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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大主要世界經濟機構，尤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它們的所作所為已經遭到許多研究者的批評。其中許多研究無論在資料的精確性還是在分析的正確性上都十分出色，以致使人感到幾乎不需要再補充什么了。然而，引人注目的是，直到1980年左右絕大多數的批評仍然是比較中庸的。當然，批評家們指出，這些機構追求的政策是資本擴張邏輯的一個部份，為跨國公司的利益服務，不關心環境（此問題才剛剛開始得到估量），不加懷疑地認為“發展”有其“財富從上向下流淌使下層受益”的效應而會減少“局部小塊的貧困”。然而，另一方面，開放和全球化進程都被當作是好事，從而，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幫助來解決本國的收支平衡困難，使主要貨幣可兌換，逐步降低關稅等等，也被當成了好事。有人還注意到，這些國際機構尊重各國的選擇，即使它們讓公共部門擔當主要經濟角色，嚴格限制外國資本，甚至在某些情形下，選擇“社會主義”并將它們的國內價格和工資與世界資本主義的邏輯脫鉤，系統地重新分配國民收入。
因此，在那時，對這些機構的主要批評之一是，它們的干預過于謹慎了。例如，學者們感到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面對幾個資本主義列強無能為力，美國在歐洲重建中拋開了世界銀行而只依靠馬歇爾計劃，關貿總協定僅僅是爭取更低的關稅，而不敢爭取更多的東西，等等。
國際外債危機始于1982年墨西哥停止償債的威脅，但這沒有根本改變上述看法。這些國際機構，尤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它也是主要的當事人之一，首當其沖受到批評，最主要的批評是認為它們面對新的形勢行動太少：基金只是用于重新安排債務，而沒有處理其再發生和擴大的原因或機制（高利率，不加控制的開放，等等）。
1981年時，對國際經濟機構的批評開始變得嚴厲了。那時里根－－他信奉極端新自由主義教條－－剛剛上臺，這些機構立刻轉向這種教條，似乎它們必須追隨白宮里的每一次時尚變化。這種轉變又立刻明確為一個簡單的和普遍應用的行動計劃，即“結構調整計劃”（SAP）。這一計劃首先被應用于那些被認為“處在危機之中”的第三世界國家（好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存在危機?。瑥娖冗@些國家根據新的條件做單方面的調整。在八十年代末，這一套被擴大應用于于蘇聯東歐國家，以“幫助”它們迅速地轉換到“規范”的資本主義。
我不想在這里重復對形形色色的這一類“調整”的批評。很多出色的、深入的批評，包括對各國具體經歷以及總體性、綜合性的研究，已經使我沒必要在此復述了。1993年，“國際人民對西方七國審理裁判團”在其“東京裁決”中形成了一個匯總的批評，我毫不猶豫地同意這些批評。按照裁判團的意見，結構調整的普遍結果是：失業率急劇上升，工作報酬下降，食品依賴性增強，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保健系統毀壞，教育機構入學率下降，許多國家的生產能力下降，政治民主受到損害，外債持續上升。這一結論是非常生動的，同時準確而健康。它包括兩個重要而有力的結論，一個是明確的，另一個是隱涵的：⑴國際機構遵循西方七國的戰略而制定的政策是大多數人民陷于悲慘和巨大貧困的原因，特別是在南方和東方；⑵這些政策并不是解決“總體危機”的藥方，相反，它們把這些國家逼進了通貨緊縮的漩渦，加劇了局勢的惡化。
我感到這第二個結論對于我將在下面提出的論點最為重要。這些政策批評的大部份意見來自有著極不相同性質的所謂“非政府組織”。其中的許多組織都不知道“資本主義”這個概念，因而他們對這些政策的批評完全是道義上的。他們指控這些政策培育了貧窮，好象制度的邏輯與這些完全無關，所以貧窮只是“錯誤”的產物，是可以被“改正”的。
一些批評者沒有忽視屬于總的制度之邏輯的責任。而事實上，在過去的若干年里，世界銀行還試圖通過對八十年代里大行其道的自由主義政策進行有限的“自我批評”來恢復自己的聲望。心懷惡意者會禁不住說，世界銀行只是適應克林頓白宮的新詞令而已。即便真的如此，無論是藏在金融專業化面目之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是以跨國公司的“商業秘密”作掩護的關貿總協定，都沒有這樣的“自我批評”。惡意的批評者又禁不住會解釋，這種雙簧表演也是從白宮那兒學來的，來自不同機構的官員們不過是以這種方式來分工而已。
無論如何，世界銀行的“自我批評”，和它為窮人的困境而掉的幾滴眼淚并沒有能夠欺騙所有的人。在一份1993年的文件中，國際志愿機構委員會（ICVA）的秘書長馬可斯·阿魯達嘲諷地指出：世界銀行繼續忽視一個事實：即“窮人問題”并沒有在1980年以前執行的政策的日程上，因此，這并不是一個“新”的問題；債務危機仍有待于解決，其結果是南方已經成為向北方的資本輸出國；世界銀行提倡的出口導向的增長是脆弱的、不可持續的；而結構調整政策的本質是排除群眾參與和民主。
一、“歷史規律”
我相信重申一下資本主義的邏輯總是有用的，盡管這有重復盡人皆知的事情的嫌疑。資本主義并不是一個“發展的體系”，例如，和“社會主義原則”相對等的發展體系。我想，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實質，即資本的擴張，和“發展”這一概念的做出區分是必要的。作為社會現實的研究對象，資本主義現象必須在兩個層次上來考慮，即它的本質（抽象）趨勢和它的歷史（具象）現實。而發展的概念則相反，它向來就是意識形態的。它使人可以按照預先設定的標準去“判斷”結果－－和定義一個社會工程的標準一樣。這樣的工程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是激進的，它推出種種不同的概念，如自由、平等、人類解放、效率，等等。
這兩個概念即現實（資本擴張）和理想（向預先設定的方向發展）的結合（或混淆），是造成許多對現行政策批評的盲點的原因。我們所面對的制度系統地把這兩個概念混淆起來，他們提出幫助資本擴張的辦法，然后把其后果，或者按照他們的設想的可能后果當作發展。
然而資本主義擴張的邏輯并不意味著其結果就可以被當做發展。例如，它并不意味著充份就業，或一個預先設定的收入分配平等程度。擴張是以公司追逐利潤為導向的（或更準確地是被控制公司的資產階級所導向，私人財產賦予了他們這種壟斷權，以達到此控制目的）。這一邏輯在某種條件下可能帶來就業擴張，也可能造成就業萎縮；它可能減少收入不平等，也可能加劇不平等。
這里，“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這兩個概念的混淆削弱了對現行政策的批評?！笆袌觥北緛碇傅氖歉偁幍臓顟B，而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內容恰恰是由私人財產壟斷權（財產屬于一部份人而其他人一無所有）對競爭的限制來定義的?！笆袌觥焙唾Y本主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瓦爾拉斯一直捍衛市場的“優越性”，但他并未混淆兩者，而我們的新自由主義學者則每天都在不自覺地延續這個錯誤的混淆。甚至瓦爾拉斯都抓住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資本主義提供了一個市場經濟的非最優版本，而市場經濟的真正規則要求放棄私人財產制度。因此，他設想了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這個概念是恩格斯在描述第二國際的計劃時提出來的，后來被斯大林之后的蘇聯新西比爾斯克學派“改革家”所采用。這個計劃的烏托邦性質－－其缺點已經由后來被稱為“市場社會主義”的蘇聯改革的失敗所確證－－只是提醒我們注意馬克思對“經濟主義”的批評。事實上，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并不作為這樣一個競爭系統在運行，那里私有制的受益者之間互相競爭，并和其它人競爭。為便于運行，資本主義需要有一個代表資本整體的一個集體權威的干預。因此，國家是不能從資本主義制度中分離出來的。資本的政策，從而國家作為資本的代表，有其自身（具體的）的邏輯階段。這些邏輯形式解釋了為什么資本的擴張在某一時段帶來就業擴大而在另一時段則帶來就業萎縮。這種邏輯形式并不是抽象的“市場法則”的表達，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資本獲利的需要。過去二十五年來失業的增長并不是由“市場”產生的，而是資本的戰略造成的。失業是資本家的國家所需要的，用以作必要的手段來摧毀工人運動的成就。這種主張既應用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且也被用于東方重新征服了的國家。沒有任何理由去相信那些有權人的話，好象他們同情失業似的。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的“貧窮”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是什么產生于特定環境或“錯誤”政策造成的“負面效應”，而是制度的邏輯產物，世界兩極化的邏輯是內在于制度自身的。因此，這些“效應”是永久的，即使這些效應在某些階段減少而另一些階段增加。
在我們所關注的時期（二戰后從1945年到1994年)，資本主義的擴張邏輯一方面逐漸侵蝕了在以往的歷史時期中（從重商主義尤其是工業革命以后）建立起來的生產的民族國家框架，另一方面又適應了外圍國家進展中的工業化－－在此之前，外圍國家還一直被嚴格地排除在工業生產領域以外。
這樣，資本主義的擴張既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這些變化，又使自身適應了它們。因而我認為，那些首先由各國、其后由國際機構執行的政策，應該在這一既互補又矛盾的兩面性條件的關照下加以考察。我所能預料的結論是，“道義”判斷或那些與此密切相關的詞匯如“成功”或“失敗”等，應該從這一邏輯的角度加以修訂，而不是基于從所謂“發展”的角度所取得的結果。這里由資本主義擴張邏輯所表達的，我的“歷史規律”的概念不是決定論的。比如，戰后外圍國家工業化并不是資本主義擴張的自然產物，而是由工業化所強加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的產物，世界范圍的資本也適應了這個變化。又如，由資本全球化造成的對民族國家有效性的侵蝕并不是決定性的、不可逆轉的前景。相反，國家對這種全球化的反應可能迫使世界擴張轉向不可預料方向。
這里所展開的思考需要對戰后時期加以仔細考查，確定其各個階段，并在這一背景下對有關機構所執行的政策進行評估，無論這些政策是支持資本主義的擴張，還是幫助它適應不同時期內社會關系變化所帶來的不同條件。戰后時期可清晰地分為繁榮期(1945-1975)和始于1975年的一段危機期。根據我的分析，第一時期的繁榮建立在三個相為補充的社會計劃上：(1)福利國家的社會民主計劃，其行動是基于相互依賴的民族國家體系之上；(2)我稱之為“萬隆計劃”的，在民族國家體系外圍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建設，即“發展”的意識形態；(3)蘇聯的“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計劃，相對獨立于具有主導優勢的世界體系。
在第一時期，國際機構對繁榮起了明顯的作用。它們促進了全球化進程，而避免了對體系的各個組成部份的獨立性提出任何挑戰，這是出于原則上的理由。國際機構的干預，出于它們的本性，總是帶來政治上向右轉。第二個時期先是體系被侵蝕，隨后就是體系的危機和崩潰，而這一體系正好是前一時期繁榮的基礎。這一時期還沒有完結，它并不象人們所經常漂亮地斷言的那樣，是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建立的時期。相反，這是一個還遠沒有走到盡頭的混亂時期。這就是我對1970年以后國際機構的行動加以定位的背景。按照我的分析，這些行動并不是一個積極的資本擴張戰略的組成部份，而是試圖為這種擴張創造條件。它們不會成功，因為資本主義統治的“自發”工程仍然是一種空想－－這項工程通過“市場”，即資本的統治力量的眼前的和短期的利益來管理世界。這種非常特殊的形勢促使我們重新考慮資本統治的自發趨勢。由此視角，我認為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稱之為“五種壟斷力量”上來，在短期內的將來，中心對外圍的統治將通過這五種力量得到發展。
二、制度化結構
有關大型國際經濟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聯合國）的研究已經很多了，上述名單也還應該加進主要的地區性組織（包括歐洲經濟共同體，非洲的“洛美公約”(LomeconventiongoverningtheEEC-ACPassociation)〔1975年西歐九國與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區四十六個國家在多哥首都洛美簽訂的一項經濟合作協定－－譯注〕）。下面，我將簡要復述這一歷史，特別強調這些機構經常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我從中作出的推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初的使命是在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中保證貨幣的穩定，以代替金本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所起的成功作用。這意味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干預是對所有的成員實施強制調整，無論它們的支付狀況是有剩余還是赤字。在它存在的第一個階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幫助重建了歐洲貨幣的可兌換性(1948-1957)，然后幫助歐洲經濟的調整(1958-1967)，給人留下了有一定效率的印象。然而，從1967年起，盡管創設了特別提款權，還是沒能維持貨幣的穩定。1973年普遍浮動匯率制的采用可以看作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使命的終結。這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繼續存在就成了問題。它通過執行新的功能生存了下來：對發展中國家的單方面結構調整進行管理，從八十年代末起，干預東方集團國家以確保它們重新回到國際金融體系中來。
幾乎所有的世界經濟分析家對這一組織的批評都是一致的，他們在下述幾個方面達成了共識：(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另一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機構－－世界銀行）是被用來為美國的干涉實施全面控制的工具。美國拒絕了由凱恩斯主張的世界中央銀行的選擇，而寧愿要一個更弱的、依賴于美國的機構，而不要一個更有效的、但會使美國不得不與其他國家分享責任的機構。這就是為什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源總是很有限，不管它的借款有多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許可以扮演一個“催化劑”的角色（如通過規定貸款條件的規則），但不可能比這走得更遠。(2)盡管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授權中規定了職能，但它從來沒能迫使龐大的資本主義權力中心（尤其是美國）去進行結構調整，無論它們財政盈余還是赤字，而它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卻厲行強制。這里的原因，當然，在前文已經說清楚了。(3)在它和第三世界關系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既沒有阻止債務在七十年代期間達到天文數字，也沒有在此之后減少債務。它的任務是通過強制進行結構調整來管理債務，這種調整是專為償還債務的目的而設計的，即使這樣做會損害經濟增長。(4)在它和東方集團國家的新關系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旨在在最大程度的開放的背景下加速它們貨幣的可自由兌換進度?；鹚扑]的方法的極端殘酷性已經顯而易見：自由兌換要在一年內實現，而西歐在1945年以后花了十五年時間才達到這一點。(5)在所有這些功能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沒有真正的權威來制定目標。基金只是西方七國集團制定的戰略的執行工具，這些戰略則是基于美國、日本、歐共體三者意見一致的那一最小的共同部份。如果我們想嚴肅地討論可供選擇方案的可取性，就有必要超出上述批評的范圍。我們必須弄清楚是否有可能糾正上述指出的缺點，從而采取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轉變為真正的世界中央銀行的方案，這個銀行將不但能促進調整，而且作為增長和發展的總戰略的一部份，促進全面的調整，這種增長和發展將包含顯著的效果（如增加就業，減少貧困等等），也將充份考慮環境，減少全球的不平等程度，以及開放性。對此，我是懷疑的，由于以下原因：(1)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增長和停滯的連續交替并不是由一個“好的”或“壞的”金融制度造成的。我堅持認為（和巴蘭、斯威齊意見相一致），資本主義因其本性趨向于產生相對生產過剩，而這種與生產過剩相聯系的停滯趨勢在增長階段得到克服是由于每個時期的特殊原因。就戰后階段而言，這種環境就是我分為三個部份的體系，包括：國家“福特主義”；歐洲重建和發展主義；民族解放，蘇聯制度，和“脫鉤”；并加上這一時期巨大的軍事開支。產生于上述條件的強勁的全面增長使金融制度運轉平穩，無論它多么怪異。(2)在這些條件下，匯率穩定性并不是由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高明所造成的，而是首先由美國的經濟實力所造成。這種經濟實力從“美元饑渴癥”中顯露出來，并為美元可兌換黃金所增強，也為在歐洲的資本流動的行政控制所加強，這種控制一直持續到歐洲重建完成、能夠重新開放為止。這一過程的繼續進行，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因此它出現了“相對衰落”），而世界體系則從美元短缺轉向了美元過剩。同時，在六十年代后期（直到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沖擊之前)，隨著戰后繁榮的基礎的消蝕，危機開始了，這導致了生產性投資機會的崩潰。美國的財政赤字（使市場上可獲得的美元過量）和生產性投資危機一起造成了大量游資沒有出路。于是，1973年選擇了浮動匯率制度就變得十分合理了：它允許這筆巨額游資在金融投機上尋找出路。今天，世界貿易額為2萬億美元左右，而國際資本運動額估計達50萬億美元！沒有金融放開和浮動匯率制度，這筆游資所代表的致命份量會惡化危機。因此，今天，體系的邏輯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在“管理”危機而不是結束危機上，因為結束危機是體系自身無能為力的。(3)單方面調整政策強加于最弱小的夥伴身上（第三世界和東方集團），這符合管理危機的要求。這些政策并不是由于追隨荒謬思想所造成的“錯誤”或失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沒有阻止七十年代的過量借款，因為債務的增加對管理危機和危機所產生的過量閑資是十分有用的手段。現在正在執行著的調整政策的邏輯需要資本的自由流動成為主要潮流，即使這將引起需求的收縮－－因為工資和社會福利支出減少、價格放開、取消補貼、貨幣貶值等，并造成發展的倒退。這些機構實際上是把管理危機放在其他一切考慮之上，而它們作官樣文章的聲明，它們對“窮人”的困境所掉的眼淚，它們主張“刺激供應”的信誓旦旦的言詞，只不過是花言巧語，沒有理由相信它們是真誠的或有信用的。(4)高利率不是什么“錯誤”。這是保證游資獲得可接受的回報率的最有效的方法，因為游資需要針對在一個已建立起來的靈活系統中的交易風險有足夠的擔保。所有這些組成了一套內在一致的管理危機的政策。(5)因此，正如我已經表明的，我并不認為應被遣責的對象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布雷頓森林機構是為戰后繁榮所設計，并支持了戰后繁榮，這個繁榮的基礎是前面提到的互為補充的三部份組成的體系。當這一體系進入危機時，布雷頓森林機構就瓦解了。迄今為止，處理這種局勢的策略（浮動匯率、高利率、資本自由流動）提供了對危機的有效管理（從資本的角度來看）。同時，通過維持美元的國際地位－－因為沒有替代物，通過允許?攔鈾擬釩檳搶鍇恐平榪罾疵植鉤嘧鄭姑攔虻攪慫陌勻ǖ匚壞男碌納有U庵盅≡裨恫皇欠搶硇緣?；通过维赤崹代价高昂的）脭r擄災韉匚?，它很好地关照了脭r睦妗＝裉燜⑸氖慮楹陀⒐テ渚糜攀頻匚皇彼⑸氖慮橛芯說南嗨啤S⒏窶莢?nbsp;1880年前后不再具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業生產能力，但英鎊的地位卻在衰落過程中一直維持著，直至1931年。這使我們有可能去理解由沃特·羅素·米德所提出的強有力的、精確的類比，即當前以還債為第一要務的體系之運作，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戰勝國在凡爾賽和會上的態度。我相信這個類比可以延伸得更遠，其含義遠不止于對待國際債務的態度。(6)對東方國家的干預是受政治邏輯指導的。所用方法的殘酷性是有清楚的政治目標的：拆毀東歐和前蘇聯國家的生產結構，把它們作為附屬的外圍國家－－而不是平等的夥伴－－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去，摧毀工人階級的士氣，加強新的買辦資產階級。其目標還在于拆毀這些國家本身－－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斬斷它們之間的經濟聯系。這就是為什么當馬歇爾計劃支持了建立歐共體的最初步驟，也迫使東歐國家之間進行合作，西方政策的目標在于加速解散前經互會（ CMEA,更被人熟知為Comecon，這是中央情報局給它起的渾名），即使這會使這一地區經濟的轉型更加困難。在上述思考基礎上，我認為“改革家”們的關鍵建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變成世界中央銀行－－是不現實的。這一建議當然是合乎邏輯的。全球化侵蝕了國家的權力，自然需要有對經濟、金融和貨幣制度的全球化管理。但從對全球化事實的認識中，以這種方式作出的推論，理由是不充足的。沒有任何經濟可以離開政治、或離開國家。因此，經濟全球化邏輯上要求一個能響應這一挑戰的世界政治體系的建立，一個能在世界水平上管理社會調解的權力系統，就如同民族國家在他們自己的水平上進行管理一樣。然而，這一領域的發展還不夠成熟，即便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集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或歐共體的歐洲內部也不成熟，在更大的范圍內就更談不上了。所以客觀上不可能有一個全球通用貨幣，因而也就不會有一個世界中央銀行。統一的貨幣和銀行意味著政治問題已經解決了，而現在并不是這種情況。
世界中央銀行的設想重復了1945年凱恩斯提出的主張。盡管經濟全球化有了進展，但在當時使這一計劃成為空想的原因今天仍然成立?！皣H經濟新秩序”（NIEO）以及所擬議的發行國際貨幣（特別提款權）和“發展”之間的“聯接”源于同一邏輯。這一計劃沒有任何結果，這是毫不為怪的。我的看法是，資本主義不可能克服這一日益增長的矛盾，即對空間上越來越全球化的經濟管理，和仍分割為民族國家的政治、社會管理之間的矛盾。在世界范圍內的選擇依然是：或是社會主義，或是野蠻。
無論如何，回答并提出解決方案是必要的。下面我將提出一些想法，我相信這些想法不是空想，因為它們有應付上述矛盾的余地。這些建議產生于建設多極化世界的視角，關注于控制中的、相互依賴的政治和經濟組織，以及發達程度不均等的巨大地區的自治。因此，這意味著區域性貨幣體系及其詳細情況。在我看來，世界中央銀行或甚至歐洲中央銀行的計劃是把因果倒置，而我的建議則不是這樣。我將作出的提議是一個漫長的轉變過程的邏輯的一部份，即從今天的資本主義，包括它的危機，轉向一個世界社會主義的過程，它不可能是用什么魔杖在一夜之間完成，即便這魔杖是創立一個世界貨幣體系。為發展提供基金的機構形成了一個星座，包括在布雷頓森林建立的機構，聯合國建立的機構，區域委員會，以及和歐洲重建相關的機構。整體來看，這些機構在“萬隆”期間，即1955年到1975年，處于鼎盛狀態，其策略是通過現代化的自治國家的重建來“追趕”發達國家，在相互依賴中實施。“萬隆”的真諦，即民族資產階級的計劃后來坍塌、崩潰，這個策略就面臨危機，與此同時，資本積累的機制進入了一個世界性危機。
從管理資金總量的角度看，世界銀行在這些機構中遙遙領先，從開始到1992年，銀行批準的貸款共累計2900億美元，現在它每年的簽約數在200億美元左右。此外，還必須加上每年由地區發展銀行支出的約110億美元。相比之下，整個聯合國在1990年所簽約的區區6百萬美元的資金不足掛齒。聯合國試圖通過由1978年成立的糧食與農業組織籌集的農業發展援助基金與世界銀行競爭，但最終不得不認輸。
事實仍然是，從1955年到1975年，聯合國執行了第三世界的萬隆計劃中的必要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功能。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拉烏·普萊比什（RaulPrebisch）－－最早提出“發展意識形態”的先驅、聯合國經濟發展會議（UNCED）－－對由第三世界在1975年提出的“國際經濟新秩序”計劃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可忽視的。這些機構的動議恐怕對世界銀行的政策沒有什么影響，但另一方面它們在其全盛時期的確對“聯合國發展計劃”（UNDP）及其一些專門機構的努力發揮了顯著的作用。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