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的倫理意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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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言文學雜志》2014年第二期

1《受害者》中的倫理道德意識

索爾•貝婁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小說創作中，力求像社會學家那樣，真實再現社會現實。他在作品中主要描寫了二戰以來的美國社會現實，通過表現當代人在與生活環境斗爭時表現出的焦慮，揭示現代社會的危機、人們的生活困境和道德滑坡。貝婁認為，一個作家很難擺脫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環境(Bel-low1994:97)，作家應該用他的想象力來表現美德(Bellow1967:219)，所以，文學的一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是提出道德問題。在《作家作為道德家》一文中，貝婁進一步將文學的道德問題具體化為:對人性本善的肯定、公正、秩序感、希望和敬畏生命(Bellow1963:62)。因此，道德倫理意識就成為貝婁小說中的一個重要向度。

1．1他者認同列維納斯將存在視為外在性，“將存在的產生視為他者的存在”(列維納斯2004:624)，而個體存在的本質就是“成為同一”(même)，也即“內在地成為自身”(列維納斯2004:611)。為了內在地成為自我，個體只有將自我暴露在他者的面前，為了他者而存在，而自我也就在與他者的聯系中，才能被理解和把握，因為“我是不作為自因(causasui)的為自己(poursoi)……我的意志不制約他人的鄰近，他人超越著，不規定我的意志”(列維納斯2004:612－615)。因此，只有在我與他者的交流互動中，自我才能內在地成為自身，他者的優先地位，將他者置于上帝的地位，致使這種交流互動產生了“主體間性空間的彎曲”(或稱主體域的“折射”)，也即，當個體與他者相遇時，“在主體間性的空間中，外在性實現自身為至上性”，而個體與他者的關系就通過這種“空間的彎曲”體現出來。“作為他者的人從外面觸及我們，他與我們分離著，所以是圣(saint)，是面容。他的外在性，即他對我的呼喚就是他的真理。”(列維納斯2004:613)。因此，只有在與他者面對面的遭遇中，與他者對話，“我”的主體性才能被構建起來。在貝婁的小說《受害者》中，主人公萊文撒爾與阿爾比之間“施害者”與“受害者”關系的轉化，也展示出一種包容他者，“傾聽他者的聲音”，以他者為取向的倫理道德意識。小說中萊文撒爾在一家小商業雜志擔任編輯一職，日子過得還算幸福。可他平靜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先是已經美國化的弟弟馬克斯在外輾轉打工，讓妻子愛琳娜承擔在家照顧兩個孩子的重擔。由于米基重病，愛琳娜不知所措，只好求助于萊文撒爾。萊文撒爾不得不放下手頭繁多的樣稿，置主編的抱怨于不顧，前往出謀劃策，幫忙照顧孩子。雪上加霜的是萊文撒爾被反猶白人阿爾比跟蹤。在萊文撒爾失業、生活無著時，阿爾比曾將他介紹給自己的老板魯迪格，可由于魯迪格的傲慢粗魯，萊文撒爾對他出言不遜。后來阿爾比被開除，生活每況愈下，妻子棄他而去后在車禍中撒手人寰。阿爾比認為，這一切皆由萊文撒爾引起，萊爾撒爾為了報復他的反猶言論有意冒犯了魯迪格，而魯迪格因此遷怒于自己，因此，萊文撒爾應該為他的不幸遭遇負責，他便開始不斷地騷擾和折磨萊文撒爾。這些偶然因素打破了萊文撒爾原本平靜如水的生活，迫于這些外界因素造成的壓力，萊文撒爾開始思考自我、人與人的關系、倫理道德和生活的意義。正是在此意義上，馬爾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Bradbury)認為，貝婁是一位揭示當代社會張力的小說家，但首先他是一位努力賦予偶然性以新義的人文主義喜劇性作家(Brad-bury1982:12)。

依據列維納斯的觀點，存在總是多于被顯現的存在者，只有主體放棄自身的優越感，“傾聽他者的聲音”，與“他者”互動交流，自我的存在意義才能顯現出來。在遇到阿爾比之前，萊文撒爾在忙碌、繁重、枯燥的慣性生活中，沒有真正了解他的自我，也沒考慮過自我身份與個體的社會責任問題，也就是說，他還沒有真正成為自我或內在地成為自身。萊文撒爾收留阿爾比在家過夜、包容他并借錢給他去找工作。在與阿爾比“面對面”的過程中，萊文撒爾以阿爾比為鏡看到了他自身，他的自我與自我本質才逐漸得以重合，從而使他內在地成為自我。正如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所示:我的自我意識必然是相對于他者的自我意識而存在的，但他者并不是另一個自我意識，而是主體自我意識的投射。當萊文撒爾帶著他的侄子菲利普去動物園玩時，萊文撒爾總覺得有人在監視他，“他總時不時地意識到阿爾比，深信有人在盯他的稍，結果搞得他似乎通過一雙陌生的眼睛看到了自己:……盡管這樣變成了一個自我觀察者，他也能看見阿爾比”(Bellow1966:91)。在與阿爾比相處的這段時間中，萊文撒爾將自己的主體意識投射在阿爾比身上，以“他者”為取向，開始同情，甚至關心阿爾比。當阿爾比講述他妻子的死亡和他的悲痛時，“他的聲音聽起來怒氣沖沖的，但萊文撒爾卻覺得自己靠近了他，或者靠近了他身上某種清晰的、熟悉的、真實的東西”(Bellow1966:66)。

阿爾比剛開始騷擾萊文撒爾時，萊文撒爾想不明白，為什么阿爾比偏偏把責任都推到他頭上。后來，萊文撒爾從朋友威利斯頓那里得知，因為他是猶太人，而且他的確間接地造成了阿爾比的失業，這令他認識到了以前他從未觸及到的深層問題:難道他不知不覺或無意識地想報復阿爾比?當阿爾比跟蹤萊文撒爾到飯館時，他表明之所以糾纏萊文撒爾是想要萊文撒爾給他介紹工作，雖然他是無緣無故遭罪的，但萊文撒爾不能坐視不理。當阿爾比半夜來找萊文撒爾，求他收留他時，阿爾比給他帶來的那種親切感淡化了其他一切感情，盡管萊文撒爾非常厭惡，他還是允許阿爾比在家里過夜，甚至認同阿爾比的觀點，認為基督教教導人類要愛鄰如己，而實際上人類是自私自利的。后來，阿爾比的丑惡行徑發展到翻抽屜，偷看萊文撒爾妻子瑪麗的來信。萊文撒爾忍無可忍地質問阿爾比時，他感到對阿爾比存有一種奇怪的感情，這種感情既吸引著他，又壓迫著他。這使得他覺得阿爾比的確想改變自己，于是決定幫阿爾比找工作。列維納斯認為，“異他存在于某一文化整體內，并通過該整體而顯現出自身……異他在其內在的整體之具體中給出自身”(列維納斯2004:629)。在這部小說中，相對于萊文撒爾這樣的美國猶太人而言，阿爾比就是在整個美國主流文化中存在著的“異他”的“主題化”，也即，反猶主義者這一“異他”通過阿爾比具體地體現出來。而萊文撒爾知道自己并非導致阿爾比的不幸遭遇的元兇，明白自己受難的真正原因是由于自己的猶太身份，但還是選擇為自己無意識或有意識的行動負責，勇敢地承擔起對阿爾比的倫理責任，幫助阿爾比擺脫了生活困境，也使自己實現了道德自我，走出了道德困境。

1．2對他者的責任列維納斯將存在的發生看做是善和幸福的彼岸，肯定了個體對內在地成為自我的把握。他者的面孔“在言談中將自身表現為向往善和正義”，而善是“對于我的無限要求，是對他者的向往和與無限的關系”(列維納斯2004:617－618)。每個個體相對于他人，都是道德要求的接受者，要成為主體就意味著要擔負道德責任。“成為我，意味著回避責任的不可能性，就好象全部的受難都壓到了我的身上，……在我之內發現如此一種向度，就是將我與倫理合而為一。我對他人有無限的責任。”(列維納斯2004:631)。也就是說，“他者的面孔”表征著一種倫理經驗，或一種倫理事實，當個體體驗到自己受到他者的面孔質疑時，我與他者之間就建立了某種倫理關系。他者性具有一種無限的善，他者出場后，他者的面孔便是對我們的命令，呼喚我們肩負起無限責任，而這種責任不是我們可以自主選擇的，我們必須對他者負責。為他者負責，甚至為他者贖罪、代替他者受難，便形成了一種固有的倫理秩序。當責任將萊文薩爾拋入善惡并存的社會狀況時，他必須勇敢地面對，努力回歸自治的道德自我，承擔倫理責任，也就是對“他者面孔”作出回應。在與阿爾比不斷“角力”的過程中，他與阿爾比建立了一種“我－他”關系，在與“他者”的互動交流的基礎上，萊文撒爾逐步意識到自身“為他者”的社會倫理責任。他既被動又主動地承擔起與阿爾比的關系，以這一“別樣的存在”來證明他自身的善與正義。當阿爾比不斷地出現在萊文撒爾的生活中時，萊文撒爾煩惱不已，覺得自己成了他者的“人質”，在為他人的錯誤和過失受難。可是“想著想著，他覺得整個事兒都不怎么重要了。這畢竟是一件他既可以認真對待，也可以把它當做小小的煩惱打發掉的事情。這就取決于他了。他只要堅持認為，他沒有責任，一切就煙消云散了”(Bellow1966:83)。但他律的道德正義讓他不斷地自察，開始接受和容納阿爾比，但他也擔心阿爾比對他的糾纏會沒完沒了，而他對阿爾比這個他者的責任也將會永無止境。當阿爾比告訴萊文撒爾，他要像施洗禮者約翰那樣悔罪，改變自己，重新做人時，萊文撒爾才真實地感覺到了阿爾比的存在，他的主體性意識被喚起，意識到自己的道德自我的存在。

萊文撒爾在遭遇到阿爾比之前生活模式一成不變，處于一種社會自我的狀態，在工作和生活中他都盡量不越矩，他認為，“你不可能在你的感情中讓事事得其所哉，……你不能指望人們一貫正確，他們也只是想做自己必須做的事”(Bellow1966:85)。這表明他的道德自我還沒有體現出來。而當萊文撒爾受到阿爾比的質疑時，他與阿爾比之間就建立了一種倫理關系，“他者的面孔”使萊文撒爾處于一種不可自主選擇的責任中。在與阿爾比“角力”的過程中，他通過自我反思和質疑重新認識自我，逐步與阿爾比認同。所以，當他的朋友哈卡維勸他不要因阿爾比的糾纏和要挾去幫助阿爾比時，他居然跟老友吵了起來。萊文撒爾覺得不論怎么樣他都要幫助阿爾比，幫助其他人。這一選擇表明為了保持人性的尊嚴，他從“與他人相處”的社會自我走向了“為他人”的道德自我。萊文撒爾在替阿爾比受難的同時，由于弟弟長期在外打工，不得不承擔起照顧弟弟家人的責任。在侄子米基生病時，他放下手頭的工作，冒著被解雇的風險，去了解病情。當他從醫生那里得知米基的病情很嚴重時，就盡力勸說弟媳愛琳娜送孩子去醫院接受治療。由于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米基病情加重，而弟弟還在千里之外忙著掙錢。萊文撒爾因弟弟沒有盡到為人夫、為人父的責任而氣憤，“給家里寄些錢，這就算當父親了。他的責任也就盡完了。那就是為父之道。……那就是他的責任觀念”(Bellow1966:115)。雖然米基的病情惡化不是他的錯，可每次萊文撒爾看到愛琳娜怨恨的眼神時，還是覺得很難過。在米基奄奄一息時，萊文撒爾每天下班后在路上顛簸2個小時去醫院看望米基，心中充滿了內疚。米基的死令他對弟弟的不負責任憤怒不已，可當他在教堂看見面容浮腫、面色黑沉、承受著喪子之痛的弟弟時，他又對弟弟充滿了關切之情。

正如司各特(NathanA．Scott，Jr．)所言，梅勒、貝婁和特里林在他們的作品中鏡映了所處的時代，用不同方式揭示出人類精神的韌性(Scott1973:11)。在《受害者》中，萊文撒爾、阿爾比及馬克斯都表現出“向死而生”的頑強和韌性。在小說最后一章中，萊文撒爾這樣總結他與阿爾比的遭遇，“一個人找不到工作感到痛苦是可以理解的。但話說回來，找不到工作就嫉妒找到工作的人卻是可鄙的。……因為你怎么能將如此偶然發生的事稱之為不公呢?這就像是洗牌，一切都是偶然的、意外的”(Bellow1966:230－231)。但萊文撒爾還是借助于存在于人“最初場所”(primaryscene)中心的善，承擔起自己的社會倫理責任，在代替他者受難，為他者承擔責任的過程中將我和倫理合二為一，“將自我產生為我”，真正成為列維納斯意義上的倫理主體。通過萊文撒爾之口，貝婁將萊文撒爾的受難擴大到全人類，而萊文撒爾的道德選擇則顯現出貝婁作品的道德旨歸。

2結語

列維納斯和貝婁均為猶太裔，列維納斯的倫理哲學思想和貝婁的文學創作都受到了猶太傳統文化，尤其是猶太教的影響，因此，他們的作品反映出同樣的倫理思想。列維納斯用以“他者”為中心的利他主義倫理學替代了傳統哲學的以“主體”為中心的利己主義倫理學。列維納斯的存在乃是一種道德存在的主張，其“為他者”的倫理思想將傳統西方哲學中一直處于主導地位的己律轉向他律，從而將倫理哲學上升到“第一哲學”的高度。而貝婁是個思辨性極強的學者型作家，他敏銳地捕捉到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機，對西方文明和人類生存境遇疑慮重重，常以知識分子的視角冷眼旁觀美國社會的非理性，反映西方社會傳統道德的崩潰，并對人的本質和生活意義進行哲理性的思索。貝婁在《受害者》中，真實地描寫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西方人的生存境遇，披露社會和人生的陰暗面，但該小說并沒有表現出盧梭或梭羅式“返回自然”的遁世觀，而是體現出一種利他性和親社會的積極入世的倫理導向。通過萊文撒爾和阿爾比的塑造，貝婁將萊文撒爾這一替罪羊形象上升到全人類，說明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可能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響而成為替罪羊。小說結尾處，阿爾比洗心革面、依靠自我的能力謀生，而萊文撒爾缺席已久的妻子已經回家，過著平靜幸福的生活。貝婁似乎通過這個故事告訴人們，只要我們肩負起應有的倫理道德責任，就能擁有屬于自己的幸福。《受害者》體現出的這種人性本善，包容他人，向他者認同，個體的社會倫理責任和社會正義的思想意識，無疑與列維納斯的“他者性”倫理思想異曲同工。在不斷呼喚正能量的當下，貝婁作品中的這種倫理導向無疑具有一定的啟示性。

作者：趙秀蘭單位：西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北京師范大學外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