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廂記語言詩意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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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實甫的《西廂記》，與曹雪芹的《紅樓夢》有著同樣崇高的地位，二者并列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兩座高峰，被譽為中國古典文藝的雙璧。作為中國戲劇史上的一座豐碑，《西廂記》代表著我國戲劇的最高水平，賈仲明稱其為“新雜劇，舊傳奇，唯之天下奪魁”；金圣嘆更說它是“天造地設的妙文”，認為“它不是何人做得出來，是他天地直會自己劈空結撰而出”。作為一部相當出色的戲劇，《西廂記》不僅是緣于它前無古人地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這一超前進步的愛情新主張，更是因為其富有濃郁抒情性、以秀麗華美著稱的曲詞，讓人讀來滿口生香，回味悠長。作者或化用前人詩詞佳句入曲，意境優(yōu)美，詞意細婉纏綿；或融情入景，營造飽含詩情畫意的場景，使境界盡善盡美，烘托劇中人物的內心活動和感情狀態(tài)，景物描寫貼切自然。朱權說王實甫的詞“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若玉環(huán)之出浴華清，綠珠之采蓮洛浦”，極言稱贊王實甫的曲詞有著詩一般的語言和意境，形成了優(yōu)美的“花間美人”的藝術風格。可以說，作者以高超的語言描寫藝術，給人們帶來一場感觀與心理的盛宴，對后世文學的發(fā)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一詩性的語言藝術，塑造鮮明的人物形象

人物的語言是文藝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在進行人物的描寫時，要盡量“語求肖似”，隨口而出，說一人像一人，力求個性化又不失于通俗。一部成功的作品只有使用真實的、符合人物個性的語言，才能使劇中人物顯得親切而熟悉，才能和讀者有活生生的交流，才能使作品富有生機和鮮活的氣息。王實甫極長于以詩化的語言塑造富有個性的人物形象，在《西廂記》中，無論是角色語言還是記述性的語言，不論是唱詞還是賓白，他都非常注意區(qū)分各個人物獨特的身份、經歷以及社會地位，常常讓他的人物自然而然地說話，使人物在一定的時間和場所用一種適合他們性格的語言方式來表達。例如：張生和崔鶯鶯雖然都是飽讀詩書之人，又同樣出身于名門，對愛情充滿自由的向往，但兩人的個性有異，語言風格也就相差甚遠。張生的語言顯出直率單純又躊躇滿志，一種大丈夫的豪邁氣概融于其中。比如張生與鶯鶯初見于普救寺的時候，張生聽到老婦人說只要有退兵之人，就將小姐嫁與他時，馬上自告奮勇地說：“既是恁的，休嚇了我渾家，俺自有退兵之策”，顯現(xiàn)出其天真熱情的性情；而與鶯鶯于長亭離別之時，張生又言：“小生這一去白奪得一個狀元……金榜無名誓不歸”，表現(xiàn)出躊躇滿志的大丈夫豪氣。崔鶯鶯則不論是焚香拜月之時，還是生死離別之際的依戀期盼，都顯得華麗卻不失婉約，含蓄又深情款款，相國小姐的尊貴與閨中少女的羞澀之態(tài)盡顯紙上。如鶯鶯在春日思念張生之時，唱詞可謂精美絕倫：“落紅成陣，風飄萬點正愁人……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可以說，《西廂記》一直被視為文采派的典型代表，被譽為花間美人，其主要原因就體現(xiàn)在鶯鶯華美的唱詞之中，她的語言就如她姣好的容顏一樣，典雅華麗，委婉含蓄，美輪美奐；而劇中的紅娘活潑率直，敢說敢講，重情重意，遇老夫人賴婚之事，慷慨陳詞，無畏無懼。關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西廂記》第一本第一折中，王實甫以壯觀而又凝練的筆法寫出了癡情人張生的形象。曲詞中首先描寫了黃河“雪浪拍長空，天際秋云卷；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的九曲風濤，語言精雅，以氣象取勝，寥寥數(shù)筆就勾畫出險壯的天塹奇景，由此烘托了浪跡江湖的才子———張生的胸襟。大志未成的他在風高浪急的秋日，在能使歸舟似弩箭乍離弦的黃河岸邊，感慨自己“萬金寶劍藏秋水，滿馬春愁壓繡鞍”，顯然一個躊躇滿志卻又壯志難酬的英俊男兒形象。而對于劇中另一主人翁———崔鶯鶯的形象塑造上，作者同樣也沒有直寫崔鶯鶯的美貌，而是通過張生之眼之口極言了她的絕世容顏：“顛不剌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的寵兒罕曾見”“，解舞腰肢嬌又軟，千般裊娜，萬般旖旎，似垂柳晚風前”，“你道是河中開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觀音現(xiàn)”，并直呼“我死也”。口語化的語言生動活潑，比喻優(yōu)美動人，表現(xiàn)出歡快、風趣的情調和強烈的抒情性。作者更是通過曲折回環(huán)的描法，使語言具備了啟迪暗示的作用。“嬌羞花解語，溫柔玉有香”，這是張生對崔鶯鶯的感覺，比之任何具體描述都要豐富得多，既不顯得過于直白，又引導讀者用自己的想象和思維來豐富所描寫的對象，使得作品留有充分的想象空間。王實甫充分利用人物的主觀感受，用通曉流暢、雋秀精妙的詩化語言塑造了一個個肌膚豐滿、個性鮮明、氣韻生動的人物形象，贊美了人類最真摯高尚的情感，交織著濃郁的詩情畫意，使描繪的場面有聲有色，不僅如畫，更是如現(xiàn)如見，使劇本不再是平面的東西，而具有了動人的立體美感，整部戲劇文采飛揚、詩性勃發(fā)，文辭典雅華麗，讀來但覺心中馥郁芬芳。

二詩意與描摹相生，造就詩情畫意的情境

戲劇藝術和文學是緊密相關的，一個成功的劇本需具備兩個條件，即劇本表達詩意的程度和劇本適于演出的程度。適于演出的劇本不一定有詩意，富于詩意的劇本不一定適于演出，只有二者的完美結合才能造就偉大的劇本。王實甫的諸多劇作正是此類劇本的典范，他的劇作可以說既是紙上的詩，也是舞臺上演員口中的詩，更是生活和人物性格本身活生生的詩，他在作品中所運用的文筆，可以說是中國古典詩詞美的集大成者。《西廂記》的創(chuàng)造性就表現(xiàn)在它吸收了詩的特性，它不隱晦，語義充分，除了表現(xiàn)明確描述的物象之外，還隱藏著深層和多層的蘊涵，包含了多種審美信息，在描摹中注重創(chuàng)造意象。在《西廂記》中，王實甫采用描摹意象、創(chuàng)造境界的方法，充分調動了擅長抒情的曲詞，繼承中國古典詩詞情景交融的傳統(tǒng)，于具有詩意的境界中表現(xiàn)人物的內心活動和情感變化，把崔張之間難以言喻的情愫暗示給我們，讓我們從詩的意境中感覺到：這正是《西廂記》最擅長的。王實甫能夠駕馭各種色調，豪放的、婉約的、本色的、華美的語言來寫情達意，使劇中人習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無旁溢，語無外假。其語言更是富有生發(fā)性，狀難描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具有濃郁的詩意美。比如在第一本第三折中，王實甫用“玉宇無塵，銀河瀉影，月色橫空，花陰滿庭”這樣精致的幾筆把原本有些凄清冷意的景物點染勾勒成一幅夜空澄澈、月色如水、星漢燦爛的秋日靜夜景色，氣氛寧靜幽寂，以靜寂之境來烘托張生偷看崔鶯鶯焚香拜月的屏聲靜氣的情懷，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張生那時的謹慎警醒之意，他惟恐被鶯鶯發(fā)現(xiàn)。在張生的眼里，焚香之氣已經和鶯鶯的呼吸無法分辨，這都表現(xiàn)了張生對鶯鶯的極端愛慕之情。而當鶯鶯于幽靜月夜之下長嘆自己人面桃花、幽鎖深閨荒度人生最美時節(jié)，無人可傾訴衷腸時，張生則在花園高墻那頭試吟一詩看其反應：“月色溶溶夜，花陰寂寂春。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崔鶯鶯聽到，芳心一動，隨即依韻而作一首回應：“蘭閨久寂寞，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嘆人。”靜夜中兩人一對一和清朗婉轉，和幽靜的氛圍和諧地融為一體，絲毫不給人以造作之感，兩首清新雅致的詩委婉含蓄地傳情達意，顯出一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中國式古典美，溫婉含蓄的語言也更符合中國人的審美心理，詩的語言所建構的詩的意境給讀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與再創(chuàng)造空間，情與景極好地交融在一起。在這里，作者本可以使用平鋪直敘的手法，但他卻于聲、色、香、味之中，把人物的內心情感物化為形象可感之物。而第二本第一折的（混江龍）“落花成陣，風飄萬點正愁人……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王實甫在這支曲子中，寫了崔鶯鶯見了張生之后的百般情思，春天的景物在她眼里都同她思念張生的心情聯(lián)系了起來，正是借景抒情，情景交輝，曲詞的華美正適合描寫人物性格的需要。最后四句具有傳統(tǒng)婉約情詞的色調，婉約含蓄中包含著強烈的情感，用這樣的曲文來形容相府閨秀的情思是十分貼切的。

中國詩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是強調“詩言志”，而戲曲代言體“劇詩”更講究情真意切，正如明代何良俊所言：“《西廂記》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始終不出一個情字。”劇中的曲詞，抒情性強烈，明顯偏向于華美，形成一種詩劇的風格。許多曲詞廣泛融合唐詩宋詞的佳句名段，使意境有詩畫相生的美感，并擅用駢儷句子，以高度的語言技巧形成濃郁的抒情氣氛，如“東風搖曳垂楊線，游絲牽惹桃花片，珠簾掩映芙蓉面”；又或純用排比句，“莫不是步搖得寶髻玲瓏？莫不是裙拖得環(huán)佩叮咚？莫不是……”此段運用詩與長短句一連寫了八個排比，才結束在“原來是近西廂理結絲桐”，給人以重章疊句的神韻美，也給人以半遮面的發(fā)現(xiàn)美。可以說，全劇的每一首曲詞都流溢著古典詩歌美的旋律。王實甫的匠心獨具，使劇詩神形兼?zhèn)洌x形得似，虛寫中帶實，給讀者美妙的回味和聯(lián)想，劇作的意境也由此而虛實相生，情景交融，在充滿詩意的描寫中給讀者帶來豐富多彩的審美感受。比如《西廂記》中被贊揚備至的“長亭送別”的曲文更是一氣呵成的組詩，“碧云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這一段是從范仲淹的《蘇幕遮》演化而來的，作者采用了和人物的心情相合的深秋黃昏的景物描寫，以尋常之景、尋常之物，由遠及近，由上至下，由耳至眼，在豐富的色彩變換和空間轉換中，渲染出一個寂寥瑟然、充滿離愁的境界，恰到好處地烘托出封建時代貴族少女鶯鶯的凄涼心境，使人讀來恍若感同身受，秋景之美與主人公的點點離愁都如現(xiàn)眼前，被譽為書寫離愁別恨的絕唱。

湯顯祖說：“填詞皆尚真色。”祁彪佳言：“詞之能動人者，惟在真切。”作者的藝術風格與作者駕馭語言的能力和特點是緊密相聯(lián)的，運用什么樣的語言就會有什么樣的藝術風格，而劇本也是如此。王實甫這位風格卓然的語言大師，在人生失意之際，將胸中許多欲吐而不敢吐之物、欲語而莫可告語之處，一朝觸發(fā)，勢不能遏，于落筆之處都為真心性、真感情，這種刻骨銘心、至真至誠的怨情之情、不平之氣，正是推動作品進入化境的巨大動力，其劇作文采粲然、語言生動，字里行間充溢著濃郁的詩意美。有人說，元雜劇是一種憤怒的藝術，王實甫、關漢卿等一批劇作家未能入仕晉身，于境況窘迫之時深入到社會底層，于瓦舍勾欄中看到了老百姓們的遭遇、覺醒與反抗，這些都使他們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所創(chuàng)作的每一部作品、每一個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西廂記》正是因為王實甫真心性、真感情自然而然的流露，劇作才能由真到美，由美及妙，真正成為天造地設、自然天成的妙文，工巧至極而不可思議，它作為一部有著獨特魅力的詩劇，其作品本身透露著作者的情感生活的自然流露，始終和作者的情感相融合，它的語言并不講究模仿外物的逼真性，而是注重人物內心活動自然性與自由性的契合，摹寫胸中的感想與時代的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杰之氣時時流露于其間。同時，因為元雜劇的曲和詩詞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詞為詩余，曲為詞余”，曲是詩詞為了適應擴大情感表現(xiàn)內容的要求，側重作品的表現(xiàn)性和抒情性發(fā)展而來的，因此，《西廂記》的曲詞充滿了濃郁的抒情性和斑斕的色調，其詩情畫意溢于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