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時刻刻小說到電影藝術演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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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文學作品與電影改編兩者關系的探討，自電影誕生以來就未曾間斷。文學與電影，雖然有著相似的內核，往往又因各自獨特的表現形式和藝術效果被放在一起進行優劣比較。著名電影理論家貝拉?巴拉茲曾表示“事實上確有可能把一部小說的題材、故事和情節改編成一部完美的舞臺劇本或電影劇本”［1］。文學與電影，作為兩種不同的敘事藝術，在美學及敘事上有著諸多的共通之處。例如，虛擬類文學的三大要素，人物、情節、環境，對于電影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文學創作是基于現實的人類生活，從而營造高于生活的審美情趣，并塑造超越現實的理想品格;電影藝術亦從現實出發，展現人類生活的各種形態，激發觀眾對于各類話題的思考。也正是基于這些共性，才有了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的可能。但這兩種藝術形式又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方式。文學以文字為媒介，借助讀者的想象與聯想來達到作者所預期的效果。文字符號所傳達的信息是間接的，相對而言是抽象的，需要讀者花費腦力來進行破譯和消化。而電影藝術則是通過畫面、聲音等這類具體的、動態的媒介，直接沖擊感官，引發觀眾的思考。誠如安德烈?勒文孫所說，“在電影里，人們從形象中獲得思想;在文學中，人們通過思考獲得形象”［2］。人們在欣賞文學和電影時會有不同的藝術體驗和不同的思維方式。相較而言，文學更需要讀者專注的參與和主動的投入，而電影會更容易吸引觀眾的眼球、抓住其注意力。此外，以文字為載體的文學在表現人的思維活動和感情世界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而電影可利用其強烈又直接的影像和聲音，充分調動觀眾的視覺、聽覺等官能，讓觀眾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從而引起共鳴。《時時刻刻》(TheHours)是美國當代作家邁克爾?坎寧安(MichaelCunningham，1952－)的作品。1998年，這部小說一經發表便得到了文學批評界的普遍好評，被《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波士頓環球報》等報刊評為1998年度最佳小說，并獲得了1999年的普利策獎以及筆會/福克納小說獎。該小說是對英國著名現代主義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Woolf，1882－194)著名意識流作品《達洛維夫人》(Mrs．Dalloway，1925)的“戲仿”(parody)。坎寧安不僅在寫作中模仿了伍爾夫所擅長的“意識流”敘事風格，并且與《達洛維夫人》一樣，《時時刻刻》也圍繞著角色某一天的生活展開。作品的主要角色之一克萊麗莎(ClarissaVaughan)，與達洛維夫人雖然姓氏不同，但是本名都叫克萊麗莎，因而被朋友理查德戲稱為“達洛維夫人”。《時時刻刻》的主題也深受《達洛維夫人》的影響，涉及生命、死亡、女性主義、同性之愛、心理疾病等眾多話題。《時時刻刻》的書名其實也來自于《達洛維夫人》一書的曾用名。2002年底，這部小說被改編后搬上銀幕，由妮可?基德曼(NicoleKidman)、梅里爾?斯特里普(MerylStreep)及朱莉安?摩爾(JulianneMoore)聯袂主演。深刻領會原著精髓改編而成的電影《時時刻刻》也大獲好評，斬獲2003年奧斯卡、金球獎及英國學院獎，并獲得了各個獎項的多項提名。無疑，在內容上，無論作為小說還是電影，《時時刻刻》都成功地描繪了處于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三個女人某一天的生活。一個是1923年居住在倫敦郊區的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剛從嚴重的神經衰弱中恢復過來的她，聽從丈夫的安排來到里士滿的小鄉村，一邊休養一邊開始創作《達洛維夫人》。這天姐姐凡妮莎過來探望她，并陪她度過了一個下午。另一個角色勞拉?布朗則生活在1949年的洛杉磯，她是《達洛維夫人》的一名讀者。這天是她丈夫的生日，她和兒子準備做一個生日蛋糕為丈夫慶生。女鄰居意外造訪，勞拉經歷了思想上的變化，倒掉了蛋糕，送走了兒子，并準備在一間旅館中自殺。最終因為一個水漫房間的夢境使她改變了主意，回到家為丈夫準備生日晚宴。第三個角色是20世紀末生活在紐約的女編輯克萊麗莎。這天她和達洛維夫人一樣，出門買花，準備舉行一個派對，慶祝身患艾滋病的前男友理查德獲得一項重要的文學獎項。理查德處于精神崩潰的邊緣，并不想參加派對，之后更當著克萊麗莎的面從窗口跳下去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三個時空交錯、看似毫無關聯的處于不同時代的女性，因為小說《達洛維夫人》而聯系在一起。在她們生命的某一天，各自經歷了困頓和掙扎，通過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和生活的重新思考而獲得了全新的認識。這是作品在內容方面取勝的重要因素。而在藝術表現方面，作為文學作品的《時時刻刻》與由此改編而成電影的《時時刻刻》存在著什么樣關系呢?《時時刻刻》如何完成由文學文本到電影的藝術轉換呢?我們試從以下四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1．鏡像(Reflection)

鏡像，顧名思義，在光學上指物體通過鏡面反射形成的像。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可以將基于文學作品的電影改編看作是原著通過大銀幕展現形成的“鏡像”。改編后的電影往往呈現與原著幾乎一致的故事脈絡，涵蓋原著所涉及的多數主要人物，甚至將原著的精神內核也表現得淋漓盡致。而文學原著對于電影而言，正是在于它提供了一個構思精巧、人物豐滿、立意深遠且稍加改編便可適用于熒屏的創作母本。沒有文學原著也就無所謂電影改編，和光學上的源物體類似，文學作品是電影創作靈感和創作欲望的源泉。而在導演和編劇們將文學作品確立為創作母本的同時，原作的作者和讀者也會對電影作品有一定訴求，也就是常見的關于是否忠于原著的討論。雖然學界對于改編后的電影是否一定要忠于原著看法不一，但不可否認對原著的忠實性是評價電影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參考標準。也因此，導演們會試圖還原原著中的人物、情節、場景、氛圍以及思想，以期用影像再現原著的風貌。電影《時時刻刻》恰可作為忠實于原著的一個改編典范。從人物塑造、情節鋪陳到場景和基調的設置，電影《時時刻刻》無一例外地與原著保持著和諧一致，某些方面甚至達到了精確的再現。在小說中，坎寧安運用自己細膩的筆觸帶領讀者進入伍爾夫波光粼粼的意識深處，體會這個備受精神疾病困擾的天才女作家對于人生人性的各種感悟，并揣度最后將其自身引向自殺這一結局的心理因素。原作中那個困頓、掙扎、無所適從的伍爾夫，經妮可?基德曼的出色演繹，完美投射到了大銀幕上。她的目光冷峻鋒利，卻并不時常擲向旁人，只是低垂著或空泛地投向遠處，似乎始終沉浸在一個人的世界里。還有她寫作時搬過寫字板的利落，低頭寫字時的專注以及手握筆時不斷的顫抖和僵硬———開場不過幾個特寫鏡頭，其精彩表演已經將原文中伍爾夫的敏感、脆弱、孤傲又神經質的心理狀態表現得惟妙惟肖。甚至對小說中著筆不多的一些象征性符號，導演也格外予以注意。“花”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個意象。傳統觀念認為女性角色美貌溫婉，生動可人，然而除起到點綴作用外便無足輕重，缺乏自主意識和獨立精神，因而在男權社會中只能處于附庸地位。女人之所以愛花，或許也在于她們感覺與花同病相憐的無奈。坎寧安筆下常不經意提及“花”這個意象。無論是隔壁老婦人窗臺上的天竺葵和蒲公英，還是無數蜻蜓盤旋其上的香蒲和水晶蘭，無論是花店里令人應接不暇的蘭花和風信子，還是勞拉一早收到的玫瑰，這些花都不過是大布景中的小配角。此外，文中對于三個角色的描述都涉及“買花”這一舉動。伍爾夫拿筆寫下的《達洛維夫人》的第一句話就是“達洛維夫人說她要自己親自去買花”［3］。勞拉在丈夫生日這天收到丈夫一早起來給她買的玫瑰花，勞拉卻并不領情。這天是丈夫的生日，她希望自己能夠做些什么，包括自己去買花。而現代的“達洛維夫人”克萊麗莎一早就為舉辦派對出門買花，她已經有能力自己籌辦一切，也在這種瑣碎的忙碌中找到了價值和快樂。“買花”這一普通人的舉動，對于這三個處于不同時代的女人而言，已經被賦予了女性獨立以及自主意識覺醒等更深層次的意義。在一般的電影中，花很容易作為背景中的一部分被忽視，而在《時時刻刻》中，在給背景的長鏡頭中會特意切到花束并給予特寫。對于買花這樣的行為以及相關臺詞，導演也給予了特定的表現場景。《時時刻刻》將原著還原到細節的努力受到很多觀眾和影評人的贊賞，被紐約時報的評論員史蒂芬?赫爾登贊為“忠實得令人驚嘆的電影改編”。

2．詮釋(Interpretation)

雖然說電影改編可看作是文學作品投射在大銀幕上的鏡像，但文學作品與電影改編之間卻并非是一對一的完全對等關系。如前所述，文學作品作為一個基礎扎實的創作母本，其自身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即便基于同樣的故事情節、關鍵人物和社會背景，由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導演進行改編，也將產生風格迥異各有千秋的影視作品。正所謂一千個讀者便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即便從同一母本出發也能衍生出不同的理解，這與導演自身閱歷、文化修養和審美情趣等的差異有著密切的關系。電影改編最后所呈現的無非是編劇、導演及演員對于文學作品的個人詮釋。導演對于影片基調的定位、故事情節的取舍、人物形象的塑造、關鍵場景的處理，都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個人傾向，會加入自己對原著的理解。例如，不同導演對于同一作品的主題會進行不同程度的簡化，或在詳略安排上保留自己的想法。電影藝術作為一項大眾藝術又與商業掛鉤，需要迎合并兼顧各個層次的觀眾的品味。而文學作品往往兼收并蓄，立意深遠，表現手法與目的主旨不一而足。那么，這就要求電影改編在原作的基礎上將主題明確化、簡單化。“原著主題無論是單義的還是多義的，在影視劇改編中，改編者必須首先明確地賦予未來的影視劇一個簡潔明晰的主題”［4］。小說《時時刻刻》涵蓋甚廣，牽涉到生命的意義、生死的選擇、同性之愛、女性主義、女性自主意識、自我認知等眾多主題。任一主題都可大幅展開，衍生出人物豐滿、極具張力的故事。而具體到影視作品中，導演需要確立一個比較單一的、能吸引大眾又能發人深省、同時不違背原作精神的主題。《時時刻刻》的導演根據自己的理解，最終將生與死的探討定為電影的最大主題，這無疑是十分明智的選擇。而同性之愛和女性主義等雖未作為主要話題進行表現，也通過情節的推進和演員們的表演進行補足，并作為影片的重要支撐得以反映。

3．再創造(Re－creation)

文學轉化成電影究其核心是文字和影像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媒介之間的轉換，包含著異常繁復的信息處理過程，這個過程不僅需要導演運用鏡頭展示和詮釋原著，也需要導演基于原著的再創造。法國導演馬賽?萊比耶(MarcelL’herbier)認為，“圖像無法完全忠實地反映文字，這顯而易見。我們站在鏡頭的后面，需要時不時地進行創造，從而用鏡頭捕捉到能夠替代文字的圖像。”［5］文字能夠表現的范圍和效果與聲音圖像所能夠達到的可能存在重合之處，亦有各自所獨有的部分。克拉考爾認為電影和小說各有側重，電影是物質的連續，而“小說的世界主要是一種精神的連續”［6］。盡管小說中也常出現對實體的描繪，例如外貌、物體、風景等，但它其實更善于直接深入表現人物內心，表現人的情緒、思維、心理沖突。所以由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常常面臨無法用圖像精確還原文字的困境，盡管有“忠實原著文字語言”的“描紅式”改編，即充滿畫外音的電影改編，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受到原著形式束縛所拍出來的電影往往難逃枯燥干癟、索然無味的命運。而成功的電影改編往往從原著中汲取其最需要的部分，包括故事架構、人物特點和主旨立意等，然后通過自己的創造性改編，例如增加情節的戲劇效果、將心理描寫外放至對話和動作等形式，使文本更加利于銀幕表現。作為后現代小說的代表作之一，《時時刻刻》模仿伍爾夫意識流的敘事風格，將筆墨集中在對幾個主要角色的心理描寫上。伍爾夫遭受著精神崩潰的折磨，丈夫和她一起移居鄉村，和仆人一起監視她的一舉一動，生怕她重蹈覆轍。對于這一切，伍爾夫了然于心卻無從抱怨。她的姐姐帶孩子一塊兒來看望她，大多時候她也只是靜默。她內心所經歷的害怕、苦悶和無助只存在于她的思想活動中。要將伍爾夫的心理精準地傳達給觀眾對于導演和演員都是不小的挑戰。過多使用畫外音或獨白不僅不能充分體現她的落寞與掙扎，反倒會削弱原本期待出現的效果。所以，電影《時時刻刻》選擇增加許多原著中沒有的對話，將很多內心活動外化成角色之間的對話，不僅能充分表達角色的情感，也藝術性地加強了電影中的戲劇沖突。伍爾夫在與姐姐告別之后，只身來到火車站，打算逃回倫敦的那幕，小說中伍爾夫的心理活動非常激烈，但與丈夫萊納德的對話卻很平靜，也沒有明確表達自己希望回倫敦的原因。但影片中基德曼飾演的伍爾夫，在丈夫追來阻止時，情緒起伏很大幾近崩潰，倆人之間出現激烈的對峙場面。萊納德聲嘶力竭地告訴弗吉尼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她，是希望她能康復，是出于對她的愛，是害怕她再傷害自己。因為她“有病史”還“自殺過兩次”。而弗吉尼亞也無法自持，自白道:“我的生活被偷走了。我住在一個我不想住的鎮上，我過著一種我不想過的生活。我一個人在黑暗中掙扎，深深的黑暗，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選擇不住在這個令人窒息的郊區，而是混亂喧鬧的都市。這是我的選擇。即使是最卑微的病人，也應該允許她能對自己的藥方有一定發言權……你不能通過逃避生活來尋求平靜。”［7］這一段新增的對話不僅交代了丈夫萊納德監視伍爾夫并搬家到里士滿以及造成伍爾夫心理狀態的背景因素，也充分體現了伍爾夫所感受到的壓抑和桎梏已不堪忍受以及她對于自由的強烈渴望。原著小說中伍爾夫內心的斗爭與掙扎通過劇中人物歇斯底里的怒吼和眼中帶淚的陳情表現得淋漓盡致，這同時也強化了戲劇效果，增加了電影的可看性。

4．互補互利(Complement)

文學與電影作為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在敘事和表意方面各有所長。關于兩者關系的討論一直無法避免掉入比較兩者優劣的窠臼。不少改編理論認為，文學具有作為大眾藝術的電影所無法企及的高度。文學能夠傳達的思想深度和廣度是電影難以匹敵的。電影過度在意制造視覺刺激，吸引大眾眼球，又因自身的局限無法深入探討人的內心。也有人聲稱他們意識到了文字的局限性，看到了電影的潛力，認為電影可以在某些方面彌補文學作品的不足。這樣的討論必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過分討論孰優孰劣其實并無意義。若能讓文學與電影相互借鑒，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并在其擅長的領域內充分發揮各自獨有的特點，必能達到互補互利的雙贏效果。毫無疑問，文學作品是不少影視作品靈感的來源，創作的根本。而優秀的電影改編不僅能夠忠實反映原著的風貌再現原著的精神，能夠充分體現導演的個人意志和演員的精湛演技，也能夠通過這種調動視覺與聽覺的藝術形式彌補文字的遺憾，擴大文學作品的影響。小說《時時刻刻》圍繞著三個主要角色由三條故事主線構成。小說在三條故事主線中來回切換，以“伍爾夫夫人”、“布朗太太”、“達洛維夫人”為小節標題，通過獨立的章節來交代各個角色在不同時間的不同經歷和她們瞬息萬變的心理活動。這種時空交錯、碎片式的敘述方式正是后現代主義文學的特色之一，它既巧妙也別具一格，給讀者帶來了新鮮的閱讀體驗。但這對電影敘事則構成不小的挑戰。這樣在不同角色不同故事線間的自由轉換，處理不當的話，很有可能讓觀眾覺得不知所云，失去繼續往下看的興趣。在《時時刻刻》的開場幾分鐘，影片導演非常聰明地抓住了三個角色間的共同點，譬如她們躺在床上的睡姿、醒來后迷茫的表情、洗臉時在鏡前的審度、室內鮮花的擺放等等，運用平行蒙太奇的剪輯手法和流暢如水的背景配樂，成功地解決了時空轉換的問題，并把三個角色的大概背景向觀眾交代清楚。影片畫面的色彩配合與適時出現的電影配樂，都有助于消除時空的巨大差異，使電影的鏡頭剪輯顯得連貫自然。僅這點來說，電影甚至超越了原著本身。

文學創作的繁榮無疑為電影提供了一個龐大的資源寶庫，匯集了古今中外各位名家的創作精華。電影作為20世紀新興的藝術形式，不僅能夠把文學作為現成的資源，也能夠從文學創作中獲得不少拍攝方式的啟發。相應地，優秀的電影改編能夠將“曲高和寡”的文學所希望傳達的思想和理念，用更為直接的方式傳遞給觀眾，反過來也能提高文學的關注度，促進文學價值的傳播。兩者相輔相成、交相輝映，共同服務于人類的精神文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