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早期經濟發展探索陜甘寧邊區貧雇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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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作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所在地成了敵后抗日戰爭的政治指導中心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總后方。中國共產黨在與陜甘寧邊區貧雇農長期相處中意識到貧雇農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幫助貧雇農反貧困應當是自己的一份責任。中共中央決定從經濟、政治、文化著手幫助邊區貧雇農進行反貧困，經濟上頒布提高征收額、降低稅率、實行農貸等政策。政治上開展大生產運動、建立貧農團、激勵貧雇農維護自己的土地權利。文化上對貧雇農進行社會教育、學習勞模運動等。中國共產黨在邊區的反貧困獲得了成功，雇農上升為貧農，貧農上升為中農或富農。貧農、雇農的嬗變完整演繹了陜甘寧邊區中國共產黨的反貧困故事。中國共產黨對陜甘寧邊區的反貧困成功是前所未有的奇跡，譜寫了一部值得后人借鑒的反貧困史。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陜甘寧邊區;反貧困;貧雇農

1稅、貸政策扶持下貧雇農的境況

“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須是貧農。”通過此話可知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清醒地認識到了貧農的力量，并將這一思想延續到了抗日戰爭時期，讓人們知道了貧農、雇農的強大力量，讓中國共產黨諸人認識到貧農是中國革命的最廣大的動力，是無產階級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但貧雇農的貧困問題一直困擾中國共產黨，作為農村中最無畏、最值得依靠的力量，貧雇農卻是最貧困的。建設陜甘寧邊區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主要任務，貧雇農被作為重點扶持對象給予特殊關注，陜甘寧政府提出稅、貸等反貧困政策改善貧雇農的生活。其一，提高公糧的起征點、實行累進稅率的糧食政策。根據中共中央政府調查，一般貧農的收入和生計是比較微薄艱辛的。他們終年勞碌，所獲糧食不敷供給家庭父母妻子食用時，多半還要打短工、販炭、賣柴，依靠這些副業補助生活。林伯渠時任陜甘寧邊區的主席認為應當對貧雇農格外照顧體貼點，提高起征點，減輕貧農負擔更為必要。就延安、綏德兩縣試行的結果，在各階層的負擔上是更加公平合理了。因之為廣大群眾所擁護，這說明農累稅稅則基本上還是正確的。其二，解決貧雇農資金不足的農貸政策。林伯渠、李鼎銘等人組織建立了農貸委員會幫助政府進行農貸工作。農貸實施的初衷就是解決農業生產困難，因此，農貸對象指向性非常明確，即以貧農為主，中農、移難民為輔作為發放對象。如安塞的農貸中，貧農雇農占百分之八十，移難民占百分之十，中農占百分之七，富農占百分之三。因為貧農最窮、最需要幫助，他們占邊區人口的多數，是生產戰線上的主力軍，所以應當特別注意把農貸放給他們。1942年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干會上所做的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指出，“貸款應放給荒地多的區域內有勞動力而缺乏耕牛農具或缺乏糧食接濟的新舊移民及老戶貧農以及土地種得多而無錢雇人鋤草的農家”。

2政策號召下貧雇農的演變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初期，邊區曾經一度處于相對穩定時期。這期間，邊區政府堅決貫徹執行了中央制定的減租減息、合理負擔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休養生息的措施。正當邊區奮發建設的時候，國民黨政府一再違反和談協議，多次制造摩擦，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停發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給邊區經濟、文化建設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困難。貧雇農遭到經濟封鎖后，不能外出打工無法掙取額外收入，衣食不能得到滿足。1941年，邊區貧雇農響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提出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經過幾年的努力，很快地粉碎了國民黨的封鎖禁運政策，邊區的經濟建設得到了很大發展。農業上，截至1945年，耕地面積擴大到15205553畝，較戰前增長69．4%。牛驢繁殖至403920頭，較戰前增加200%—300%，羊1954756只，較戰前增長300%左右。農業上的發展，意味著貧雇農的物質生活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比以前普遍改善了，而且部分地區達到了豐衣足食，從前貧農與雇農為主要角色的農村變成了中農與富裕中農為主要角色的農村。從前乞丐到處可見，現在早已絕跡了。除大生產運動外中共在陜甘寧邊區也將貧農團的作用發揮到最大。貧農團不是陜甘寧邊區特有的產物，它早在1930年代的蘇區普遍成立，但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貧農團隨之大部分蘇區的存亡而不了了之。到了解放戰爭時期的復查運動，中共又再次建立了貧農團。過去土地改革中取得的成果，在很多地方都分得不公平，貧雇農吃了虧，干部和自私自利分子占了便宜。陜甘寧邊區一年來的土地改革，在未經土地革命的新區，雖已收到了一些成績，但十分不徹底，有的地主化裝隱藏，有的地主還占有較多或較好的土地和大量的財富，富農多余的土地，牲畜、農具、房屋、糧食等財產，還未征收分配。曾經土地革命的老區，也有很多問題，有些地方原來就沒分好，有些地方還有漏掉的舊地主，有些地主或富農成分的干部家屬非法奪取農民的土地。正因如此，特認定村鄉貧農團等組織領導進行土地改革的合法執行機關，不受現時縣、區、鄉、村政府的任何限制。“貧農團是動員群眾發展合作社、購買公債的一個有力的基礎，區政府和鄉政府要用大力去領導它”。毛澤東能夠深刻地認識到貧農團的時代作用，并采取一些措施去更好地運用它。貧農團采用公開號召、訪貧問苦等方法讓大多數未加入貧農團的貧雇農認識到封建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地主剝削農民的不合理，號召貧雇農要積極加入貧農團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后來林伯渠、賀龍、習仲勛在關于陜甘寧邊區聯合公報上強調“貪污與竊取的斗爭果實，要一律退出交給貧農團或農會。用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辦法，重新統一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使全鄉村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均獲得同等的土地;在其他財產分配上，需照顧貧苦程度，適當滿足貧雇農在生產資料及生活資料上的要求。”可以看出政府支持貧農團的工作是為了維護更廣大貧雇農的利益，貧農團存在期間也為陜甘寧邊區的建設做出貢獻。全國土地會議上貧農團的作用受到與會者的肯定，并被寫入土地法大綱。通過建立貧農團，貧雇農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他們與地主撕破臉，揭露地主剝削壓迫的殘酷，激起中農共鳴，大大加快了土改的進程。關于貧農團的社會動員作用和功效，即使是中間黨派的人也是不可否認的。

3貧雇農中不同群體的文化反貧困

解放戰爭時期，貧雇農分得了土地和浮財，大批貧雇農出身的同志當上了區、鄉干部掌握了政治權利。貧雇農在政治上、經濟上初步翻了身。但是他們大多數是文盲。他們由政治經濟訴求進一步發展到文化訴求。貧雇農過去之所以沒有文化，就是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地主富農的剝削。隨著國民黨反動派和地主富農即將被打倒，貧雇農的文化訴求被日益提上日程。陜甘寧邊區的貧雇農文化水平落后，思想還不成熟極容易被人控制和利用，為此陜甘寧邊區政府加強對邊區貧雇農的文化教育。特從學生群體和群眾群體來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文化培養教育。學生群體教育共七點:一是廣泛開展訴文化苦，激起貧雇農文化翻身的要求和辦學的積極性。二是教師由農會評選，只要成分好，稍有文化水平的都可以當教師。三是地富子女能不能上學由農會評定。四是校舍、座椅、經費由農會解決。五是教師由學生家庭輪流供膳。六是學生每月繳學米1－2斤，作為教師的薪糧，貧雇農困難的可以減免，中農富裕的可以多交一些。七是由農會查學，教師立場不穩，隨時撤換，教學不認真的，給予批評教育。陜甘寧邊區貧雇農的文化教育得以迅速發展，與他們的生活水平改善是離不開的。貧雇農不必為了溫飽而終日勞作，有些貧雇農子弟甚至可以脫離生產去學校學習，貧雇農群體的學習意識在加強的同時中共也為貧雇農群體文化提供政策上的支持。邊委宣傳部頒布的《邊區黨委宣傳部關于提高群眾文化水平的通知》提到“在目前抗戰日愈緊張的形勢下，我們要把邊區創造成為抗日的先進地區，提高邊區群眾的文化水平，是決不容我們忽視的一件重要工作。”因此，在通知中明確提出徹底反對過去一些忽視文化教育工作的觀念和傾向。為了提高識字率，邊委宣傳部特別指出加強對模范識字組的領導，使其真正能起模范的作用。同時普遍的實行各種競賽及鼓勵的辦法，推動識字工作的進行，營造熱烈的識字氛圍。

4邊區貧雇農生活的改善

邊區貧雇農的生活，今天雖還不能說怎樣富裕，但“各得其所”，有飯吃、有衣穿，大部分地區是做到了。我們是處在一個農業區里，這里的土地關系，有的已經分配過土地，有的則沒有。在土地已分配的區域，我們當然要“保證一切取得土地的農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經分配的區域(如綏德、富縣、慶陽)，我們則“保證地主之土地所有權及債主之債權”。但地租已適當的減輕，農民的生活已獲得適當的改善。邊區一般人民的生活是向上發展的。從戰爭的廢墟上，人民不但恢復了殘破的家園，而且逐漸的繁榮起來。三分之二的農民有了耕牛，衣服已經不懸從前那樣的破爛，在財產日漸增長的基礎上，農民已經一年比一年好。主要表現在中農、富農激增，許多以前是貧農、雇農的，現在已轉為中農或富農了，而中農成了鄉村的主要成分。根據安定四個行政村的調查，革命前富農、中農占百分之七，魔在增至百分之六十一，而戶口則由一百七十三戶增至二百二十八戶。延安西區四鄉，革命前中農十家，現在中農六十四家，增加六倍以上。又延安中區五鄉的階級成分，現在是富農占百分之十點六，中農占百分之四十九點四，貧農占百分之十九，雇農占百分之十二點五。可見大半數以上的農戶已成了小康之家。而現在的中農、貧農也和過去的不同了，生活過得都要好。例如華池白馬區二鄉四村，過去定階級時的富農王青榮，有兩個勞動力，雇工一人，耕地五十墻，收獲三十四石;有牛七頭，羊八十頭，驢兩頭。現該村的中農白永珍，有兩個勞動力，雇工二人，耕地五十姁，收獲四十石;有牛七頭，羊九十八頭，驢二頭，其生活已和過去的富農并駕齊驅。

作者：李燕鑫 單位：太原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