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政治學系的學術價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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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大學科系的成立是西學東漸的產物，西南聯大是現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聯大政治學系在其存續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輟，而且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傳承、引進和發展政治學科系，為國家培養出一代國內外知名的政治學學者和眾多建國需要的杰出人才。聯大政治學系匯聚了當時最著名的政治學、法學名家，是國內研究政治學的重鎮。抗戰爆發后，北平的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天津的私立南開大學南遷到長沙聯合辦學，稱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以下簡稱“長沙臨大”)。1937年10月2日，“長沙臨時大學籌委會”第4次常委會決議，根據教育部規定科系相同者合并設置的精神對原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科系作了調整。凡屬三校共有的因應歸并，即一校內性質相近的也予歸并整合，以節省開支，提高教學效率。歸并后共設17個學系。政治學系歸并法商科，教授會議主席為張佛泉。10月8日，張佛泉請辭政治學會主席獲準，改推張奚若繼任，但張奚若未到校時，仍由張佛泉。至此，標志著長沙臨大政治學系正式成立。然而，隨著抗戰形勢的惡化，長沙臨大的安危成了議論的主題。校常委會經反復磋商，決定遷往云南省會昆明，原因有二:一是昆明地處西南，距離前線較遠;二是有滇越鐵路可通海外，采購圖書設備比較方便。此方案最終獲批，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以下簡稱“西南聯大”)。1938年5月10日，第64次常委會決議:本校英文名稱之為“TheNationalSouth-westAssociatedUniversity”。重組后，西南聯大設有文學、理學、法商、工學、師范等5個學院26個系，全校教師350人左右，約占當時全國國立大學教師總數的9%－10%，云集了中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界的一大批精英。政治學系隸屬法商學院，系主任為張奚若(后為崔書琴)，西南聯大政治學系正式成立。
二、西南聯大政治學系的教員
西南聯大包含其前身長沙臨大，匯聚了當時國內著名的政治學和法學名家。據統計，1937年長沙臨大政治學系教職員名錄如下:清華大學政治學系的教授有浦薛風、張奚若、蕭公權、沈乃正、王化成、趙鳳喈、陳之邁;助教有曹保頤。北京大學政治學系的教授有張忠紱、錢端升、崔書琴、張佛泉(副教授)。1942年元月調查，北大來滇的政治學系教授有:政治學系主任錢端升(41歲，江蘇上海人，住才盛巷2號)，吳之椿(47歲，湖北武昌人，住玉龍堆11號)，崔書琴(37歲，河北人，住青云街169號)，周世逑(浙江人)，張忠紱(45歲，湖北武昌人)，許德衎(53歲，江西九江人)，張佛泉(38歲，河北人)，邱昌渭(48歲，湖南人)。聯大政治學系的系主任先后由張佛泉(1937年10月4日推定，辭)、張奚若(1937年10月8日任，未到校前，由張佛泉代)、崔書琴(張奚若因事赴渝，1941年2月12日起暫代)擔任。教職員有教授張奚若、張純明、崔書琴、張佛泉、錢端升、羅隆基、邵循恪、吳之椿、浦薛鳳、王化成、沈乃正、趙鳳喈等12人;副教授有周世逑、龔祥端等2人;講師有徐義生、王贛愚(1939年3月14日聘，講師;1942年后到聯大);助教有曹保頤(1939年已任)、鐘一均、翟維雄(1943年到任)。在政治學系的教員中，錢端升、張奚若和王贛愚被時人稱為“西南聯大政治系三杰”。針對當時有人戲稱大學的政治系為“升官”系的現象，錢端升、張奚若等學者都一直堅持在在系科的名稱上強調一個“學”字，即政治學系。張奚若在一次迎新會上曾講:“如果你們來政治學系目的是想做官，那你找錯了地方。國民政府不大喜歡西南聯大的政治學系。如果你來此的目的是想當一個學者，我可以老實告訴諸位，四年時間培養不出一個學者來。你在此讀四年書，可以獲得一些基本知識和讀書方法，畢業后你可以獨立繼續鉆研。”［1］這些知名教授的言論和行動，部分折射出了西南聯大政治學系的辦學宗旨和目標方向。
三、西南聯大政治學系的學生
聯大政治學系培養了一代優秀的政治學學者和國家建設人才。1938－1945年度政治學系轉學生、借讀生名錄和人數(轉入一年級學習者列入該年級學生名錄內):1938年度二年級有張寰和等16人，三年級有鄒讜等12人，四年級有陳必蒙1人;1939年度二年級有劉俊華等18人，三年級有梁德漢等9人，四年級有王傳福等4人;1940年度二年級有鄒和等3人，三年級有陳志競等2人;1941年度二年級有周炳等3人;1942年度二年級有邵金聲等3人;1943年度二年級有賈方需等2人;1944年度二年級有秦冠宇1人，三年級有王大昕等3人，四年級有陸欽原1人;1945年度二年級有徐鐘師等2人，三年級有黃循悅1人，四年級有陳煥道1人。其中，西南聯大分發至北大和清華政治學系的學生名錄:北大有沈叔平、趙寶熙等57人;清華有周廣淵等26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趙寶熙先生，1942年，為擺脫日本占領和黑暗統治，趙寶熙毅然拋棄汪偽政權把持下的北大工學院應用化學系學籍，經歷千辛萬苦，輾轉數千里南下到達昆明，并于1943年1月進人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學習。次年，為致力民族救亡，轉入政治學系，師從張奚若、錢端升、吳恩裕等老一輩政治學家學習政治學專業。從此，趙寶煦畢生致力于政治學的學習、研究、發展和建設，為我國政治學的一代宗師。當時清華大學研究生大多因各方面的影響而未能繼續研究院學習。其中，在清華大學研究院的法科研究所的政治學部也培養了自己的研究生。［2］他們分別是1940年的翟維雄、吳明金、屈哲夫，1941年的胡樹藩，1942年的鐘一均、羅應榮，1943年的端木正，1946年的羅應榮(畢業)。聯大政治學系是群英薈萃，人才輩出。學生錢能欣把自己68天日記整理出版了《西南三千五百里》一書，反映了旅行團的生活，留下珍貴資料。新中國的著名政治學家趙寶熙先生就是西南聯大政治學系1944級學生;國際知名政治學者鄒讜于1938年作為轉學生、借讀生進入聯大政治學系三年級學習，1940年順利畢業。
四、西南聯大政治學系的課程設置
實際上，聯大政治學系的課程設置源自于北大和清華，譬如，在國立北京大學時期，政治系開設有演習課，是根據專業需要開設的一門選修課。演習分調查和譯書兩種，由學生自由選定一種或兩種，采取教師和學生共同研究、討論的辦法進行。調查辦法，由選修學生就理論、歷史和現狀等方面任選一題目，與指導教師商定后，請教師指定參考材料及指導研究方法，自行調查研究，并在一定期限內寫出報告，輪流在規定的演習時間上堂解說，再由教師和同學自由質問或批評，最后由教師評定分數，每人每學期至少報告一次。譯書辦法，由學生一人或兩人與教員商定選譯書目，請教師指導翻譯方法和參考材料，自行翻譯，于兩個月后，輪流上堂報告譯作的內容大略，批評其書的長短處，并述翻譯時的疑難，報告后由教師和同學自由質問或批評，最后由教師評定分數。譯書每人至少每兩月做一次報告。規定調查或譯書的成果須交存本系教授會，供各演習員和本校師生參考。演習課對培養學生實際工作能力有一定的作用，、周鯁生、陶孟和等都擔任過這門課的指導老師。在聯大期間，政治學系同學積極參與時事報告會。其中，專業課程設置包括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國際法與外交三方面內容。政治學系的專業課程分為必修和選修兩類。外語除必修大一、大二英文外，還需學習第二外語(法文)兩年。四年需修滿132總學分，方可畢業，其中，必修專業課約40學分，公共必修課48分，選修課44學分。實際的選修課程大約30余門，每學年開設6－7門，最多時達10門。此外，還開設系列講座，譬如1944年歷時兩月有余的“憲政問題”系列演講，1945年舉行了“戰后的中國”系列演講，等。為了教學和科研的需要，1939年秋政治學系成立了一個由錢端升主持的行政研究室，這個研究室既是主要負責收集一些中國行政制度資料的圖書工作室，也是一個青年教師與研究生學習與研究的場所。［3］該研究室原計劃的資料收集工作包括:(1)中國各級政府的行政機構，如中央、省、市的行政機構;(2)各項行政，如人事行政、外交行政、合作行政、救濟行政等機構考察。但由于當時條件所限，僅以《西南聯大行政研究室叢刊》的名義，出版過陳體強的《中國外交行政》和施養成的《中國省行政制度》兩種。期間，也有一些著作出版，譬如《比較憲法》(1938年)、《民國政治史》(1939年)、《戰后世界之改造》(1942年)、《中國地方政府》(1945年)等。
聯大政治學系全體師生本著“剛毅堅卓”的校訓，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今天重溫這一段歷史，無不給予我們以深刻的啟示。首先，大師云集、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較為先進。聯大政治學系薈萃了當時國內一流的政治學學者，他們不僅有系統的西學背景，而且有良好的國學功底，中西通融，成就了一代大家。在學術理念上，他們拆掉了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之間的壁壘，將心理學、歷史學、哲學、社會學、法學和政治學等學科知識融會貫通。譬如，浦薛風以歷史參證政治哲學和政治思想的研究理念就是一個典型。在學術研究方法上，大多受過系統專門的科研訓練，關注國際前沿，視野開闊。張奚若研究中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和驗證結論的一般理路中的獨到之處令人叫絕;蕭公權把“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融合其中的“綜合分析”方法，主要體現在法學、政治學、經濟學、哲學、倫理學等多學科的運用上;陳之邁明確的“問題意識”和“論從史出”的研究方法;等等。
無論是他們的人格魅力、學術理念，還是研究方法都深深地影響了一代學人。其次，廓清大學政治學系的辦學理念和人才培養目標。在西南聯大政治學系，系主任張奚若堅決把政治系定位為政治“學”系，而不是“政治”系。雖僅一字之差，卻鮮明地體現出了政治學系的教育理念和目標追求。他認為，政治學系的目標是研究政治學的理論與知識，傳承政治文化，為培養高素質的政治學研究人才打好堅實基礎，而不是生產官僚的流水線，因此，教師需要的是探求學術的獨立精神，學生需要的是刻苦鉆研精神，而不是投機鉆營手段。在一次迎新會上，張奚若向新生大潑冷水:“如果你們來政治學系目的是想做官，那你找錯了地方。國民政府不大喜歡西南聯大的政治學系。如果你來此的目的是想當一個學者，我可以老實告訴諸位，四年時間培養不出一個學者來。你在此讀四年書，可以獲得一些基本知識和讀書方法，畢業后你可以獨立繼續鉆研。”不但對新生如此，對畢業班的學生，他照樣澆冷水:“畢業后希望你們能繼續研究政治學。為了生活自然要找工作，那么可以教教書。最不希望你們去做官。”這糾正了之前有人把大學里的政治系謔稱為“升官系”的觀念誤區。浦薛鳳曾兩次婉拒好友邀請他棄學從政。
盡管1939年3月，浦薛鳳飛渝從政，擔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7年。但正如浦麗琳在《浦薛鳳回憶錄》代序中說，“因愛國心切，應國家召，以學者身份從政。”浦薛鳳自己也說:“此批教授投身政界，大抵系屬短期性質，及俟服務告一段落，多數仍回大學執教研究與著述。”教師是這樣，學生也如此。政治學系畢業生沈叔平建國后長期在北京國際書店工作，改革開放后先后到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任教，1987年離休后，為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翻譯出版了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學原理》、邊沁的《政府片論》、西塞羅的《國家篇•法律篇》(與朱蘇力合譯)。總之，西南聯大政治學系的學生，畢業后大部分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或供職于新聞、出版單位，也許這和張奚若、錢端升、王贛愚、浦薛風等的言傳身教是分不開的。
再次，生源良好，治學嚴謹。大家知道，開初西南聯大的學生，原是北大、清華、南開的肄業生，學生素質較高。1938年后，由于報考聯大的人數較多，且多屬高分段學生，因而學生質量在全國范圍內仍位列前茅。聯大名家匯聚、學術造詣高，又具有民主和寬松的環境。所以盡管戰時交通十分困難，家庭經濟情況困窘，都阻擋不住青年學子對聯大的向往。有人寧可舍棄在其他大學的學歷重新報考，成為聯大的新生。聯大每年都招收轉學生，其中不少也是由于仰慕聯大的學術水平而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轉學生為文、理、法商、工各科都帶來不少人才，如國際知名學者鄒讜(著名政治學者)、李政道，好幾位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學部委員)，朱光亞、蕭健、李蔭遠、何炳林、楊起、張滂、高鼎三和龍馭球等都是轉學生。在教學和研究中，大家風范的言傳聲教無不起到了潛移默化的效果，譬如，聯大數學系許寶祿先生的一些言論在學生中流傳甚廣。他曾說:“教出狀元來的老師是值得尊敬的，至于做狀元的學生那就沒有什么了。”關于成果的事，他說:“我不希望自己的文章因登在有名的雜志上而出名，倒是希望雜志因為登了我的文章而使雜志出名。”“一篇論文不能因為獲得發表就有了價值，其真正價值要看發表后被引用的狀況來評價。”［4］政治學系張奚若也有其特點，他的課好上不好下，特別重視學生對思想家原著的閱讀，課程考試極其嚴格，課程論文的材料引用、注釋、參考文獻等方面要求有良好的學術規范，以至于學生對選修張奚若的課是“望而卻步”，這與19世紀初葉歐洲杰出數學家阿貝爾(Abel)曾表述過的經驗和見解———“直接攻讀名家原著才能最有效地學到看家本事”———不謀而合。
最后，敢于質疑，挑戰權威。質疑作為一種探索的思維品質，它是人類思維的精華，它不迷信權威，不為舊觀念所束縛，敢于沖破傳統理論的羈絆，是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巴爾扎克說過:“打開一切科學的鑰匙毫無疑問的是問號，我們大部分的偉大發現都應歸功于懷疑，而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逢事都問個為什么。”這可以說是道出了人類社會科學發展史的秘密，同時也向人們揭示了人才得以成功的一個內在因素。在西南聯大政治學系，政治學家蕭公權曾對國際公認的政治學大師拉斯基從學理上進行過系統的批評;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曾稱錢端升為尖銳的中國政治分析家。總之，在學校內部具有高度張力的學術討論、爭鳴甚至批評的過程中不斷地提升學者的理論素養，開闊學者的學術眼光。只有這樣，才能為人類在自然、社會和思維領域開辟出新的天地。
作者：周朗生 單位：云南師范大學 哲學與政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