。郭付友等利用空間模型對山東省的綠色發展進行研究，發現山東省綠色發展經歷了空間依存關系不明顯到明顯的過程，且綠色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空間分異態勢，兩極化發展特征較為明顯。我國現階段對于綠色發展的研究區域主要集中在長江經濟帶和地級以上等經濟發達的城市，缺乏對黃河流域及縣級城市的研究。

二、科技創新對區域發展轉型的影響研究

隨著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在國際競爭中的作用逐漸增強，科技創新成為提升國家綜合實力的必經之路，也是帶動區域社會、經濟發展轉型的關鍵。由此，科技創新成為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焦點，在當前地理學與區域可持續發展等領域，有關科技創新對綠色發展影響的研究成果較少，文獻大多集中于科技創新對區域發展轉型的作用與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科技創新對資源利用的影響。在資源利用效率方面，大量研究證實科技創新能優化資源配置并提升資源有效利用率，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步伐，向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新型發展模式轉變。一方面科技創新成為資源型城市發展轉型的重要驅動力。如，常濤等以山西省為例，研究山西省科技創新現狀，發現山西省科技創新能力發展態勢旺盛，但資源依賴型發展模式尚未改變，認為應盡快實現高新技術產業化以增加科技創新效益。另一方面將科技創新作為區域發展的資源要素，分析資源配置的時空演變和影響機理。如，周密利用數據包絡分析30個省份的科技資源變量，歸納出我國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區形成的3個科技創新極化區；李國平、王春楊運用Moran'sI統計證實創新活動的集聚分布模式和變化規律；張建偉等以專利授權量為創新產出的指標，得出長江經濟帶創新產出的空間格局變化與地區政策、教育發展水平等因素有關。

（二）科技創新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在生態環境構建方面，科技創新主要通過在科學技術、管理模式和知識探究三個方面進行創新，直接和間接地帶動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的質量和速度，支撐引領社會生態文明的建設。如，楊多貴、劉開迪等以京津冀地區為代表，采用余值法基本思想測算出科技創新在生態環境建設中的貢獻率，發現科技創新對該地的生態環境建設的貢獻率攀升明顯，其中資金和勞動力投資對于區域生態環境建設貢獻最為突出；向麗以中國30個省為研究對象，構建科技創新與生態環境指標體系，又運用變異系數法和協調發展度模型，測度分析發現兩者的協調發展程度存在明顯的時空分異規律。

（三）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在經濟發展方面，科技創新能通過改善原有的生產方式、革新生產工具、提升勞動力素質等途徑帶動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質量的提高，加速實現國民經濟轉型，支撐引領區域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如，唐未兵等采用動態面板廣義矩（GMM）對我國28個省區相關數據進行評估，發現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的集約化水平負相關，應運用外資技術溢出和模仿效應能增加經濟增長的集約化水平；尚勇敏、曾剛對Storper的三位一體理論擴展，探索科技創新對我國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影響的具體演化機制，并證實當前我國大部分地區的經濟發展方式都向創新驅動發展轉變。

三、黃河流域科技創新與綠色發展研究

黃河流域是我國重要的生態走廊，大規模的城市演進和工業化發展，使流域的生態環境脆弱，加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較為落后，洪澇災害治理、沿線用水保障、傳統產業對環境的污染等問題突出，已嚴重影響到流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陸大道等指出新時代黃河流域全面深刻轉型發展的任務艱巨，應該轉變理念持續推進能源清潔高效利用，可見促進流域的綠色發展和創新驅動轉型已刻不容緩。

（一）黃河流域的綠色發展研究。綜合國內外專家學者對中國綠色發展水平的評測，可發現綠色發展水平在黃河流域上下游的分布不平衡問題十分突出，且格局成因比較復雜。如，趙娟娟，桂振華等根據綠色發展指標，對全國城市的相關數據進行K-Means聚類分析，發現山西、甘肅、吉林等位于黃河流域的城市綠色發展水平處全國較低水平，而下游的山東卻排名靠前；胡鞍鋼運用耦合協調模型對中國綠色創新與綠色發展協調的時空變化進行分析，發現兩者的協調度基本呈現由東部沿海向西北內陸遞減的趨勢，黃河上游耦合度低且發展緩慢，推測與上游粗放式發展對生態的破壞有關；姜長云、盛朝迅等認為黃河流域的綠色發展受到生態補償機制不完善、傳統產業污染嚴重、流域治理財政投入不足等因素制約。

（二）黃河流域的科技創新研究。創新要素外流、驅動力不足等問題是制約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如何提升黃河流域的科技創新水平已成當前學者關注的問題。樊杰、王亞飛等將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地域發展特點進行比較分析，發現自然稟賦是黃河流域主要短板，并對此提出建立黃河科技創新一體化、吸引全國科技創新人才、加速科技成果實現產業化等措施；薛松貴介紹的冰凌檢測系統、河流預報技術等多項創新性的黃河水利進展，滿足了黃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泥沙淤積清除、水資源開發等需求；白春禮提議通過創新體制與機制，激活科技的服務能力，促進黃河流域生態、經濟和社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三）黃河流域的科技創新與綠色發展協同研究。科技創新是提高綠色發展水平的新動能，必須依賴科技創新才能突破當代中國的綠色發展瓶頸，而綠色發展反過來又作為科技創新的引導準則。對于黃河流域而言，以科技創新驅動綠色發展已成為現階段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國內外專家對流域的綠色發展和科技創新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研究。如任保平、張倩認為綠色發展和創新發展都是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內涵，提出利用綠色創新技術加快實現區域技術和能源結構的轉型升級；連煜主張協同技術創新推進黃河的生態問題治理與自然環境保護，最終實現脆弱生態區的高質量綠色發展；陳耀、張可云等結合系統治理、區域分類等方法，提出建立流域的區際利益補償創新機制、出臺激發企業創新活力的政策、增加科技研發投入等全方位的創新提升思路，以期實現黃河流域生態、綠色和富裕的總體目標。

四、結語

經過對黃河流域科技創新與綠色發展問題研究的梳理，可發現當前研究仍存在巨大挖掘空間：一是現有文獻較少運用科技創新視角研究創新驅動與綠色發展間的時空演變與協同機理；二是基于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研究的迫切訴求，未來需對流域內科技創新與綠色發展間的耦合協調規律與影響因素進一步探究，找到適合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區的優化提升路徑。

作者：邢玉琦 楊姝婷 張毅 張夢娜 朱欣怡 付世元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