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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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要：古琴在我國古代文化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文化底蘊博大精深。它源遠流長不僅有眾多的琴家和作品傳世，更有豐富的琴論文獻留存。縱覽這些文獻，可發現古琴藝術與儒、道、釋的思想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古琴音樂的發展主要受儒家“中正平和”“溫柔敦厚”、道家“順應自然”“淡和恬淡”和佛教“調適融通”“心空寂靜、其樂無喻”等思想的影響。無論從古琴的形制、古琴音樂的審美準則等方面都揭示了古琴音樂的文化內涵與哲學思想。 

 

 

古琴藝術在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中始終占有位尊價高之地位，古琴音樂所表現出的含蓄、淡和、移情之美，是中國音樂文化發展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琴，琴曲，琴家，琴文化，組成的古琴藝術從琴的產生到發展始終與中國傳統文化緊緊相連在一起。在中國音樂史中的樂器領域里，古琴所承載的文化底蘊可謂得天獨厚、無與倫比。在歷史的進程中它作為一種樂器，也可看作是一種文化禮器，一種文化的精神。 

古琴是中國文人的摯愛，歷來有“士無故不撤琴瑟”這樣的說法。“士”從某種意義上構成了中國琴文化的主體部分，儒、道、釋是中國文人所信仰主要宗教（或哲學），其美學理念也鮮明的體現在古琴的音樂和文人的琴學理論中。 

一、古琴與儒家的關系 

中國的古代文人，即也是儒人，儒家思想是中國文人思想中的核心。儒家思想觀念自然滲透到文人對古琴音樂的理解，可以說古琴音樂不僅是中國文人音樂的代表,也是儒家文化的音樂載體。 

儒家在音樂審美方面格外強調“平和”“中和”。“平和”一詞最早見于《左傳•昭公元年》：“中聲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彈矣。于是有煩聲,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從文中可以看得出其排斥“聲”、以“中聲”為美的思想,由此“平和”也是儒家音樂審美中重要的審美準則,凡是能使人保持平和之心的音樂即為“中聲”,否則即為“聲”。 孔子將其要求的“廢鄭聲、正雅樂” 思想注入音樂傳播中，將琴曲、琴歌規范成“正樂”，又通過古琴提高道德修養達到修身以合“復禮”，他的琴藝活動奠定了古琴必習“正音”，有修養的君子必習古琴的修身準則。后人班固繼承儒家《樂記》的思想，指出“琴者，禁也，所以禁止邪，正人心也。”（《白虎通》）唐代白居易詩句中的“調慢彈且緩”“調清聲直韻疏遲”即是音樂“平和”、“中和”的體現。范仲淹以“清厲而靜,和潤而遠”為“中和之道”,排斥“妙指美聲,巧以相尚”等等都是文人琴家對古琴審美思想“平和”“中和”贊成的體現。 

二、古琴與道家的關系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創始人，遵循和推崇的是“道法自然”的原則,“道”即萬物的根本,是自然和人類社會之母,先天地而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因而是至善至美的。在聲音上的反映,就是“希聲”的“大音”。以有聲之樂為參照,即充分肯定了無聲之樂的永恒之美。這就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追求一種音樂的永恒性和超脫性“大音希聲”是道家主要的音樂主張。 

“淡兮其無味”也是道家另一重要思想，其對琴人的音樂審美有著重要的影響。如魏晉阮籍有“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他提倡的是恬淡之樂；唐代時，“淡”開始被較多地用于形容琴樂風格，“清泠由本性,恬淡隨人心”“曲淡節稀聲不多”“古聲淡無味，不稱今人情”“入耳淡無味，愜心潛有情”“心靜即聲淡，其間無古今”等詩句表明恬淡之音已被唐人作為古樂、雅樂的標志因而受到推崇。宋代真德秀在《贈蕭長夫序》中也贊揚古琴“希微”“寥寥”的風格。徐上瀛則認為“琴之元音，本自淡也”“琴聲淡則益有味”,并說“淡”就是要“使聽之者游思縹緲,娛樂之心,不知何去”。老子“淡兮其無味”的主張還與儒家思想結合,形成“淡和”審美觀,既是以儒家思想改造道家思想的結果,也是道家思想本身局限所致。 

此外，王維的《竹里館》：“獨坐幽篁裹，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表達了詩人對琴樂的一往情深。這是一首具“曠逸”類琴心的典型詩文。竹林中獨自彈琴，不為傳達心情給他人，并且與豪情之長嘯交替，以琴自樂，且有豪氣，實甚曠遠而俊逸者。在王維的另一首《酬張少府》中，也明顯的在琴中寄以曠遠之心：“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萬事不關心，不但功名利祿已無所感，喜思哀樂也可盡棄了。任吹解衣帶的松風與山月為琴心之伴，甚為瀟灑而飄逸。從文人隱士的筆觸中，無不透露出玄逸幽淡的空靈。某種程度上，曠逸的琴音使人達到了“無音”的境界。 

從古琴的命名上來說，古琴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也不少。據清初《五知齋琴譜》中記載的中國古琴造型就有50多種。其中最常見的古琴樣式有伏羲式、神農式、仲尼式、子期式、連珠式、蕉葉式、落霞式等。它們具有詩情畫意的的名字“玉澗鳴泉”“萬壑松風”“石上清泉”“仙人友”“天籟”“秋籟”“招仙”“澗泉”都具清幽自然之態,這也是道家思想中道法自然、淡和恬淡的具體體現。 

三、古琴與佛教的關系 

佛教自漢代傳入我國之后備受大眾接受，尤其受到文人的所推崇,其佛理與中國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并得以迅速地發展。禪宗的“頓悟說”,把禪理與琴學聯系在一起。認為參禪和學琴有同樣的思維方式,都須“瞥然省悟”,即頓悟,才能超越自我、藹超越塵世,達到至境。明代的李贄則認為“聲音之道可與禪通”,除此之外，他還認為學琴之徑與參禪之途相通還因為“此其道蓋出于絲桐之表、指授之外者”,即通過在現實生活中修道、悟道,追求無名、無際,超越萬物去尋求那冥冥宇宙中永恒存在卻又虛無之佛性,達到心靈之解脫,音樂也是通過有聲之樂去尋求超越物質、感悟心靈與自然合而為一的奇妙人生之精神境界。 

可以說“頓悟說”的出現，使很多傳統文人的人生追求、審美取向、文藝創作也因此產生了重大影響和轉變，最終佛教和儒、道兩家三足鼎立、并駕齊驅。但就儒、道兩家來說，佛教的琴學還是比較薄弱的。在眾多的琴論文獻中極少反映佛教思想的內容，琴曲創作也如此。與佛道有關的只有《釋談章》《普庵咒》《色空訣》《法曲獻仙音》《那羅法曲》等。現存琴譜中分別有清末釋空塵編撰的《枯木禪琴譜》，以及清初署名“蔣興儔(疇)”編撰的《和文注琴譜》和《東皋琴譜》。到明清，琴論中還出現了對佛理的強烈排斥，甚至禁止僧人彈琴。那是因為傳統音樂美學歷來視華夏之音為正樂，反對胡夷之樂的侵入。這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佛教音樂在古琴中的發展，同時也是造成佛教的琴學弱于儒、道兩家的原因之一。 

說到古琴與佛教的密切關系，應該從宋代的琴僧系統開始。這個貫穿北宋一百多年的琴僧系統，他們以師徒相傳的方式，對古琴藝術的傳承和發展都做出了應有的貢獻。琴僧系統的祖師爺是宋太宗時的宮廷琴師的朱文濟，另外還有他的后人和尚夷中、知白、義海、則全和照曠等。非僧人中也有很多熱心于佛家琴學的。徐上瀛晚年曾寄居僧舍，所以佛教思想對他有較大的影響，佛教倡導教徒超脫塵世，在佛土中尋求精神解脫，徐上瀛就要求演奏者“絕去塵囂”“遺世獨立”“雪其躁氣，釋其競心”。佛教主張禁欲,否定音樂享受，徐上瀛就說“使聽之者……娛樂之心不知何去”。在“潔”況中，徐上瀛更是以佛理論琴。 

盡管儒、道、釋三家從各自的教義出發，對音樂的功用、目的等有不同的看法，但在音樂的審美上其總體特征基本一致，即均以“平和”“ 淡和”為其審美準則，視淡、雅、和等音樂為美，排斥艷、媚、俗等音樂。并從古琴的形制、古琴音樂的審美準則等方面揭示了古琴音樂的文化內涵與哲學思想。 

 

參考文獻： 

[1]殷偉.《中國琴史演義》 

第2篇

【關鍵詞】中國古代 古琴 抱琴文化

王漁洋《抱琴歌》云：“嶧陽之桐何，緯以五弦發清商。一彈再鼓儀鳳凰，鳳凰不來我心悲。抱琴而死兮當告誰，吁嗟琴兮當知之。”①詩中所詠“抱琴而死”者乃“城陷中書義不辱，抱琴西向蒼梧哭”的明末詩人鄺露。鄺露之抱琴殉國，不僅把他天性中的灑脫、浪漫、不羈、忠貞演繹得淋漓盡致，也把中國古代高士的抱琴文化詮釋得無以復加。

古琴乃樂道忘憂之器。古代賢者自天子至于士，莫不好之。即使在禮缺樂壞的時代，君子隱居求志，藏器待時者，也多學琴，而善聽琴者，則知吉兇休咎，國家存亡。因此，古代文人賢士往往左琴右書，古琴在中國士大夫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而賢人烈士、失意傷時、結恨愁憂者的抱琴之舉也因此有了深厚的文史底蘊，承載著儒、釋、道三大中國之傳統文化，而所抱之古琴更是成了蘊含著古代高士之宇宙觀、生命觀與道德觀的載道之器。

本文梳理抱琴文化的三種主要類型為撫琴論政、攜琴訪友與抱琴歸去，并對其文化寓意逐一進行探討。

一、諷諫寫心：撫琴論政

撫琴論政的傳統與古琴文化息息相關。琴為古樂，位列“琴棋書畫”之首，而古琴則被視為“八音之首”“貫眾樂之長，統大雅之尊”。

古琴前寬后窄，象征尊卑有別；上圓下方，則是效法天地。弦共有五條，象征五行。文王武王另加二弦，意在融合君臣的恩義。大弦是君的象征，寬和而溫厚；小弦是臣的象征，清廉而不紊亂。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上古的琴曲共有五種歌詩，一是《鹿鳴》，二是《伐檀》，三是《騶虞》，四是《鵲巢》，五是《白駒》。②

其中《鹿鳴》是周朝大臣所作的琴曲。時值王道衰微，國君志趣偏邪。周大臣以其敏銳的觀察力看到賢士退隱、小人當權的周王朝必將敗壞，因此他撫琴諷諫，希望用琴曲感動國君以恢復盛世氣象。

可見，由心所感，則形于聲；聲之所感，必流于心。賢人志士彈琴，聲正而不亂，意在禁邪止，以使人心向善。所以古代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大夫無故不去琴瑟。撫琴論政以諷諫寫心遂成為文史佳話。

唐人張九齡的《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遙臺》一詩中有“嘗聞薛公淚，非直雍門琴”，講的便是鼓琴師雍門周。桓譚在《琴道篇》里也記錄過有關雍門周如何引琴而鼓，使孟嘗君聞琴聲而噓唏落淚，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③孟嘗君聽琴而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使“雍門琴”成為獨具文化意蘊的歷史典故。

鄒忌子也以鼓琴見威王，并用彈琴來比喻以法治天下，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④鄒忌認為大弦聲音寬厚低沉如春天般溫暖，就如同君；小弦聲音廉折清脆，就如同臣；應彈的弦要認真彈，不應彈的弦就不要觸碰，如同國家政令一樣，七弦配合協調，才能彈奏出美妙的樂曲，正如君臣各盡其責，才能國富民強、政通人和。彈琴同治國。鄒忌認為離開琴位只擺出彈琴的架勢，無法使聽琴者心情舒暢，同理，齊威王若有國家不治理，就如同撫琴不彈一樣，也就沒辦法使百姓心滿意足。齊威王因之醒悟，與鄒忌大談治國定霸大業。

孔子也曾撫琴進言，以一曲有關伯夷、叔齊的美妙琴聲指點蘧伯玉莫要卷入太子蒯聵、南子和靈公之間的斗爭。伯玉因此假托地方官敬事不勤，請旨下去視察，離開了帝丘。

綜上所述，古琴之道本是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因此，得琴道者如圣王必以聽琴開諷刺之道，補己之過，察其得失之政；得琴道者如賢臣志士，必撫琴諷諫，以使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

二、幽憤傳志：抱琴歸去

抱琴歸去是對古琴之德操的最好詮釋。古琴有《伯夷》之操。因此士大夫遭遇異時，雖橫逆困窮，卻是既不為隨世之庸愚，也不做欺世之豪杰，窮則獨善其身，抱琴歸去，潔身自好，以琴聲而傳幽憤，而守初衷。白居易《鄧魴張徹落第詩》云：“眾目悅芳艷，松獨守其貞，眾耳喜鄭衛，琴亦不改聲”。唐寅有《抱琴歸去》詩云：“抱琴歸去碧山空，一路松聲兩鬢風。神識獨游天地外，低眉寧閑謁王公。”可見，古琴無俗韻。對于蔑視權貴的不羈高士來說，如不遇知音，則抱琴歸隱，寧對清風明月、蒼松怪石、巔猿老鶴而鼓琴，也絕不“改聲”以同流合污。

中國文化中有將自然美與人的精神、道德、情操聯系起來，形成“比物以德”的自然審美觀念。古人也比琴以德，認為眾器之中，琴德最優，所謂“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閑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蕩心志，而發泄幽情矣。”⑤琴身各部調和，故音響悠揚；琴弦張緊，故聲音清亮；弦間距離遠，故琴聲低沉；琴弦長故有泛音。由于琴有潔靜端理之性、和平之至德，故感蕩心志，發泄幽情。且古人認為琴之言禁，君子守以自禁也。可見，琴器之貴美、琴德之和悅與懷才不遇、磊落不羈者之高潔品性心契神合。正如李白《聽蜀僧F彈琴》云：“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遺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云暗幾重。”古琴能澡雪精神，洗心滌俗，古琴之魅力令人心蕩神怡。難怪北宋詩人魏野看透世態炎涼后，寧可自筑草堂在泉林間彈琴自適也不愿出莊為官，聞聽朝廷使者的敲門聲更是抱琴越過籬笆遁跡得無蹤影。

正是由于琴德的魅力，抱琴者必擇凈室高堂，或在層樓之上，或于林石之間，或登山巔，或游水湄，或于清風明月之夜，焚香于靜室而鼓琴。中國古代文人也常借古琴抒懷、寄情、寫境，而文士鼓琴時對環境的選擇往往會影響心境的營造，為了鼓琴時有一種自由灑脫的心境與風度，古代文士撫琴所處環境大概有如下三種：一是松下撫琴，二是幽篁撫琴，三是臨流撫琴。

（一）松下撫琴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松因其獨特的自然屬性被人格化而賦予了道德倫理的內涵，從而成為高潔品性和高尚人格的代表。

李白曾有詩曰：“為草當作蘭，為木當作松。蘭幽香風遠，松寒不改容。”寒松幽草象征著具有矢志不渝、不畏艱險之大無畏精神者。江淹《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詩》中有“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可見，松除了寒不致改其性的堅貞品格外，還有著在高山深谷隱逸的淡泊清高之秀姿。

松和古琴在文化寓意上神契合一。古琴一般用桐木做成，然而唐代古琴制作名家雷威卻伐松為琴。史料記載雷威遇大風雪，獨往峨眉山，著蓑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綿清越者，伐之以為琴，妙過于桐，世稱“雷公琴”，也以“松雪”名之。后人贊其選材良，用意深。因此，古琴、長松、隱者自然成為歷代畫家筆下的素材，統一在畫作里，高山蒼松下，松濤陣陣，撫琴者以天地和聲，聲徹四野，松下撫琴極具天人合一的審美境界。

（二）幽篁撫琴

王維《竹里館》詩云：“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月光下，幽篁里，獨坐彈琴長嘯，塵慮皆空，高潔絕俗。竹在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眼中是賢德、謙虛、堅貞的象征。白居易對竹贊嘆道：“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竹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多樹之為庭實焉。”（《養竹記》）因此，幽篁撫琴，古琴聲從修竹林里傳出來，令人神骨俱仙。幽篁撫琴在表現文人之審美情趣、人格理想和藝術追求的同時，也是其疏泄幽憤，厭倦浮名而祈向清幽淡泊之真趣生活的棲遁之舉。

（三）臨流撫琴

水在中國古代文化中也是高潔人生志趣的象征。文人雅士極喜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流以自潔。臨流撫琴，看清流注瀉，胸無宿物，令人濯濯清虛。水不僅是美的、純凈的，而且與高潔文士的人格相契合。《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水是人間至善至美之物，古代文士臨流撫琴，既可宣泄郁憤哀愁，也可凈化自我心靈。古琴音樂的流動與水的流動相互滲透，相互融合，令人心搖神暢。正如常建《江上琴興》詩云：“江上調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萬木澄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黃金。”古琴聲能使江月更加潔白，江水更加清深，可見音樂和清流都有著凈化人心的巨大魅力。

可見山水有真賞，溪響松聲，清聽自遠，修竹空靈，琴殤自對，高潔之志便可通于心而應于琴。

三、怡情知音：攜琴訪友

中國古代文士都喜歡攜琴訪友，應該與“高山流水”的典故有關。傳說先秦的琴師伯牙在荒山野地彈琴，樵夫鐘子期竟能領會這是描繪“峨峨兮若泰山”和“洋洋兮若江河”。伯牙驚道：“善哉，子之心而與吾心同。”兩人由此結為知交，這便是知音的由來。后鐘子期死，伯牙在其墓前彈完最后一曲，便斷絕琴弦，不再彈琴。因此，攜琴訪友自然是為尋求知音。明代唐寅的《攜琴訪友圖》有款識曰：“彈琴茅屋中，客至猶在坐，自必是知音，松風更相和。”陳獻章《題攜琴訪友圖》則云：“孤騎復孤琴，披嵐入澗陰。遠尋君莫訝，城市少知音。”⑥

嵇康《琴賦》曰：“智俚攏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眾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惟至人兮。”謂之雅琴，是以別于俗樂。對于賢人高士而言，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而大凡妙于古琴之士，必和平誠樸，淳厚端方。因為古人以琴能涵養情性。據說，伏羲制琴，以禁邪心，使歸于正，以和人心。鼓琴曲而至神化者，要在于養心。先除其浮暴粗厲之氣，得其和平淡靜之性，漸化其惡陋，開其愚蒙，發其智睿，始能領會其聲之所發為喜樂悲憤等情，由此領略到真正的人生意趣。

蘇舜欽有《抱琴攜酒見訪》一詩，講到一位懂得人間真情真趣的田園佳士，詩云：“晚泊野橋下，暮色起古愁，有士不相識，通名叩余舟。鏗鏗語言好，舉動亦風流。自鳴紫囊琴，瀉酒相獻酬。余少在仕宦，接納多交游，失足落坑阱，所向逢戈矛。不圖田野間，佳士來傾投，山林益有味，足可銷吾憂。”蘇舜欽因不慎跌落王拱辰等政治陷害的圈套里，遭到下獄受審、削職為民的冤獄迫害。而在漂泊異鄉之際，竟有素不相識的張姓書生抱琴攜酒前來拜望，在這仕途險惡、世態炎涼的境況中，還能遇如此知音，真是人生幸事。

石昌便是一位以琴覓得知音的幸運者。石昌是宋仁宗皇佑年間文學館的“詩筆”，還彈得一手好琴，使他的琴名與詩文并馳于文壇之上。但他希望琴藝能更進一步，當時名士唐休的詩文和琴藝聞名遐邇，石昌決心抱琴拜訪，以琴會友。一番切磋后，兩人成了摯友。唐休寄詩曰：“鄭衛淹俗耳，正聲追不回，誰傳廣陵操，老盡嶧陽材；古意為師復，清風尋我來，幽陰竹軒下，重約月明開。”據《風俗通》載，梧桐生于嶧山之陽，巖石之上，采東南孫枝為琴，聲極清亮。嶧陽在這里借指精美的琴。

對于古代文人高士來說，奇曲雅樂以禁，操琴是儒雅、清高、德操、學問的象征。而交真正的朋友，正是看中了對方的品德情性，絕非依仗外物。正如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因此，琴是媒介，訪友是尋找知音，攜琴訪友也就成了文人雅士交友的代詞。

結語

綜上所述，古琴文化是一種涵容灑脫的養心文化、節義德性的士夫文化，澡雪精神、點化俗情的隱士文化，取云霞為伴侶、引青松為心知的知音文化，獨特的超越音樂的中國傳統文化。這些文化賦予了古琴獨特的風格特征與美學意味，使得古琴與文人相得益彰，也使得古琴的文人文化屬性愈益明顯。

注釋：

①李毓芙.王漁洋詩文選注[M].齊魯出版社，1982：29.

②蔡邕.琴操[M].人民音樂出版社，1990：1.

③桓譚.新論?琴道篇[A].中國古代樂論選輯[M].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92.

④張長法編.治策通覽[M].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803.

⑤嵇康.琴賦[A].吳釗等編.中國古代樂論選輯[M].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114.

第3篇

[關鍵詞]文化特征；法家文化圈；趙文化

一、秦、趙文化的主要特征

從秦趙文化的特質來看，兩國都有務實和功利主義的特點。所謂“務實”和“功利主義”，就是指“主張以實際功效或利益為行為準則的倫理觀點”[1]。趙的實用功利表現在處于“四戰之國”的地理位置，才能形成合縱的大本營，一切講實用的法家、兵家、縱橫家多生發于此。在趙國“四戰之國”的地理條件下，主張“行仁政”、“只有仁義而已矣”的孟子的儒家在趙地沒能扎根。什么樣的思想學說適合趙國的需要呢？那就是，“舉事實，去無用，不道仁義”的法家理論。在戰國社會變動中，法家對社會變動反映最為敏感，觀察也最細致。當時人們對征戰兼并的看法極不相同，在種種不同見解中，法家最為實際。注重對物利的追求，趙地商品經濟發達，“邯鄲亦漳河之間的一都會也。”趙人不事農桑，農業發展不足，就是其注重實用的民風使然。

秦自建國到統一全國，一貫堅持的是攻伐、農戰、墾荒、重本抑末這些關乎國計民生，對其有利害關系的大事，沒有什么仁義禮樂、人倫道德關系的訴求，他們缺乏齊魯那樣依本周禮，溫柔敦厚的儒家道德傳統。睡虎地秦墓竹簡的日書中反映了秦國社會生活的畫面：“從中可以看出，秦國所關心的問題，不是仁義的施廢，禮樂的興衰，而是攻城奪地、為官為吏、婚喪嫁娶、生老病死、飲食娛樂、牛羊馬犬、耕耘稼穡、屋室倉廩等與人們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日常生活的社會生產之事。”表現了秦人重實惠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念[2]。由于秦沒有什么嚴格的宗法制度，做事情沒有條條框框，就講求實用。在戰爭中因為有利益所趨，軍功賞爵，促使其戰斗力最強。其功利主義的表現就在于對外作戰時的勇戰、好戰。“軍功爵制是秦王朝鼓勵士氣、提高戰斗力的一項重要措施。對秦人來說，則是爭取更高的社會地位的主要途徑”，“秦軍功爵規定以殺死敵人的多少，作為賞賜爵祿的標準”[3]。在與趙等山東六國的戰爭中，這種功利主義發揮到了極致。

二、秦、趙文化的一致性

1.族源的一致性

秦、趙兩國均含有東夷文化、殷商文化及周文化三種因素。秦趙的祖先都出自東夷民族的少昊氏部族，其先祖均以玄鳥為圖騰。秦趙先祖伯益被稱為玄鳥的化身，其子為大廉，稱“鳥俗氏”，仲衍之后是“善飛”的蜚蠊（飛廉），秦趙的族源都可以追溯到東夷民族的少昊時期。另外，商文化也是東夷文化，趙地為商朝的核心地區，趙都邯鄲曾為商紂的“離宮別館”，不可避免地保留商的文化遺風，例如，趙人觀念中保留有鬼神占卜的商文化因子。殷商文化的向西發展即表現為秦族的西遷。據學者研究，秦趙祖先的伯益部落是東夷族中最早西遷的一支。秦趙先祖都曾輔佐過商王和周王，有過很重要的活動。秦的區域也處于周的居住地。秦文化的形成也是由于秦襄公因護平王東遷有功而被周天子任命為諸侯，然后在西部發展的。

2.多元性、開放性方面的表現

從發展過程我們看到兩國疆界都與羌、戎等少數民族區域接界這就為民族融合創造了客觀條件。趙占有中原、北方兩個文化圈，具有中原農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雙重特色；與戎狄雜處過程中通過通婚、戰爭，實現與之融合，所以趙地有胡族文化與華夏文化的特點；其實，多元、開放就表現為民族融合和變革性。秦也不例外，秦文化在形成早期處于落后地位，所以被山東列國視為夷狄。前770年，秦孝公建立國家時候，秦才跨入文明的門檻。到商鞅變法前，秦已經到關東地區，與戎狄雜處，“始戎狄之教”，其生活習俗表現為戎狄文化性質。以后秦人與戎狄長期相處與交戰，逐漸吞并一些弱小的戎狄部落。“秦人保留許多戎俗”，“秦國社會雖有‘周余民’，但新加入的戎狄人口恐怕不少，故不曾稍減其‘戎狄性’”[4]。這樣秦一方面實現了民族融合，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周族和其他周邊的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點。

開放性表現在秦善于吸收法家文化，在商鞅變法中，含有革除戎狄舊俗，擺脫秦的落后狀態的開放性措施。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這一開放性改革，開了向胡族學習的先河，促進了趙地多元文化的交匯。

3. 功利主義價值觀方面的一致性

秦、趙兩國的文化中都有功利、務實的特點。兩國都處在“法家文化圈”，表現出與齊魯文化儒家價值觀不同的“外傾”特征。這就是說，如果齊魯文化秉承周文化，表現出重倫理、輕功利的“內傾”特質，那么秦趙文化含有輕倫理、重功利的“外傾”特點。秦趙文化到是有點像西方文化的價值特征。在人性論方面，秦趙文化的思想基礎就是性惡論的價值取向，法家理論都是以性惡為基礎的，所謂的“刻薄寡恩”就是商鞅和荀子學生韓非、李斯這樣的法家。這種學說是功利主義的。荀子作為“名儒實法”的趙國思想家也主張性惡，不過強調后天的改造，所謂的“化性起偽”。他們和齊魯的儒家孔孟學說主張“性善說”是根本不同的價值觀。趙秦兩國，一個是產生法家的國家，一個是接受法家地區。從功利方面談，趙地作為法家的發源地，法家文化以耕戰為本的思想主張無疑是最務實的。趙地還有從其他思想家如虞卿等縱橫家，廉頗、趙奢、李牧等兵家，公孫龍、毛公等名家等事跡來看，適應“戰”字當頭的戰國實際的他們也都是務實的。從價值層面看秦文化的各個層次可以看出其“外傾”的特點特別明顯，傳統上沒有嚴格的宗法制；在價值評價上，沒有道德倫理的痕跡。秦人以世俗功利作為評判標準，完全沒有“自省”、“責己”的道德修養。他們所關心的是日常的攻戰、墾荒、生產等實實在在的事情。趙地出現的這些務實的思想正適應了秦國的功利主義之需。“戰國時代法家的學說實行于秦就能成功，在秦國以外就效果不佳，也可以說明這一原理。正因為秦人功利主義的價值觀，所以鼓勵耕戰的政策在這里很容易見效，因為它與秦人的文化傳統相適應[5]。”

三、結論

秦、趙文化的區別雖不像秦與齊魯那樣界限分明，但也表現有不同的特點。秦趙文化基本上屬于同一類型，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異。在重法、尚法上，趙是法律的最早誕生地之一，但沒有秦法律嚴密。秦國在變法方面表現得更為全面徹底。趙國保留宗法制度，腐朽貴族政治的勢力影響了對人才的重用。秦的功利主義表現強烈，宗法制薄弱，幾乎沒有重用同姓貴族。秦國之所以能完成統一六國大業就是“客卿對于秦國的最大貢獻”[6]。秦國在思想文化方面缺乏建樹，卻是接受趙法家理論的國家，但在器物、建筑制度方面秦卻并不遜色。趙地出現許多著名思想家，但他們的思想卻很少為本國所應用，卻在秦開花結果。在經濟方面，趙國沒有重農抑商，這與趙的經濟多元有關，商業發達，農業發展不足。而秦重本抑末，是為了耕戰的需要，為了補充勞動人口卻招徠趙人到秦墾荒。秦的農業生產適應了后期對山東列國戰爭的需要。

綜上所述，對比兩國的文化，給我們以許多方面的啟示，對整個中國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2（增補本）.

[2]李嘵東、黃曉芬，秦人鬼神觀及秦文化特征，歷史研究，1987，4.

[3]徐衛民，軍功爵制與秦社會，秦陵秦俑研究動態，2009，4.

[4]林劍鳴，從秦人價值觀看秦文化的特點，歷史研究，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