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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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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文化論文

第1篇

視覺文化研究課程帶有學科的交叉性特點,這也是符合當今國際教育改革發展潮流的。因為目前的高等教育學科設置存在著較大的缺陷,即學科內部的專業劃分過細,有的甚至在本專業內部也要劃分出幾個部分、階段,并且各個專業恪守自己的研究領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關專業領域。這樣做的結果,盡管可以把自己分內的專業問題研究得深入細致,但時間一長,極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導致視野狹窄而缺少宏觀的見識。為了打破這種專業與學科的壁壘,國際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興的課程,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跨學科、跨專業,主張在一門課程中運用多門類知識來研究、解決問題。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與視覺文化研究課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體來說,視覺文化研究課程的跨學科、跨專業特點表現在:它是以研究問題為核心,這些問題一般不是關于所學學科的專業理論知識,而是當下現實社會出現的文化熱點、文化事件,力求讓學生學會運用多學科、多專業知識來透析、解決現實問題,也就是強調理論的實際運用。這一點就與傳統授課方式有了本質上的區別,這正如羅蘭•巴特所指出的:“要從事交叉學科性的工作,確定一個科目(一個主題)并圍繞著它設置兩到三門科學,然而這還不夠。交叉學科性的研究關鍵在于創造一個新的對象,這個對象不屬于任何一門學科?!庇捎谶@種交叉性的特點,解讀這些紛繁復雜的視覺文化現象與事件則需要借助諸種理論,如社會學、語言學、哲學、美學、人類學、心理學、生理學、復雜性科學等,就中文系學生的知識儲備來說似乎很難承擔起這一學科的學習任務。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為他們所學過的文學理論知識就能勝任,這樣的回答會使人感覺很困惑,為什么文學理論能夠承當起闡釋當下視覺文化現象的任務呢?

2.這是首先要給學生解釋清楚的問題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學理論已經不同于傳統的文學理論,它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以往傳統的文學理論基本局限在文學的范圍之內,基本問題是研究文學內部的發生、發展規律,如文學本質論、創作論、文學批評等,即便承認文學與社會存在緊密的關聯,但主要還是從文學的角度來闡釋社會背景對作家、作品的影響。而當下的文學理論由于受二十世紀西方文化思潮的語言學轉向與文化轉向的雙重影響,吸收進大量的非文學方面的理論,把符號學、社會學、語言學、哲學、美學、人類學、心理學、生理學、復雜性科學等學科知識統統吸收進來,使得文學理論不再僅僅局限于文學自身的領域,在向后現代社會邁進的途中,文學理論就如文學在五四中所起的作用一樣,遠遠躍出自己的范圍領域,積極參與社會的文化表意實踐,把“文學場”置換成“文化場”,從而發揮其過去不可能發揮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呈現出跨學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對象幾乎包含整個社會文化現象、文化事件的熱點問題,在東西方世界的影響十分普遍。文學理論甚至有時被簡稱為理論,其含義即指其作用的廣泛性。具體而言,當代文學理論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后殖民批評、后精神分析學、后現代主義文論、符號學批評、審美人類學、文化研究理論等,這些理論如何在視覺文化對象上靈活運用呢?這是視覺文化研究課程中最核心的問題。比較好的教學方法是選擇一些當代社會的經典個案來進行闡釋分析,讓學生注意什么樣的個案應該用什么相關理論來解釋,即“一把鑰匙開一把鎖”。

舉例來說,在分析《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羅拉快跑》等后現代主義風格的電影時,可引導學生回憶文學理論課程中關于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理論的內容部分,并加以適當補充,進而介紹什么是后現代藝術,它的特點有哪些,與現代主義藝術、傳統藝術的區別,后現代常用的藝術表現手法有哪些等。這樣學習之后,學生不但對后現代藝術與理論有了基本的認識,而且還把現代主義、傳統藝術都聯系起來,對整個藝術史都有一個初步的把握,擴展了知識量。在介紹攝影與繪畫的區別時,可以運用德國理論家本雅明的“靈韻”理論來講解從手工業到機械大工業的時代變化,進而帶來繪畫藝術的衰落與攝影藝術的興起。也可以運用羅蘭•巴特的神話學理論來解析一張黑人少年向法國國旗敬禮照片的深層含義,白人殖民主義對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響可以從這張照片見出。教師還可以結合學生的生活實際來講授,比如在闡釋大家都關心的時尚潮流文化現象時,圍繞時尚與認同這一主題,來分析中產階級的小資情調,并以村上春樹作品的流行現象為個案,詳細解讀中產階級的形成條件,及其在觀念、行為、物質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學生對未來可能的生活狀態有一個預先的理解。由于一個成熟的消費社會將是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而中產階級又是指有文化修養,受過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門外語,經濟獨立的社會群體,他們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組成部分,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品質,都市化的浪漫情調都會對城市中的其他群體產生廣泛的影響,又因為中產階級的主要來源就是大學生,他們代表著未來與希望,所以討論時尚、認同、小資情調這些問題對大學生們是十分必要的,能夠使他們明確人生觀與世界觀。在對此類問題解讀的過程中,主要運用的是齊美爾、波德里亞、羅蘭•巴特等人的消費社會理論。

3.再以大學生普遍愛穿的牛仔褲流行風為例

第2篇

據說,北宋蘇軾官翰林學士時,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來概括柳永、蘇軾詞作的不同風格。那么,我們能不能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漢文化不同風格的事物來呢?

“文化”一詞的內涵是極為豐富的,因此,對它的使用,必須十分嚴謹而慎重。

說到“秦文化”,必須認識,其意義是多重疊合的。它本是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種區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圍大致上是今中國西北部的陜西、甘肅一帶。它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諸侯國秦國的領地內。它又有一個很長的發展歷史,經過許多世紀,達到頂峰,有一個極短的歷史時期內成為以政治統一為背景的全國性的文化——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戰國期間秦國的占領范圍不斷擴大(到公元前3世紀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隨著秦的軍事征服、勢力擴張、人員遷動,秦文化所影響和覆蓋的地區不斷擴大。在這樣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秦文化對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內容是越來越豐富的。

到秦朝完成統一,實現了對全中國的統治,進而又采取許多措施鞏固和發展統一,包括實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識地統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禮書》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2],這是說,秦朝對六國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確定的原則是不師古,不崇經,以法為治,以吏為師。推行這些政策的極致,就是實行“焚書坑儒”的野蠻舉措,予文化以嚴重的摧殘,對思想和學術自由更是沉重的打擊。因此,秦文化對于中原傳統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來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統治的時間很短,其目的在于統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來得及完全實施,亦未取得預期的成效。與此同時,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統一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統一的短時期內,秦文化并沒有和東方六國文化融為一體,其作為全中國的主導文化的地位,也沒有來得及完全得以確立。在原屬東方六國的廣大地區內,各區域文化繼續表現著它們的特色和活力。

隨著秦政權的被,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體變為客體,其作為全中國統治文化的短暫時期也就宣告結束。不過,在代之而起的漢代,秦文化的要素繼續存在,而且還保持著強有力的影響?!白郧匾院?,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統國家形態和大一統國家觀念的基礎,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基礎。秦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建樹、對后世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應當說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戰國以至于秦漢時期,經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點。如魏國的信陵君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儀德行”[4]。西漢初年,賈誼痛說“秦俗日敗”,指出: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一直是“并行于進取”,雖然“功成求得”,但卻出現了社會道德水準嚴重下降的惡果,秦始皇又“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滅亡。《淮南子·要略》說:“秦人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勢利”,司馬遷也說:“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義”[5]。這里所說的“俗”,部分地有我們所說的“文化”的含義。以上言論,雖然包含了對秦國或秦人的敵對心理,但卻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長期生活的環境的影響,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數民族的影響,傾向于強悍好斗,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狠下決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實效、功利,質樸而率直,不事虛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動性極強,為了實現某一目標,定會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難和力量的阻擋。秦文化的這些特點,似已得到當今學者的普遍確認。

漢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漢皇朝的政治統治在全中國確立的過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隨兩漢(前206—220)的歷史進程進一步發展起來的。

第3篇

【關鍵詞】文化圖示 侗族傳統文化 英譯

Abstract: The study on China’s Dong nationality’s folk culture is the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time. This paper, taking China’s Han nationality’s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bridge, analyzes the cognitive comprehension of Dong nationality’s folk language and culture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schema and probes into the strategie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ong folk culture’s publicity materials from the levels of schematic correspondence, schematic conflict, schematic default and schematic mismatching so as to provide some essential help for the elimination of cultural barriers in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used by cultural variety.

Key words:cultural schema, 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publicity material translation

引言:

通過關鍵詞和主題搜索,當輸入“外宣資料英譯”、“民族典籍翻譯”、“民族文化英譯”、“侗族民族文化的英譯”等詞時,我們從中國知網2000-2012年不完全數據統計獲悉,涉及外宣資料翻譯或英譯的論文有34篇,涉及少數民族文化英譯的論文6篇,涉及侗族語言文化英譯的為0篇。根據筆者對國內研究現狀的分析發現,雖然中國典籍翻譯研究進行得如火如荼,出版了大量優質中國典籍英譯本,但涉及中國少數民族典籍英譯方面的產品較少。同時綜觀作者所在省市涉外侗族民俗風情旅游區,有關侗族民俗風情的譯文也較少,現存的譯文對大家所熟知的侗族文化標識的英譯存在不統一性和隨意性,對侗族民俗文化特有的且不被大家所熟知的文化標識的英譯資料更是微乎其微。因此選擇從文化圖示視角探討侗族文化與西方文化構式的異同,深入研究侗族傳統語言文化的英譯策略,不僅可以彌補民族典籍英譯在侗族方面研究的空白,而且可以為后期侗族典籍的英譯與研究提供有益的幫助和新的研究視角。本文將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討。

一、文化圖示在翻譯過程中的運用

“ 圖 示 ” (schema) 最 早 是 由 英 國 心 理 學 家 Frederick Bartlett(1932)在他的作品Remembering中提出來的,他認為圖式是對過去經驗的反映或對過去經驗的積極組織。[1]圖式作為人們從自身的經歷中獲得的一種背景知識,在翻譯的理解與表達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圖示主要分為四類:即內容圖示(關于世界的基本知識);形式圖示(關于不同文體的修辭結構的知識);語言圖示(關于語言詞匯和語法的知識)及文化圖示(關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識)。 博迪(Bedir)也提出了文化圖示的概念,即所習得的語言的文化背景知識(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being learned)。[2] 簡而言之,文化圖示是指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識,包括風土人情、歷史背景、民族心理等內容建立起來的知識結構。

語言不僅是信息的載體,也是文化的載體。正如英國語言學家萊昂斯?約翰所說“特定的社會語言是這個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每一種語言在詞語上的差異都會反映使用這種語言的社會的事物、習俗以及各種活動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3] 翻譯,已不僅僅被看做是語言符號的轉換,而是一種文化轉換的模式,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必須對原語的文化圖式進行正確的解碼,并將其移植到目的語中去,才能有助于譯語讀者的正確理解和語言信息的充分轉換,因此,譯者應該了解語言并使用的“文化圖式”,才能使譯文達到有效交際的目的.

二、侗族傳統民俗文化外宣資料英譯

侗族傳統文化豐富多彩,表現在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始古樸文明典雅風趣而且帶有幾分神秘;侗族傳統民俗文化作為一種歷史文化普遍存在于侗族人民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從飲食到居住穿著,從文學藝術到,從社會組織到社會生活和生產,從體育到醫藥等等,浩如煙海,獨具特色。由于語言的隔膜,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中的經典作品迄今未能受到足夠的重視與尊重,對外翻譯的現狀更不容樂觀,在多元文化受到高度關注的時代背景下,研究侗族這個少數民族傳統民俗文化的英譯,對增進各民族間以及中外文化之間的溝通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英漢兩種語言歷史悠久,侗族作為中國民族文化標簽的一支,積淀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因此在進行侗族傳統文化外宣資料翻譯時,必須對其所承載的文化信息進行充分而正確的理解,激活內化在記憶中的兩種相關的文化圖式,找到對等的文化信息,然后轉換成目的語讀者所能接受的語言信息,并盡可能保留原文文化信息的表達方式,以達到忠實原文的目的。侗族民俗傳統文化往往涉及其歷史文化、、生活方式、生活習俗、神話傳說等,不一定在英文中能找到相應的表達方式,因此,我們試從以下四個角度,針對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翻譯方法。

(一)圖示對應

不同民族之間之所以能夠相互溝通,是因為不同民族之間或多或少存在共同的文化風俗習慣,在文化形成的過程中,有時會有著共同的文化認知基礎。[8] 例如:侗文化與漢文化就有許多融合或相似之處,而漢文化與英美文化也有不少相似之處。所謂圖示對應就是指用目的語中能準確、全面表達源語所承載的文化信息的現成的文化圖示來翻譯源語的文化圖示。在這種圖示下,采用直譯法可能是侗族傳統文化外宣資料翻譯相對簡單,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譯者可以直接在目的語中找到與源語對應的詞匯。如在漢譯英過程中,侗族傳統文化中對于“煙”一詞的描述為“煙作為侗族人民傳統的生活調劑品,對煙具十分講究,素有‘茶三酒四煙八桿’之說。” 所謂的煙具就可直接英譯成“smoking gadgets”;此外,鼓樓(drum tower);侗族大歌(The Dong Big Song)等詞語均可直譯。這些譯文不僅表達簡潔,而且建立在漢英民族相似文化圖示的基礎上,因此有利于跨文化的有效交流、減少文化沖突。

此外,英侗民族因地域條件及經濟發展狀況不同,生存方式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表現為開放流動性與封閉穩定性兩種不同類型。每個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中生存繁衍,由此而形成了建立在民族心理基礎上的民族差異。英倫三島四面環水,水產捕撈業在其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魚對大英民族有著不同的意義。而侗族和漢族同為農耕民族,既沒有游牧“馬背民族”的那種疆土擴張意識,也沒有“海洋民族”的那種海外擴張意識。漢族文化和侗族文化均為“內陸型”,但是魚卻是侗族的主要圖騰之一,在侗鄉處處可見魚的形象,以鼓樓的雕飾彩繪最為常見。在貴州黎平、榕江一帶還有一種酷似漢族道家太極圖的“雙魚圖”(Double fish patterns)。在漢族神話中,魚是生殖崇拜的反映,如“鯉魚抱子”(carps bring a son to you),侗族也有同樣的魚文化內涵。所以在翻譯過程中可以直接借用西方文化中與fish有關的詞語進行英譯。至于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把山、水、火、土、太陽、月亮和風、雨、雷、電都當作神靈,則與世界各民族的神話相通。在翻譯過程中可以直接借用希臘神話中相對應的神進行英譯。當然,直譯法并不是萬能的,也有行不通的時候。例如:“蠻夷之地” ,倘若直接翻譯成“the savage land”,從譯文讀者角度理解,該譯文容易被誤解成“荒原” 或“原野”。 筆者結合“蠻夷之地”所承載的文化內涵,認為將其譯為“the untouched area”較適宜,這樣既不會讓讀者誤解該詞的含義,同時更易于讓讀者接受,從而可以實現有效的文化交流。

(二)圖示沖突

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思維方式上可能有共同點,但由于人們對不同事物所蘊含的象征意義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對同一事物在表達方式上會存在差異,由此導致在兩種文化進行匹配的時候產生沖突。此時我們可以采取交叉法,即用目的語中能表達出源語所承載的文化信息不同的文化圖示來翻譯源語中的文化圖示。這種方法要求譯者要正確地對源語文化圖示進行解碼,同時又具備大量的目的語文化圖示。下面來探討一下道德義務感和社會責任感在倫理道德實踐上存在的圖示沖突: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在個體充分的道德覺醒的基礎上,自覺地去履行社會倫理綱常,把道德義務感和社會責任感付諸實踐。誠如孟子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舍生取義”則代表了一種更崇高莊嚴的社會責任感、民族責任感。侗族也有與其相似的倫理道德,不過尚未褪盡其原始氏族文化色彩。侗族的道德義務感體現在“補拉”文化中。補拉組織是遠古父系氏族組織的次生形態,至今仍在侗族普遍存在。補拉組織的功能之一就是履行道德義務。如在補拉的自治規約的五個功能中,第一個功能就是互助功能。從添子到辦三朝酒,到結婚辦喜事,從建房扛樹、樹屋架,到老人過世的治喪,都要全補拉成員出動,并且不計報酬。這種一家有事大家相幫的習俗,侗族叫“尼補拉”,它其實就是一種原始古樸的道德義務活動。侗族補拉成員互助的最高形式是“血族復仇”,它表現了一種“原始形態”的社會責任感。這種叫做“起補拉”的“血族復仇”,是基于外人對本補拉組織的人或物的嚴重侵害而產生的。后來,它與抵抗官府對侗族的迫害、進剿的斗爭又重合在一起,更體現了侗族的社會責任感、民族責任感。[4]不管西方文化還是中華文化,都有家族的概念,只是在西方文化中,家族是帶資本主義色彩的而中華文化中的家族則更帶有封建意味。不論是在侗族傳統文化還是漢族傳統文化中,世仇都是易結難解,涉及后代子子孫孫的問題。然而在西方傳統文化中,不存在世仇一說,只有血仇。由于受西方傳統文化內涵――獨立的影響,仇恨只涉及本人這一輩。所以在介紹侗族“補拉”文化時,首先宜將“補拉”直接音譯成“Bula”,然后用描述性語言,借鑒現有的漢族傳統文化外宣資料的英譯本中涉及“大家庭”文化的文本選擇性的加工和應用。在涉及“血族復仇”之類翻譯時,筆者從譯文讀者角度考慮大膽借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蒙太古與凱普萊特家族的典故,將侗族文化的“補拉”“血族復仇”英譯為“the feudal culture of Family Montague and Capulet in Dong Nationality”.這樣不僅能有效地表達“補拉”所承載的侗族傳統民族文化內涵,也避開了將“復仇”直譯為“revenge”時呈現出血淋淋的畫面,從而使譯文讀者心理更容易接受。

(三)圖示缺省

由于不同語言所表達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異,有時一種語言所表達的文化圖示在另一種語言里會產生缺失或找不到相應的表達方式,在譯者大腦中也無法建立相對應的文化圖示,這時就會出現文化缺省,因此需要譯者清楚地了解目標語國家和譯入語國家所處在的地理位置、風俗習慣、歷史傳統、等方面的差異,結合特殊的文化背景,大膽地對源語進行創造性的翻譯。比如:侗族人民信仰薩滿祖神,侗族各個村落紀念這位薩歲神的活動被稱為“祭薩”,在西方傳統文化詞匯中沒有與之相對應的詞語,無法用貼切的詞語譯出其詞義內涵,因此將其音譯為“The ceremony of Sa”或“the ceremony of worshiping Sa”,并加注:“the ancestral god of Dong nationality”;侗族特有的巫儺文化,在西方傳統詞匯中也無法找到相對應的詞,則宜將其譯為“Wu Nuo culture”并加注:“the specific religious culture”。除了音譯加注法能夠幫助譯者構建新的圖示外,意譯法也能幫助譯者在保留原文交際意義的基礎上,用簡單描述性的短語將原語的詞義信息譯出來,達到引導解釋新圖示的目的。如侗族傳統木藝手工床:花床可英譯為“well-sculptured bed”;千工床則可譯為“A bed manufactured throug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days” ;侗族女性始祖“薩”一直是侗族人民崇拜的始祖神,幾乎無所不能,翻譯時筆者避開音譯借用希臘神話的主神“宙斯”,將其意譯為“the female Zeus”。再者,侗族人主要信仰自己近似原創的巫儺文化,有極具的特色“趕尸”、“撐桿立米”、“晃雞定棺”、“巫師喚魂”等標簽,在外宣過程中,宜用歸化為主異化為輔的策略來翻譯,上述詞語可分別英譯為“carrying corpse back to the home village”、“using a scale pole to hold up a jar of rice”、“roosters standing fixed on the top of shaking coffin”、“witch master calling back one’s soul”以保留侗族原有的文化特色。

(四)圖式錯位

圖式錯位指的是相似的意義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體現出來。由于各民族的生活習俗、思維方式、價值觀等不同,兩種文化背景下的人們會以不同的語言形式表達類似的觀念。譯者只有較好地掌握不同民族的文化內涵,才能呈現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色彩,而且不會歪曲語言中的文化意象。一般來講,直譯加注或代換法適用于這種文化圖示下的侗族傳統文化外宣資料翻譯。例如,侗族、漢族及西方社會神話中都有關于人類誕生的神話,由于信仰和其他因素,三者擁有不同的人類誕生神話。西方神話堅持是上帝創造了人類;上帝用泥土先造了亞當,再用亞當的一條肋骨塑成夏娃,他們便是人類的祖先。而侗族的人類初生神話類似漢族女媧造人。祖婆薩巴天從自己身上扯下四顆肉痣,變成四顆蛋,然后孵化出人類的祖先松恩和松桑,兩人成親,養育后代,產生人類。筆者考慮到三個民族人類誕生文化的相似性與差異性,采用直譯加注將侗族的人類誕生神話概括性地翻譯成“Sa ba(the god of Dong nationality) made her four flesh moles into four eggs,then the ancestors Song En and Song Sang of Dong nationality emerged out of the eggs.”

不僅如此,侗族神話體系中,還有類似的創世神話。與西方《生物進化論》不同,侗族的創世神話《人類的起源》中,侗族先人用“混沌”(侗語中指似云靄、霧氣、煙光而彌漫未分的物質)的原始物質作為宇宙萬物的最初的元素,然后向生命的不斷進化。侗族神話從個別具體的事物入手,敘述沿著卵(神話人物棉婆孵的蛋)或由樹蔸白菌蘑菇蝦子額榮(浮游生物)七節松恩(人)發展,構建了一個初級的、幼稚的發展鏈條,鏈條中的部分環節的代表物仍能在當今找到活體,有的則已無跡可尋,所以在英譯時不能直接搬用西方生物進化論中約定俗成的生物進化的大致過程。筆者傾向堅持保留侗族生物鏈的特殊性對個別詞采用音譯附加類別詞的翻譯方法,將其英譯為 Egg (or Stump) Trametes AlbidaMushroomShrimpErong(kind of plankton)QijieSongen(ancestor of Dong nationality)。由于侗族沒有文字記載,只能以口口相傳的形式將文化和史詩傳承,在這個過程中時間跨度巨大,需長時間地溯源才能解決根本問題。所以,譯者只能對上述生物進化鏈進行嘗試性翻譯。

三、結語

綜上所訴,在進行侗族傳統語言文化外宣資料英譯時,針對不同類型的侗族傳統語言文化,從不同的文化圖示視角,遵循不同的原則:侗族語言文化與漢語語言文化及英美語言文化相同或相似,既文化圖示對應,可采用直譯法或半直譯附加意譯的翻譯方法;侗族語言文化在英美語言文化中難以找到內容形式完全一致的表達,既文化圖示沖突或文化圖示差異,可采用套譯法、直譯附加類別詞法、意譯法,直譯加注法等;侗族語言文化在英美語言中找不到相應的表達方式,既圖示缺省,譯者可以大膽創新,對文化缺省的翻譯進行文內、文外補償,文內直譯,有關文化缺省的說明則放在注釋中或結合語境采取意譯。但是,譯無定法,譯者應在明確外宣資料旨在盡可能的介紹給英語讀者的前提下,既忠實于“侗族傳統民俗語言文化的核心”又不一味地采用“歸化”,更好地傳播侗族傳統民俗語言文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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