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效率投資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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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投資過熱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的一個重要問題。2000～2004年中國投資率分別為36.4%、38%、39.2%、42.3%和43.9%。呈現一路飆升狀態。而與此同時,中國最終消費率卻一直處于低位水平并保持持續走低態勢,最終消費率從1985年的66.36%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下降尤其厲害,從1981年的53.1%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眾所周知,過低的消費率以及與之相伴的高儲蓄率將導致投資的迅猛增長。所以,在考察中國投資過熱這一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國內的消費水平進行考察。

一、中國低消費的內在原因

在2006年3月,中國國內的平均消費水平占GDP比重約為45%,然而在2000年基尼系數為0.417時,占總戶數20%的富有階層收入便已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00年后,基尼系數每年呈增加趨勢,一直到2006年,基尼系數攀升到0.496。毫無疑問,在2001～2006年的六年中,每年的占總戶數20%的富有階層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比已經遠遠超過了2000年的51%。而2005年,中國居民收入總額為83,246.6億元,以2000年20%的富有階層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保守數值估計,2005總收入中也僅僅只有低于49%的部分,即40,790.834億元被80%普通居民所擁有,而截止2005年底全國總人口為13.0756億人,80%的人口數量是10.46048億人。所以,保守估計在2005年,我們發現全國80%的普通收入者的年平均收入僅為3,899.5元。而2005年全國居民平均每人消費性支出為7,942.88。就算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與普通大眾相同,在扣除占有51%收入的20%的富人后,2005年全國80%的普通大眾的消費支出也在7,942.88數值的一半3,971.44以上。而如果根據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全國80%的普通大眾的消費支出則將遠遠超過3,971.44,而該保守估計數值也和全國80%的普通收入者的年平均收入僅為3,899.5元相差無幾。這表明,普通大眾的收入就算沒有全部用來作為消費支出或超額支出,也絕大部分用作了消費支出。

所以,由最近幾年的數據來看中國的消費問題,我們一直以來感到彷徨的問題的解答竟然是因為我們提錯了問題!換言之,如果將中國的居民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為擁有國內居民收入51%以上的20%的居民;另一部分則為擁有低于49%的國內居民總收入的80%的居民。問題可以被改提為:對于這兩部分居民,其平均消費傾向是否仍然較低?

根據以上分析,答案很明顯,就是占人口總數80%的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很明顯地接近于1,而占人口20%左右的富裕階級的平均消費傾向則較小,但是這較小的平均消費傾向并不構成讓我們困惑的問題,因為對應這部分擁有較小平均消費傾向的人群擁有社會51%以上的財富,而較高的收入所導致的較低消費又完全可以為經濟學理論所解釋。所以,在將國內的居民劃分成兩部分后分析發現:中國的平均消費傾向并不存在過低的問題!真正引起國內總體消費與國內總體收入存在較大脫節的原因在于:國內越來越大的基尼系數和收入分配體系方面存在的問題。

二、中國投資過熱的深層次原因

1、低消費的內在原因導致了高投資的無法平抑性。由此可見,在國內由于現行的收入分配機制所導致的長期消費的低迷狀態下,國內投資的長期迅猛增加趨勢在一定程度上是無法避免的。因為投資在我國的這種增加情況有其獨有的特征:由于收入分配的兩極差距所導致的高收入階層的過多收入無處可去,在一定情況下必然轉化為資本投資。國內的高收入階層基本上都是以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獲得高收入的階層,這是因為現行中國的勞動力眾多,導致了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的價格低下,從而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況下,在資本報酬與勞動報酬之間必然出現分配上的極大差異。而這一極大的收入差異又導致了占80%的普通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的低下,從而導致了對消費品需求的疲軟。在國內市場上,雖然存在對消費品的需求疲軟,然而由于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勢頭及對經濟前景的盲目樂觀,則導致了20%高收入階層將其收入投入到國內的消費品生產中或投資到資本品市場及房地產市場上。在普通大眾的消費能力受到收入制約,消費需求疲軟的前提下,增加的消費品市場上的投資則造成了國內現存的盲目亂投資現象,而近幾年迅猛的房地產投資增長勢頭及房地產價格的上升程度則很清楚的表示了資本在資本品市場及房地產市場上的翻云覆雨。

2、高投資勢必引發通貨膨脹與失業并存。由20%高收入階層盲目投資所導致的生產原材料的渴求,將勢必在國內引發對于原材料的渴求及對于中間產品的需求增加,而這將進一步引起由成本拉動的通貨膨脹。成本拉動型的通貨膨脹最先反映在初級產品及最先投入品的價格上漲,或產業鏈較短、生產的縱深層度不高的初級產品行業的產品價格的上漲上,如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冶金業、金屬礦藏加工業等行業產品價格的上漲。最近國內的豬肉等初級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無疑是由于高投資所導致國內出現成本拉動型通貨膨脹的最好例證。

通貨膨脹開始萌發后,將進一步扭曲現存的國民收入分配機制的作用。由于國內勞動力市場上的供過于求,所以國內的勞動力市場明顯地受到“短邊法則”的作用限制,也就是說,國內勞動力的定價機制并不直接反映為工資等價于勞動的邊際產出,而是買方壟斷市場。在養老保險及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覆蓋面極小的我國,勞動者不能選擇用閑暇去替代勞動,而是只能接受既定的低額勞動力回報,在無限次勞資雙方重復博弈的情況下,將導致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進一步失衡,也就是失業的進一步增加。既然國內的勞動者對于由于通貨膨脹所導致的真實工資下降無能為力,則通貨膨脹將明顯地在長期內(而不是經濟學所分析的短期)有利于利潤收入者。這將導致投資的進一步增加及通貨膨脹的壓力進一步增大。

然而,雖然在國內市場上存在明顯的較大的失業與通脹壓力,但是還不會出現西方國家在1970年后出現的滯脹現象。因為在國內,由于產出還遠低于充分就業下的國民產出水平。所以,在短期內,由于投資所拉動的國內需求增加將引起國內價格與產出在短期內的同時增長,所以在中國,由于分配的不均及勞動力的眾多及普通勞動力在勞動市場上“話語權”的喪失,導致了大量失業的長期存在,而投資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加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業崗位,但由于其所導致的成本上升的通貨膨脹侵蝕了勞動者的真實工資收入,這將使勞動市場上的供給增加量遠遠超過由于投資所引起的崗位增加量。從而使國內的高失業與高速經濟相伴相生,所以在中國,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菲力普斯曲線,還是貨幣主義學派的長期菲力普斯曲線,統統都是無效的。這也就意味著,由于收入分配機制的不均,國內并不存在失業與通貨膨脹的可替代關系。

所以,通過對投資的分析,我們又重新發現,中國現有的投資情況,仍然取決于我國的收入分配機制。

三、結論與啟示

從以上對國內消費對投資的影響及中國特有的投資特征分析我們發現:國內的低消費及高投資有其內在的本質的決定因素。由當前的收入分配機制所造成的國內居民收入兩極分化過大是產生這一切現象的根本原因。在長期內,如果國內的政策方針重點不轉到縮小這一過大收入差距上來,首先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由于高收入階層在消費品生產領域上的盲目投資及國內80%居民的消費品需求在低收入制約下的疲軟,最終必然造成國內經濟結構的失衡,這將對經濟穩定發展運行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其次,由于國內獨特的勞動力市場情況,由高投資所引發的結構性通貨膨脹將進一步導致國內收入差異的擴大,在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完善的情況下,將造成失業率的進一步上升并由于利潤獲得者的更高收益引發更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再次,在執行政策決定時,由于收入分配的過大差異及國內勞動市場的特殊結構,并不能依據國外經濟理論中的菲力普斯曲線所體現的失業和通貨膨脹的折衷關系來作政策決策。在國內,如果收入-分配機制并未得到改變的話,失業率在長期內必然以較高的數據形式存在,并且伴隨著國內通貨膨脹壓力的上升,通貨膨脹將逐漸增加,并且這種增加并不伴隨國內就業率的提高。所以,如果真正要解決當前國內的低消費、高投資、盲目投資、通貨膨脹苗頭的出現及較高的失業率等經濟情況,必須要從引起這一系列問題的本源——我國不均的收入——分配機制著手,所謂治標方能治本。只有這樣,方能實現和諧經濟、和諧社會。

主要參考文獻:

第2篇

本文對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與非效率投資問題的研究文獻進行綜述。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與完善，企業的投資率逐年上漲，但是投資效率卻沒有相應上升。在我國上市公司中，非效率投資現象確實存在，且比較普遍，主要表現為投資不足與投資過度。管理層作為決策的直接發出者，可以說是企業過度投資的源頭，所以國內外專家學者致力于從股權激勵角度，探索股權激勵對非效率投資行為的影響機制，以期為非效率投資治理提供依據，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關鍵詞]

管理層；股權激勵；非效率投資；抑制作用

一、引言

21 世紀以來，我國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使得企業投資規模迅速上升，但是較高的投資率卻不能帶來高的投資效率。如何對上市公司高層管理人員進行激勵，充分發揮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在現有的能力和條件下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這是一個理論界和實業界都普遍關注的課題。但是總的看來，大量學者對非效率投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股利政策、資本結構、會計穩健性方面，股權激勵對非效率投資影響的研究比較少，所以探索股權激勵對非效率投資行為的影響機制，以期為非效率投資治理提供依據，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我國1999年開始推行股權激勵計劃，并且有相當數量的上市公司實施了股權激勵方案。股權激勵作為一種長期激勵機制顯著地影響高管人員的投資決策，股權激勵是否有抑制非效率投資的效果，不同的學者給出了不同的研究結果，目前主要有四種觀點。

（一）認為股權激勵會進一步擴大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資

羅富碧和杜家廷（2008）對我國上市公司高管人員股權激勵與投資決策之間交互作用及內生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結論，認為實行股票增值權公司的投資量較其他激勵模式公司的投資量更大，我國上市公司高管人員股權激勵對投資有顯著的正影響，相應地也會增加企業的非效率投資規模。但是，僅憑非效率投資是企業總投資的一部分就順勢推出股權激勵也將擴大企業非效率投資的規模是不嚴謹的。股權激勵帶來的投資規模擴大也可能是有效投資單方面帶來的。

（二）認為股權激勵對非效率投資的影響不顯著

趙璇（2009）認為管理層持股對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有一定的治理效應，但模型回歸結果并不理想，這與我國上市公司管理層持股不普遍且持股比例低有關。

簡建輝和何平林（2011）研究表明公司過度投資水平和公司的經理人股權激勵情況沒有顯著關系，原因可能是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制度剛開始推出，實施股權激勵的公司和股權激勵力度都很有限，該制度體系有待建立健全。

（三）認為股權激勵能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資

唐雪松（2007）通過研究得出獨立董事持股和經理層持股對企業過度投資行為的作用是不同的，經理層持股對上市公司過度投資行為具有較好的抑制作用，而獨立董事持股卻并未在制約過度投資行為中發揮預期的作用。

（四）股權激勵對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資的抑制作用取決于公司的控股權性質

強國令（2012）從股權分置制度變遷的角度研究管理層股權激勵有效性及內在機理，強調以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為結構斷點進行Chow檢驗，發現股權激勵治理效應回歸方程在2003—2009年全樣本期間發生了顯著的結構性變化，股權分置改革改善了管理層股權激勵的治理效應，減少了過度投資。進一步研究表明，股權分置制度變遷對國有公司管理層股權激勵效應影響顯著，緩解了公司問題，但是對非國有公司沒有顯著影響。

二、總結

目前我國對于管理層激勵的研究多集中于管理層激勵與企業業績的關系，而選取投資行為這一新視角的研究還不是很多，且很多是從管理層的單一薪酬結構研究薪酬激勵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沒有將高管持股情況融合進去一起做全面的分析。另外。控股權性質是否會影響股權激勵抑制過度投資的作用，以及如何影響，上市公司的股權性質改革對股權激勵效應有沒有影響也有待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Bertrand，Mullainathan.Enjoying the Quiet Life？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nagerial Prefere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3：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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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雪松.上市公司過度投資行為及其制約機制的實證研究[J].會計研究，2007（07）：4496.

[5]韓亮亮，李凱，宋力.高管持股與企業價值——基于利益趨同效應與壕溝防守效應的經驗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06（04）：56

[6]齊靜妙.中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對非效率投資影響的實證研究[D].碩士論文，2011

[7]梁利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勵對非效率投資行為的影響研究[D].碩士論文，2010

[8]趙璇.管理層薪酬對企業投資行為影響的實證研究[D].碩士論文，2009

[9]朱慶偉.高管薪酬激勵與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資[D].碩士論文，2008

[10]簡建輝，余忠福，何平林.經理人激勵與公司過度投資——來自中國A股的經驗證據[J].經濟管理，2011（04）

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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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既需要人力資本， 也需要物力資本。合理的效益增長過程， 實質上是兩種形式的資本在數量上增加和質量上提高的過程， 也是兩種形式的資本投資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過程。

【關鍵詞】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既需要人力資本 也需要物力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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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人力資本投資具有收益取得的遲效性所謂遲效性， 是指人力資本投資并非當時投資當時就獲益。物力資本投資往往很快見效， 如新的投資設備調試安裝完畢， 即可發揮其生產效能， 而人力資本投資在其投資過程中， 并不會產生“通電即轉”的效果。只有通過一定時期的學習， 勞動者的知識、技能以及工作經驗得到不斷積累和提高， 達到一定的水平和標準后， 投資才能發揮生產性作用。所以， 人力資本需要優先投資， 這樣才能在企業戰略轉移或上新項目時， 使人力資本投資形成資本的速度與物力資本投資形成資本的速度相匹配， 不至于使一段時間物力資本投資處于閑置狀態。這在勞動力或人才較緊缺的時期就顯得尤為重要。3　人力資本投資要與物力資本投資合理配置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既需要人力資本， 也需要物力資本。合理的效益增長過程， 實質上是兩種形式的資本在數量上增加和質量上提高的過程， 也是兩種形式的資本投資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過程。企業人力資本投資與物力資本投資作為促進企業生產能力提高的兩個主要方面， 對企業目標的實現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增加企業投資， 是促進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有力手段， 但是只重視企業投資總量的增加， 而忽視投資結構的優化， 必然會導致企業資產的閑置或浪費。所以， 企業人力資本投資與物力資本投資的合理配置就顯得尤為重要。總之， 在未來市場經濟的競爭中， 人才將是競爭取勝的制高點， 誰擁有足夠多的高質量的人才， 誰就能在競爭中取勝。企業作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 直接參與市場的競爭。人力資本作為企業的重要資源， 是其求生存、謀發展、樹立自身競優勢的關鍵。因此， 企業應如何改進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使其對企業的發展起到長遠而巨大的推動作用， 已成為不容回避的重要而緊迫的課題。企業只有正確認識、善于利用、合理管理人力資本， 才能使人力資本投資發揮其應有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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