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濟全球化的后果及成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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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輪經濟全球化所導致三大對立的后果

(一)人與自然的對立

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以來，自然環境越來越被視為人類生產活動的起點而非歸宿。尤其是二戰后，資本家為了謀利毫無限制地掠奪性使用全球資源，大規模地干預自然生態的演進過程，導致全球環境受到污染，自然環境出現失衡，引發和加劇了人與自然的對立。三次科技革命，帶給人類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同時，也對人類生存的生態環境造成了更集中的破壞，引發了更為嚴重的自然生態后果: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破壞、酸雨、有毒有害化學物質污染與越境轉移、生態系統失衡、生物多樣性減少、地震海嘯水災干旱等嚴重自然災害頻發，人類的生存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到了上個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生態危機開始成為人類生活中無法回避的現象之一。除了已知的生態污染，21世紀的新技術中還隱藏著尚未發現的重大的生態風險。如計算機科學家比爾喬伊所說，“我們用基因技術、納米技術和機器人技術打開了潘多拉之盒，但是顯而易見，我們幾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基因控制、通訊技術和人工智能甚至還互相結合在一起，它們表明了三種潛在的危險標志:它們本身不斷地在進行徹底變革，適用面極廣，而且作為以知識為基礎的技術，它們只需要一種相應的知識，但這種知識卻不能像制造核武器所必需的鈾那樣受到極其嚴格的限制。這樣一來，就可能會制造一種由基因引起的災禍，這種災禍在度過了較長的潛伏期之后將危及某些居民的生命，也就是說，無需太大花銷就可以為每個人制造出一顆微型基因原子彈。”

對于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出現，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出于自私的考慮，用把“工業生產中額外的社會成本和生態成本轉嫁到國外去”的不恥手段，與某些發展中國家的注重私欲不惜犧牲民眾利益的統治者合謀，制造輿論欺騙民眾，踐踏這些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和規章。1986年5月在美國聯邦法院的一份決議中這樣寫著:該決議“允許美國的跨國公司自由地在海外擴展其工廠，而不必顧及這些工廠對當地居民可能造成的危害”。同時該法院法官還傳遞出了這樣一個清晰的信號:其他的跨國公司可以通過把子公司、合作伙伴以及各種經濟和技術的協議隱藏起來的辦法，來徹底逃避因在全球各地從事有毒害性的生產實踐而必須擔負的責任。據聯合國有關機構統計，20多個發達國家每年產出的有毒垃圾占世界份額的95%。據綠色和平組織的報告，發達國家以每年5000萬噸的規模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有毒或有危險的廢物，把發展中國家變成了自己的“垃圾場”。全世界每年死于空氣污染的人約為270萬，其中90%在第三世界。正如貝克所說，“貧困是分等級的，煙霧是講民主的。雖然按常規來說，環境風險是按照貧困的等級來分配的，這一點我們應該承認。在全球性風險的推動下，這種等級式的階級分配邏輯會被打亂，從發展趨勢來看，隨著風險的擴大，會出現風險分布平均化的局面。如果我們對此進行全面深入的思考，就會發現，那些大肆制造風險的人遲早會自食其果的。全球生態環境的惡化進程幾乎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是同步的事實，不得不令人深思。

(二)人與人的對立

經濟全球化讓世界富裕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富了。由于本輪經濟全球化的規則是發達國家中的大資本家在制定，并根據其利益需要隨時進行調整，因而“財富蛋糕”的切分越來越有利于大資本，絕大多數財富流向了極少數人，有效地加劇了人與人，進而是國與國的對立。這些“極少數人”的“搶來的財富”，大體有兩個來源:第一，剝削本國勞動者;第二，剝削其它國家的勞動者。前者的主要方式是資方以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為由，肆意削減工人的工資和福利甚至無端開除，(通過政府)減免資產者的稅收，使得本國資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如《全球化陷阱》一書所描述的，“1995年，于爾根施雷姆普剛當上戴姆勒－奔馳公司的經理，就勒令福克飛機制造廠和通用電氣公司的一部分工廠停工，并宣布在未來三年內將把56000工人拋向街頭。這一刀切下來，使戴姆勒公司的股票價格上漲了近20個百分點，并使該公司股票持有者的腰包漲出將近100億馬克。”這樣的劫貧濟富的例子還只是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滄海一粟。1996年德國《明鏡》雜志第39期一篇題為《渦輪資本主義改變著世界》的文章中說，“聯合國最近計算，全世界358位億萬富翁所占有的財富相當于人類財富總量的一半。

在美洲，中間階層已經消失，實際工資持續下降，已接近于70年代的水平，而老板的錢在上漲。”資本的貪婪制造出了日益明顯的“第三世界化”現象，即原來的“第一世界”的國家內部出現了貧困化和邊緣化，同時在原來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卻出現了若干可以在全球經濟中參加游戲的“新富”。戰后通過福利國家的建設，帶給西方國家的社會整合和繁榮安定的面貌逐漸被蠶食，社會分裂與對抗的趨勢日漸明顯。如貝克所言，在全球化的加速中，“人類固然正在被聚集到一個越來越大的統一體中，但是，與此同時，人類也正在日益分化。”不僅是在窮人富人之間存在越來越明顯的對立，即便是發達國家內部，甚至是資本主義精英之間的猜忌和對立也越來越顯著。日前奧巴馬政府竊聽美國民眾電話、竊聽盟國領導人電話等事件曝光，白宮給出的理由卻是“美須在情報領域保持領先”。對于國民缺乏基本信任，對于盟友缺乏基本信任，以對立和控制的心態對待國民、對待盟友，這樣的政府又能走多遠?2500年前，孔老夫子就明了政務管理中最重要的是“信”，缺乏信任、信用、信心，一個國家、一個組織、一個群體也就離消亡不遠了。薩特在《禁閉》中借人物之口喊出了“他人即地獄”，這種提法將人與人的對立描述到了極致。什么樣的“他人”是地獄呢?資本主義國家出于利潤最大化的動機，不斷宣揚個人至上、崇尚競爭，形成了從國家、地區到各種社會組織、家庭、個人，都以金錢為目的的功利主義、成功學外加情欲至上的一種可怕的價值觀，在這種扭曲的價值觀指導下生活的人們自然變得越來越自私，越來越以鄰為壑了。

缺乏功利之上的追求，又沒有真正有效的制約機制，在這70億人組成的世界，每個人都宛如孤島，無法聯成大陸，為各自的欲望而戰，日日角逐。無數人面臨著失業、貧困、饑饉、瘟疫、種族主義、排外勢力和原教旨主義等極度不安全因素的考驗;販賣軍火、交易和黑手黨行動的惡性發展;各種分岐、沖突和戰爭的日益加劇，核武器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不斷升級等等，這些問題威脅著越來越多的人的安全與生存，乃至關系到整個世界的安全與存在。人類的生活越來越被極難預見、極難防范的，破壞程度和破壞范圍越來越大的各類風險包圍起來。

(三)人與自身的對立

當一個人身心和諧的時候，無論身體還是心靈都自然是健康安寧的，正如《黃帝內經•素問》中所言“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但在今天的世界，我們看到的卻是:1．重大精神疾患的人數不斷上升《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把精神障礙類疾病分為10個大類，根據目前各類精神障礙所導致的疾病負擔排序，處于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是抑郁癥和精神分裂。根據WHO的統計，全球范圍內抑郁癥的患病率為17%～20%，大概3.4億人左右;而精神分裂癥的總體患病率約為1%。在美國，每7個成年人當中就會有1名抑郁癥患者或是精神分裂癥患者，由抑郁而導致的自殺人數每年超過100萬。當前，抑郁癥在世界常見疾病中排名第四位，專家預測在今后20年里將會上升到第二位。根據中國衛生部的估計，當前我國罹患抑郁癥的人已超過2600萬，而精神分裂癥患者大概780萬。并且自殺的人群中70%都是抑郁癥患者。中國每年都會有25萬—28萬人自殺。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系劉翔平教授研究證明:抑郁癥的上升趨勢與本輪經濟全球化的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同步性。二戰后，西方經歷了三十年的經濟繁榮期，物質主義價值觀大行其道，人們忙于追求金錢所帶來的物欲享樂，精神世界卻貧乏空虛。法共三十大在《全球化、國際挑戰和法共的行動》中說，“當前的全球化是由新自由主義主導的，這使得它不能以人類為中心，而是金錢崇拜至上。資產階級通過在工人間建立惡性競爭關系，利用全球化引發的種種變化來謀求利潤率的增長。當前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更是以美國的霸權主義意志為特征，它引發了災難性后果，使人類的財富和自然資源遭到劫掠，使人類行為更加商品化。”明確地說，民主正在為消費所取代。現在，人們固然可以在12個奶酪品種之間進行選擇，但是，這種自由的假象把“誰決定我們的生活”這樣一個問題排擠到一邊去了。如果人是只用物質就可以完全填滿的，當然就不會有這樣越來越多的精神疾患了，恰恰是在以金錢為媒介，強化物欲享樂至高無上的價值觀的驅策下，丟棄了“桃花源”或“瓦爾登湖”的恬然、淡泊，任憑物質欲望過度擠壓精神家園的人們，才會偶爾在追逐物欲的頭出頭沒中，恢復些殘余的“萬物之靈長”的特質。其中的幸運者，檢討物質主義及其荼毒，開啟“格物致知”的智慧之門，革除物欲對自身的控制，追問生命的真實意義;其中的不幸者，既疲憊于物質的堆積與喪失，又惶惑于精神家園的建構與解構，于是在搖擺不定的“二”中割裂著、焦慮著、抑郁著，病了……

2．重大身體疾患的人數不斷上升近三十年來，世界癌癥發病率以年均3%－5%的速度遞增，癌癥已成為人類第一位死因。2000年世界共有癌癥新發病例1040萬，死亡病例650萬，帶瘤生存病例2500萬;預計到2030年，這些數字將大幅上升，新發病例將達到2640萬，死亡病例達到1320萬，帶瘤生存病例達到7500萬。由于受金錢至上、及時行樂的西方價值觀的強勢沖擊，以及電視、電腦、智能手機等“電子”的圍困與湮埋，國人逐漸失去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道與德”的內在支撐，不見了氣定神閑，越來越心浮氣躁，急躁、焦躁、暴躁的“三躁”性格的人特別多，這樣的性格被稱為“癌癥性格”———和自己較勁，和別人較勁，動不動發脾氣。一旦受到“癌癥性格”的干擾，就會導致體內氣機失調，神經內分泌紊亂，器官功能弱化與失調，機體免疫能力降低，進而影響免疫系統識別和消滅癌細胞的監視作用，導致癌細胞轉化和突變。上海中醫藥大學何裕民教授研究發現，盡管癌癥3000年前尸體上就有，但在過去其實很罕見。18世紀，癌癥也只占死亡率的0.75%。而在當今中國，每年癌癥發病人數約260萬，死亡180萬，癌癥已成為中國城市和農村居民的第一位死因。過去30年，中國癌癥死亡率增加了80%。中國癌癥譜已經兼具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癌癥的流行特點。從今天的現實情況來看，癌癥與精神失常一樣，都是所謂的現代文明的產物。

二、三大對立后果的成因

為什么本輪經濟全球化會造成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這三大對立的后果呢?其實答案已經在前文提過的本輪經濟全球化的內涵界定中說明了，那就是主導此次經濟全球化的觀念出現了重大偏誤———雖然整合了幾乎全世界的可利用的資金、資源、科技和人力，這場經濟全球化卻不是以全人類福祉為旨歸，而是為極少數發達國家資本家的“最大利潤和經濟效益為目標”服務的。“發達國家”的完整表述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謂資本就是能夠賺取剩余價值(利潤)的價值，所謂資本家就是資本的人格化代表，所謂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維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的工具。

實際上，追求利潤最大化已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運行的內在機制，使人類謀求發展的本能力量的展現幻化為資本家謀利的單一軌跡。隨著私有制競爭規則的泛濫，擁有金錢數量的多寡儼然成為衡量成功與否的單一尺度，從國家、地區、團體、家庭乃至個人，都尊崇金錢為“目的”，人卻成了“手段”，而人類與生俱來的正義、平等、仁慈、博愛之類的內在屬性被普遍壓抑和有意“遺忘”。如馬克思所言，“在現代，物的關系對個人的統治、偶然性對個性的壓抑，已具有最尖銳最普遍的形式”，“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而他們以前是互相依賴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當今表現為資本的升值與人的貶值、資本的邏輯與人的現實命運之間存在的深層悖論必然引發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這三大對立的后果。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指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如同世間所有的事物一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外觀”不斷發生著變化，而其內核卻是恒久不變的。在資本主義體系內，組成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兩個方面，無論是生產社會化還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都是無法改變的。出于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必需，生產社會化的趨勢只能不斷加強卻不能弱化是不言自明的;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作為資本主義的靈魂更是不可撼動。私有產權是資本主義體系得以運行的根本條件，自利性利潤的持續追逐幾乎是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全部。唯有資本家個人擁有了財產權利和利用財產獲益的權利時，“利潤”動機才能有效發揮其作為經濟活動主要動力的作用。

亞當•斯密早就認識到:資本主義是一個激發個體自利動機以作為創造財富的機制的體系。對于利潤的追逐并非資本主義所獨有，原始共產主義瓦解之后，人們就已經開始越來越有意識的通過暴力、技藝或欺詐等各種手段以增加其個人財富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獨特之處在于，“日常經濟活動是由對不斷變更的利潤的有體系的持續追求構成的。這就意味著，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生產通常并非目的，而僅是達致目的的一個手段。哪里有一個能夠獲取利潤的合理預期，物品和勞務就被生產出來;在不存在這種預期的地方，情況則否。”當利潤成為了資本家組織生產的持續的唯一動力時，生產活動就逐漸喪失了原本為滿足人們需要而存在的單純面貌，而變身為娩出利潤的通道了。資本家既生產海洛因又生產阿司匹林，既生產色情文學又生產藝術，既生產無品味的瑣物和華而不實的小說，又生產拖拉機、計算機和透析器。這還意味著，資本主義可能并不生產在我們很多人看來是必需的東西。它不會為賺不到生活費的人生產食品，不會為付不起學費的人提供學校，不會為掏不起租金的人建造房屋。”彼得桑德斯試圖把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這種只關心利潤收益而不是人類需要、只關心交換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的關鍵點，輕描淡寫地論證為資本主義的一個雖不大好但尚可容忍的特征而已;但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恰恰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對于利潤的持續性、體制化的瘋狂追逐，巧立名目的將人類的共同資源和財富轉化為利潤裝進了資本家私人口袋———私有制與利潤的互相喂養、惡性共生，導致了勞動的異化，導致了人與自然的割裂、人與人的紛爭和人相對于自身的異化。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可避免、不能自我克服的、在本質上對抗性的、決定其他一切矛盾的矛盾。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發展史，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斷進行調整和變化，以緩和矛盾、維持社會運行、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歷史。但是局限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部的各種演化和調整，或許可以暫時延緩危機的發作，卻無法從根本上克服和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最終，資本主義必然被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所取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決定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勢是無法更改的:一方面表現為在資本關系的一切可能的限度內，生產關系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進行自我調整;另一方面表現為當自我調節的潛能悉數耗盡時的資本主義必將滅亡、必將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必然性。

三、三大對立的解決線索:“經濟人”向“道德人”的回歸

蘇珊•喬治借用卡爾波拉尼在《大轉變》當中的“允許市場機制作為人類命運和自然環境的唯一主宰，將導致社會的毀滅”的判斷為標尺，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價值觀是允許市場機制主宰人類的命運，其核心是給予資本以近乎絕對的追求利潤的自由，從而使資本在國內和國際層面不再受社會和國家的控制，這一價值觀正在引導著我們走向世界的毀滅。類似的話，孟子在2000多年前就說過了。“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本輪經濟全球化“以發達國家為主導，以最大利潤和經濟效益為目標”的觀念偏誤，導致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這三大對立的后果，并且這后果還在延續和加劇。觀念指導言行，言行導致后果。任何行為背后都有其相應的觀念支撐。究其根源，主導本輪經濟全球化的觀念，應該是來自于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定，所謂“經濟人”就是以完全追求物質利益為目的而進行經濟活動的主體，人都希望以盡可能少的付出，獲得最大限度的收獲，并為此可不擇手段。與之相對的存在是“道德人”。

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道”就是自然規律，按照規律去做的狀態就是有“德”，悖離規律就是失德。所謂“道德人”是指通曉自然規律并且主動按照規律去做的人。“道德人”當然知道金錢只是便利人類生活的“人造物”之一，物質層面只是人類生存的基礎，而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維度。馬斯洛曾說:“在一個1.5米的房間里量身高，所有的人都不會超過1.5米。”“經濟人”真的是人類存在的全部真相嗎?真的是不可撼動的信條嗎?如果“是”，人類則無法避免同歸于盡的結局，只是時間的遲早而已;如果“否”，我們又為何回避“仁義”、矮化“道德”，因循于資本的邏輯，茍安于“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局面呢?最近關于“積極引導人們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的倡導，讓我們在發達國家所制造的“金錢至上，及時行樂”的偏誤觀念的重重霧霾中看到了人類的希望。正如人類社會最終的制度絕不會是帶給大多數人乃至所有人這三大對立后果的資本主義制度一樣，人類價值觀念的終極高度也絕不會是矮小、跛足的“經濟人”所能達到的高度。

作者：王幼英孫壯單位：吉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