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論政治在解放區文學的滲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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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解放區文學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中產生，因而政治對其起到絕對性的“把控”。無論本土作家群還是外來知識分子作家群都紛紛隱匿原本話語表達方式，努力用主流意識形態指導自己的創作。本文主要以《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為例探究政治對解放區文學書寫內容、模式及語言等方面帶來的影響。

關鍵詞：《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解放區文學；政治滲透

“解放區文學”是指自1937年抗戰爆發到1949年建國前這段時期的文學。嚴格來說，它是以《講話》為界限，以政治為基礎的一種特殊的文學現象。它使文學“開始做到真正和廣大的人民群眾結合，開始做到真正首先為工農兵服務，從內容到形式，都起了極大的變化。”政治幾乎成為解放區文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從各個方面對其進行滲透。

一.書寫內容的政治化大眾化的需求

迫使解放區作家書寫的主要內容必須扎根鄉村，但在政治背景下，傳統的鄉村已逐漸被政治解構。鄉村的寧靜恬適﹑樸素的人情在政治的滲透下顯出“畸形化”。

1.鄉村風景的隱喻功能解放區文學作品很少涉及風景描寫，即便有所涉及，因為政治的滲入也早已“變質”。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盡管丁玲多次觸及暖水屯的鄉村風景描寫但或隱或顯的政治因素使得文本有些“不倫不類”。“路兩旁和洋河北岸一樣，稻穗穗密密的擠著。谷子又肥又高，都齊人肩頭了。高粱遮斷了一切，葉子就和玉茭的葉子一樣寬。泥土又濕又黑。從那些莊稼從里，蒸發出一種氣味。走過了這片地，又到了菜園地里了，水渠在菜園外邊流著，地里是行列整齊的一畦一畦的深綠淺綠的菜……”莊稼、土地在農民眼中（甚至作者的眼中）不再是單純的鄉村風景，它是生活希望及社會地位的象征。人們對土地的艷羨都是從政治的角度出發。在政治的影響下，傳統的鄉村風景已然可以上述到國家政治層面，它的擁有者亦是特定的政治階層。自然環境在濃烈的政治氛圍下成了社會環境的縮影，其文學審美性也被極度弱化。特別是對鄉村空間中“河流”、“道路”、“大地”等事物的描寫：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多次描寫洋河邊的路及河流，河流是自然形成的它給人的活動形成一種自然阻礙，致使人的行動變得遲緩。于是，作者刻意安排人物借助外力來打破這種天然阻礙：顧老漢駕著胡泰的車子安然地穿過泥濘，車雖多次在河里顛簸最后依舊安然到達暖水屯。相較于“河流”這種自然化程度較高的外部環境而言，關于“道路”的描寫，則有著更為濃厚的政治氣息。道路本身含有快捷、順暢之意，它受人工因素影響較大因此方向（政治方向）明確。小說中，道路是連接暖水屯與外部的主要途徑，一直是屯里上演政治活動的“主舞臺”，是區上政治方向與暖水屯實際性實施之間的連接點。

2.政治化的人情政治因素對解放區文學作品的滲透不僅體現在外部環境更滲入到人情內部。（1）人以群分。整個暖水屯村民都嚴格遵循著“人以群分”的交往規則。原初的親屬關系被政治性的隸屬關系瓦解，沈從文筆下那種溫情的鄉村倫理在這里也早已被解構。暖水屯像個等級森嚴的小社會，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政治屬性。地主、富裕中農、貧農（佃戶）、共產干部……這些既定的政治階層基本在既定的空間內活動。這一點從訴苦大會便可看出，訴苦大會作為小空間能量的聚合將鄉村人際的政治分層展現得淋漓盡致。《劉滿訴苦》一節通過劉滿與組組員楊亮的對話我們了解到，所謂的訴苦實則是觀念不滿的濃縮。劉滿作為積極分子本想通過翻身卻適得其反，“干部們可草蛋，他們不敢得罪人。你想嘛，你們來了，鬧了一陣子，你們可是不用怕誰，你們要是走的啦。干部們就不會同你們一樣想法，他們得留在村子上，他們得計算斗不斗得過人，他們總得想想后路啦……。”在過程中，以張裕民為代表的村干部“吃柿子挑軟的”無非是考慮到群眾本身的政治階層。對待錢文貴這樣的大地主他們總要為自己留后路，并不會毫無保留地去。此時，政治因素成了人情交往的關鍵。（2）政治性婚戀觀。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顧涌女兒的婚姻、錢文貴女兒的婚姻、李子俊與其老婆的結合……都是出于對政治利益的權衡。這里也包括作者著重描寫的人物黑妮，她與程仁互相愛慕但因身份懸殊無法在一起。隨著的進行，程仁從窮佃戶變成農會主任，他不得不從自己與黑妮的政治階層考慮，這個地主家的女子成了影響自己前程的障礙物。也就是說，程仁是否將黑妮視為結婚對象考慮的關鍵因素不是婚戀本身，而是她的出身。“程仁現在既然做了農會主任，就該什么事都站在大伙兒一邊，不應該去娶他侄女，同她勾勾搭搭就更不好，他很怕因為這種關系影響了他現在的地位，群眾會說閑話。”單純的男女情感﹑婚戀關系在政治面前如此地不堪一擊。（3）性別政治化。在解放區政治環境下，丁玲早期鮮明而獨立的女性色彩和性別立場逐漸被政治意識取代。她從女性軀體﹑精神的雙重角度，展現鄉村女性的生存狀態直指鄉村政治背后的男權中心意識。我們可以從大地主錢文貴的家庭結構以窺一二，錢家當家的是錢文貴，雖然名義上已經和兩個兒子分家了但紅契依舊掌握在自己手中。老婆沒有主見；兒媳懼怕他這只“猛虎”；黑妮在他的權威下“涂了一層不調和的憂郁”。丁玲從政治對家庭介入的角度出發為家庭改造轉向社會變革尋求合法性依據。在政治背景下，女性的性別特征已經模糊化，她們甚至放棄了經營自己身體的權利徹底服從和依附男權。盡管革命的介入以“均貧富”的方式改變了鄉村宗法制社會的倫理體系與價值規范，女性的權利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承認與默許。但這種改變不過是表象，如婦聯會主任董桂花盡管領導著婦女工作與其他男性干部看似平等，可她所有的行為都只是在為丈夫服務。在小說中，我們能夠明顯感受到解放區政治形勢對丁玲創作帶來的影響。丁玲在延安后期創作中的女性意識明顯受到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擠壓和異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她不再用人物本名命名女性本身，而是以“李子俊老婆”、“趙得祿的女人”這類稱呼命名。這可以說是丁玲對政治化和男權身份認同的一種表現。

二．“大團圓”結局書寫模式

解放區文學隨無產階級新政權而產生，這必然要求文藝要最大限度地參與革命，與民眾產生共鳴，成為革命進程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故而解放區作家們自覺服從革命斗爭的需要，以政治任務作為創作責任承諾，表現工農兵革命題材內容，善意描繪樂觀團圓的勝利結局。于是，傳統的“團圓”情節模式開始備受作者青睞。無論文學作品中情節多么曲折，主人公命運如何凄慘，矛盾多么復雜，最終都會迎來圓滿結局。解放區主要的文學作品：《王貴與李香香》、《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白毛女》、《新兒女英雄傳》、《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無一例外地都是大團圓模式，對“大團圓”結局模式的追求，儼然成為文學創作追求的普遍現象。“大團圓”的書寫模式雖常為人詬病但在革命現實面前，這類作品體現了解放區作家在文藝大眾化﹑民族化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盡管強烈的政治性已消解其內在的文學性審美性，但從文學史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發現自“五四”開始提倡的文學大眾化問題在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眸與反撥。三.文本語言的轉變解放區文學在語言方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昔日繁復冗長的抽象化﹑歐化表述已被民族化的短語結構，經濟傳神的白描甚至是土語方言取代。解放區文學作品的語言整體上向政治化﹑大眾化方向發展。小說中，丁玲在語言的敘述上多使用短句且人物語言較為粗疏。“要是有那些軟骨頭，稀泥泥不上墻的角色，就別叫他當干部嘛……窮人當家了，窮人都敢說話，別說這幾個尖，還得請他滾蛋呢。”與以丁玲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作家群不同的是，本土作家多是土生土長的農民，故而書寫語言絲毫沒有歐化的氣息，本土味兒十分濃郁。一方面，他們注重語言的簡潔緊湊，缺乏雕飾。由于身處解放區所以寫起反映工農兵生活、農村斗爭的作品便格外得心應手。另一方面，本土作家的思維方式和語言模式本身就是扎根民間的，因而在描寫人物事件時擅長運用快板、評書、地方戲等民間元素。《小二黑結婚》里直接引用當地群眾口語安排人物對話；《王貴與李香香》全部采用陜北方言敘述：“人有精神馬有勁，麻麻亮時開了槍。”我們應當明確的是，解放區作品這種富有流動性、意境明朗的語言結構雖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對“五四”歐化語言的反撥，對民族風格的繼承，但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語言是為解放區政治策略及相關活動的傳播開展服務的。特殊的政治背景為解放區文學這種新的文學形態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前景，在民族救亡的緊要關頭，文學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影響。也許，政治性書寫會略顯粗疏，但可貴的是，他們為文學探索出另類的書寫模式，創造了別樣的書寫可能性。僅從《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分子創作在政治滲透中的改變，政治使文學的宣講、戰斗功能逐步強化，文學明顯地縮短了與接受對象的距離。解放區社會結構的變革決定了解放區文學的發展趨勢，構成了這一特定時空下文學的獨特個性和色調。我們要將這種文學現象放在特殊的文化環境中加以探討，客觀看待政治對解放區作家創作滲透這一現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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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歡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