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業成長的社會網絡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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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小企業成長與社會網絡的關系:樣本調查

不難看出，企業或企業家的社會網絡(en-terprisesocialnetworks，ESN)①只有在企業的成立時間達到一定階段之后才有可能產生比較多的正效應，而年限短的企業很難獲得這一種收益紅利。而目前中國由鄉土社會②在向契約型或工具理性式人際關系情境的蛻變過程還未完成，“關系”仍是重要的管理問題和關鍵競爭要素。而企業成立年限時間越長，其所積累的情感類社會資本就越豐富，而在“關系”架構下的中國社會，這一類社會資本在企業的資源獲取性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據官方數據，2011年北京市第三產業在地區GDP及就業構成中分別占76．1%和74%。另據北京市第二次經濟普查數據，2006年北京市個體經營戶中第三產業占到64．9%。因此第三產業在促進經濟轉型及提高城市居民收入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由于第三產業本身具有市場需求變化大、不確定性很強等特性，因而是中小企業相對集中的生存場所。因此中小企業的發展對北京地區具有重要戰略性影響。為進一步了解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現狀并提出有效建設性意見，作者所在學院下設的中小企業研究所于2012年就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業為對象組織了一次企業調研。此次問卷主要以企業的社會網格化對其成長性影響為探測點，問題的大類設置包括:①企業成長性情況;②企業與社會網絡結點的聯系情況。通過對數據的歸納分析，發現北京市中小科技企業的成長性與網格化關系非常顯著，也即社會網絡(socialnetwork)在“關系”情境下對企業成長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有時甚至事關企業生死存亡。如表1顯示，企業銷售額增長率與企業成立年限呈大致正向相關性，成立時間較長的公司在銷售績效上比成立時間短的表現強許多。這當中的玄機就在于企業生存時間越長，其社會網絡的基礎性構建就越成熟，導致其交易費用及風險的降低，這一作用在以“人情”為紐帶的中國社會中更為明顯。

而強弱關系的存在與結點的特質有關，網絡結點的特征也理解網絡功能的一個重要維度，如找工作案例，社會網絡結點的性質對就業成功的可能與質量都發揮著很大影響［25］。因此，中小企業社會網絡中的不同結點的質量、功能與效率對中小企業成長具有非常大的直接影響。在現階段的中國情境下，某些重要的有價值的稀缺資源是通過社會網絡機制來傳遞、借用或轉移，因此，占據有利位置的行動者可以通過控制甚至阻斷資源的流程來獲取對其他行動者的支配權［24］。由于“中國模式”的重大特征之一就是政府主導型發展，因此擁有廣大政府人脈的企業家在“人情式”管理范式中存在著明顯的結點優勢。如表2所示，與政府保持裙帶關系的國有企業中受益于“政府聯系”這一條網絡連接的企業占60%，遠高于其他類型企業的同一比重。對國有企業來說，政府是其社會網絡中的關鍵性節點，此聯結給國有企業帶來排他性資源獲取功能。但同時由于國有企業社會網絡的先天性特質，其結構洞(structuralholes)可能多于民營企業的社會網絡結構，而占據結構洞中心環節的企業在這樣的社會網絡中可以獲取天然地位優勢。相對來講，民營與外資覺得政府聯系“比較有幫助”更多的是側重于場準入限制的開放性及經濟自由程度角度而言，因而它們的社會網絡結構“非冗余”的特征就不太明顯，因此企業的競爭力能獲得提高。

2中小企業的社會網絡特質研究———基于調查結果的分析

在中小企業社會網絡中，主要節點有各中小企業、政府、金融機構、高校科研院所及中介服務機構5類，主要節點之間存在著各不相同的聯結模式。其中，中小企業之間是否有良好的組群效果可通過SNA中的凝聚子群分析給出答案。而網絡中心性(networkcentralization)可反映企業之間的內聚性，其越接近于1，表明網絡節點關系越緊密。實際上，SNA測量和分析所用的概念和術語很多，如密度(density)、度分布及節點中心性(degreecentrality)等。在此次調查(2012)中，針對中小企業與網絡中其他節點之間的聯系進行問題設置。通過對調查結果的定性分析來判斷，中小企業與網絡中成員的關系基本處于事務性層面，與中小企業“接觸頻率最高”的三個節點是工商稅務機構、供應商及政府主管部門，選擇此三項作為其接觸頻率最高的企業達145，占比達72．5%。說明目前中小企業網絡仍處于一元單向索取型關系階段，即企業就具體事務與這些節點產生硬性工作聯系。再者，雖然與“大學科研機構”有接觸的企業占比為73%，排在“工商稅務”、“供應商”、“競爭對手”“主管部門”之后。但從訪談結果來看，中小企業與大學科研機構關系強度非常弱，說明目前中小企業網絡中仍缺乏有效的產學合作機制。中小企業網絡中的另一個重要角力點在于融資結構。根據李微山等的研究［26］，他們以西安市蓮湖區桃園開發區50家中小企業為研究對象，運用Uci-net軟件進行分析，發現金融機構的度值為10，其中，出度僅為1，而入度為9，說明50家中小企業中有融資需求的占20%(10/50)，但僅有2%(1/50)獲得了銀行貨款支持，18%的企業從銀行融資比較困難。此次調查也發現與融資服務機構的接觸率排在9個部門的最后一名，中小企業與融資服務機構的聯系強度還有待加強。據付宏對湖北省10個城市中小企業的調研，內源性融資(56．8%)和家庭朋友(55．8%)是中小企業最主要的資金來源渠道。說明在融資過程中企業家社會網絡中的親屬關系層圈至關重要，而采用社會契約化方式仍有困難。目前國有規模以上銀行基于自身經營原則未能滿足中小企業資金需求，其實也無可厚非。問題關鍵是針對中小企業信貸的專業型小銀行太少，與歐美國家中小資銀行數量相比差距很遠。據盧東斌等針對200多家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問卷調查中，69．06%選擇融資與信貸支持作為其對政府支持需求選項，說明多數面臨融資困局。而他們的研究同時還指出外部融資障礙是構成中小企業自主創新的瓶頸因素之一［18］。總體上當前中國情境下中小企業社會網絡中缺乏內涵式的服務型或創造式的關鍵性成長助力，企業成長往往依賴于領導特質決定下的人際脈絡③。

3實證檢驗———部分最小二乘法(PLS)

當數據總體滿足高斯—馬爾可夫條件時，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計將得到一個很好的估計量，但當多個自變量存在嚴重相關性時，其求解過程存在嚴重的舍入誤差，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計量會失效。而實際工作中變量的多重相關性是普遍存在的，部分最小二乘法(PLS)很好的解決了這些問題［27］［28］。在利用部分最小二乘法進行建模前首先要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目的是使樣本點數據原點與總體一致，將自變量矩陣X與因變量矩陣Y標準化后分別得到。分別是y的均值和標準差。PLS考慮了數據的冗余性，因此通過對E0和F0進行正交分解，確定各自的第一主元評分向量。直到殘差矩陣中幾乎不再存在有用信息。由于部分最小二乘法是多元線性回歸，典型相關分析和主成分析的有機結合，且部分最小二乘法所提取的成分既能較好地概括自變量系統中的信息，又能很好地解釋因變量并排除系統中的噪聲干擾，因而有效地解決了自變量間多重相關性所引起的建模問題。對中小企業成長及社會網絡關系的調查采用4維量表法。成長指標要求被試者就“近3年，貴企業銷售額變化［s2］④”進行選擇，分別“一直快速增加”、“一直平穩增加”、“基本沒變化”、“有所減少”。而對中小企業社會網絡結點(政府［c5］、大學和研究院所［d6］、供應商［e6］、同行［f5］、協會［g5］、中介機構［h5］及金融機構［j7］)作用的衡量是“對貴企業成長或發展幫助有多大”，分成“非常有幫助”、“比較有幫助”、“幫助程度一般”、“幫助極少”。從相關性檢驗中可以發現，企業銷售額與各變量之間沒有發現部分正相關，且各變量之間呈多重較強相關性。正好最小二乘法能克服這一缺陷，由于只存在一個因變量，因此這是一個單變量部分最小二乘回歸模型(PLS1)。運用IBMSPSS22．0的部分最小二乘平方擴展功能，由于不必衡量因素之間交叉后的回歸效應，從而選擇主效應模型方程。具體結果及潛在變量變異表如表4和表5。可以看出PLS排除了“非常有幫助”這一選項，與之前中小企業社會網絡內撐性關系較弱的結論相吻合。另外，結果表明中小企業快速增長與政府、協會及金融機構呈負相關，說明在目前中小企業網絡中政府或帶政府色彩的網絡結點發揮作用的空間還很大。

4結論與展望

本文嘗試從社會網絡(socialnetworking)影響中小企業成長的角度，探索社會網絡在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范式。結論顯示:在中國“關系”主導式情境下，理性契約式社會網絡特質未能建立，但在“資源獲取”和“交易潤滑”方面，“關系”意義建構上的社會網絡發揮著關鍵作用。基于年限與社會網絡或社會資本成正比的假設，由于中小企業成長與企業經營時間及董事長年齡具有正相關性，可以初步推斷社會網絡與中小企業成長與發展也形成正比例關系。另外，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調查顯示，成立時間與銷售額增長率具有相關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網絡效應機制的發揮，是一種中國情境下的“人情依賴”對“工具信任”的補償。但多數研究及本文作者也發現，目前中國中小企業社會網絡結構松散，與“硅谷”式聯盟在自發性及粘合方面還存在不小差距。但通過對深圳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的分析，企業家經歷對公司的創業及成長起著第一位作用，良好學歷背景基礎上的社會閱歷也是“契約信任”的一種補償。在無“契約化”精神導致守約慣性的社會情境下，企業家的社會網絡關系能帶來許多隱性的有助于企業成長的因子。而社會網絡與企業成長之間路徑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需要未來研究關注。

作者：朱福林陶秋燕單位：北京聯合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