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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運用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解讀美國作家約瑟夫·海勒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條軍規》，揭示狂歡化理論在此小說中的異化現象，并分析這種異化產生的深層原因。
美國當代作家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是“黑色幽默”流派的奠基之作。海勒懷著一種深刻厭惡以至絕望的情緒，借戰爭這個極端混亂的舞臺，用詼諧幽默的筆法，寫出了荒誕社會中的荒誕人生。
中國讀者對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并不陌生，評論界對此小說的評論也層出不窮。但縱觀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此小說的評論，關注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小說黑色幽默的藝術手法、反英雄人物和荒誕主題。本文將從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人手，對《第二十二條軍規》做出新的思考和評價。
我們知道，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是在探討法國作家拉伯雷和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時提出的，但其影響早已超越了國界，對歐美和亞洲國家的文學文化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在移植到美國后現代文學的過程中，它已不再是原來巴赫金意義上的狂歡化理論，它披著狂歡化的外衣，表現的實質是外衣下的低泣。這是筆者在讀海勒《第二十二條軍規》后的感悟。
一、戴著狂歡的面具舞蹈
首先，在人物刻畫上的狂歡化色彩。在《第二十二條軍規》中軍事將領被刻畫成愚蠢的庸才，他們無所事事，任意妄為;經營跨國公司的經濟巨頭被描繪成市儈小人，他們利欲熏心，喪盡天良，卻還偽裝成道貌岸然的“仁者”。如德里德爾將軍和佩克姆將軍為了帳篷的朝向而鬧上軍事法庭;卡思卡特上校為拍出高清晰度的照片而派士兵去轟炸一個沒有設防的村莊;沙伊斯科普夫少尉這樣一個戰爭的領導者卻從未上過戰場，他被奉為“軍事天才”，加官晉爵，只因為他在閱兵中使士兵的步伐整齊劃一;米洛由一個伙食管理員變為跨國公司的頭號人物:他長著“一張剛正不阿的臉，一張正直的臉”，表現出總是為別人的利益著想的“仁慈”形象。但在他的心目中，賺錢是唯一的目的，利潤高于一切。他利用職務之便，駕著美軍的飛機在世界各地投機倒賣，把飛機急救箱中的嗎啡轉手到黑市上倒賣，把脫不了手的棉花在外面裹一層巧克力變為“巧克力棉花糖”賣給食堂。最令人發指的是:他與美國訂立合同轟炸德軍橋梁，同時又與德軍訂立合同轟炸美軍飛機，雙方血肉橫飛，他從中得利，飛黃騰達。
作者將這些代表著美國統治階級的軍隊將領和經濟巨頭們光鮮外表剝落，讓他們赤條條地顯示出自己卑劣下作的世俗原形。這種貶低化的處理方式與狂歡節的打破等級，顛覆性特征吻合。
其次，人物命運所帶有的狂歡化色彩。巴赫金指出，“狂歡節轉為文學的語言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狂歡化。}"CUcrms，當狂歡節中非常重要的儀式之一—“加冕—脫冕”儀式轉化到文學作品中時，他就用來表現人物命運的急劇變化，體現出事物的相對性特征。狂歡化文學中特有的“加冕—脫冕”結構，在《第二十二條軍規》中也能找到。如約塞連，他一會是英勇善戰的“英雄”，一會又是逃避戰爭的“瘋子”，又被卡思卡特之流冠以“英雄”的名號遣派回國，最后飛往瑞典成為別人心中的“逃兵”。最典型的莫過于丹尼卡醫生的命運變幻:他一生只關心兩件事:性命和發財。作為醫生，死亡的威脅對他并沒有那么大，但是自從人伍后他的財路就被斬斷了。他讓飛行員麥克沃特在飛行日志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冒領飛行津貼。但不久，麥克沃特的飛機墜毀了，丹尼卡醫生的名字在犧牲的機組人員之中，他成了人們避之不及的活死人。他得不到軍響，只好靠陶塞軍士和約塞連的接濟度日。卡思卡特上校更是揚言如果他膽敢在大部隊露面的話，就要當場將他火化。丹尼卡醫生此時不僅性命受到威脅，因為他已是名義上的死人;發財更是遙不可及的夢，因為他連吃飯都成間題。更讓他傷心的是他的妻子得到撫恤金后并不那么在乎他的死活而是享受著財富帶給她的幸福。一瞬間他的生命，金錢，家庭都沒了。
再次，語言的狂歡化色彩。從小說標題來看“第二十二條軍規”，既然是軍規，應該是一個很嚴肅的話題，作為軍官或者將士的話語也應該具有相當的嚴肅性。但是整部小說的話語卻充滿了悖論，嘲諷，且口語化，粗俗化的色彩很濃，這就從語言上消解了官方文化。這和狂歡節上語言的粗鄙、口語化、方言化有一定的相似性。如“狗雜種”、“他媽的”、“臭裱子”之類的低俗語言隨處可見。這里沒有軍隊的嚴肅，有的只是以夸張的語言和荒誕的行為來對嚴肅理性的消解。如約塞連，這位被授予獎章并提升為中尉的軍人，本該遵守軍規，為了祖國而英勇戰斗，但我們看看約塞連的表現:當他了解“第二十二條軍規”的實質后，他說“它訂得真是簡單明了至極”，“各部分配合得好極了”，“還具有橢圓形的精確”。之后他不僅想盡種種辦法逃避戰爭，而且還“大逆不道”地說:“我抬頭一看，就只看人們拼命撈錢。我看不見上帝，看不見圣人，也看不見天使。我只看見人們利用每一種正直的沖動，利用每一出人類的悲劇，拼命撈錢。;[2](P534)當他目睹了斯諾登的死之后，他頓時醒悟“我一直在為我的祖國而戰……國家現在沒危險了，而我個人卻面臨著危險，所以現在我要為拯救自己而戰。;[2](P535)這些狂歡式的語言，流露出顛覆官方話語、追求一種自由平等的逆反意識，又加之以嬉笑怒罵的形式，營造出一種狂歡的氣氛。
最后，狂歡式的笑其形式在小說中的體現。狂歡節的氣氛離不開笑，“這種笑是雙重性的:既是歡樂的、興奮的，同時也是譏笑的、冷嘲熱諷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這就是狂歡式的笑。;[3](P14’在《第二十二條軍規》中不乏“笑”的場面:約塞連在接受勛章的時候，他竟然一絲不掛地站在隊伍里。發獎儀式是嚴肅、隆重的場合，而約塞連居然赤身裸體領獎，分明是放蕩不羈的裹讀、輕蔑和反抗。再看約塞連的“怪異行為”:他裝病逃進醫院，他在食物里放肥皂水造成集體腹瀉，他懷疑每個人都想害死他，他背著槍倒著走路……這種種讓人發笑的場面，不僅表達了對官方專制文化的反抗，也表達出對自由民主的向往。
以上的分析中，我們看到了作品所帶有的狂歡化色彩，但是我們看到的也僅僅是狂歡化的形式:作品中雖不乏對崇高、神圣、理性、權威的貶低嘲諷，不乏詼諧幽默的笑，不乏人物命運的沉浮變幻，但這種嘲諷和笑卻并不明快，只是人面對荒誕社會時無力的絕望的含淚的笑，不具有更新和創造的狂歡精神和狂歡力量。小人物的命運沉浮也不具有“加冕—脫冕”儀式所體現的更替精神，他們只是一群受“二十二條軍規”所代表的無形社會力量玩弄的“玩偶”。
二、摘下狂歡的面具低泣
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源于中世紀歐洲的狂歡節，它更強調的是一種群體的狂歡自由。通過極度狂變形戲仿的身體語言釋放著一種生命的能量，從而顛覆傳統的等級制度，重建對自身和他人的認識。這種狂歡的力量是強大的，足以制約官方話語權的過度膨脹。狂歡精神的核心是“交替與變更的精神，死亡與新生的精神，摧毀一切和更新一切的精神。}}C1]<Pm8>這種狂歡化精神、狂歡力量在《第二十二條軍規》中悄然異變。在《第二十二條軍規》中看不到一種全民參與的廣場式狂歡，看不到人與人之間新的關系建構，對官方話語主動并以有力的挑戰、解構和顛覆的程度也很有限。
這里有的，確卻地說，只是一個人的狂歡，它不再是一種民間文化對官方文化的反抗，而是官方話語及被其控制了思想的大眾對殘存反抗勢力的侵蝕。約塞連通過放肆的語言、荒誕的行為獲得了狂歡式的世界感受，但其狂歡的背后卻是深深的苦澀、悲哀甚至是絕望。
在巴赫金看來，“一種是常規的、十分嚴肅而緊整眉頭的生活，服從于嚴格的等級秩序的生活，充滿了恐懼、教條、崇敬、虔誠的生活;另一種是狂歡廣場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滿了兩重性的笑，充滿了不敬和狠裹，充滿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隨意不拘的交往。這兩種生活都得到了認可，但互相之間有嚴格的時間界限。;[1](P184)在《第二十二條軍規》中:作者首先就給小說安插了一個戰爭的背景，“二戰”本來就是一個陰云密布的時期，在皮亞諾薩島上執行飛行任務的日子更是充滿了恐懼、死亡，讓人聯想到巴赫金語境中的那個黑暗而嚴肅的歐洲中世紀。穿插在其間，類似于巴赫金的“第二種生活”應該算是執行完飛行任務和下次飛行任務之間在羅馬妓院度假的生活。在這里，可以暫放下執行飛行任務時的恐懼感，找到自己還是活著的氣息。約塞連在妓院里通過肉體上的放縱，以肉體最真實的感覺來告慰孤獨而悲哀的靈魂。作品用一種蒙太奇的電影鏡頭，在皮亞諾薩島和羅馬城之間切換。但是約塞連的狂歡缺少了狂歡的力量，并沒有體現一種更新和創造的精神，和他人之間的關系也沒有得到重新的建構。無論是在第一個世界里，還是在第二個世界里，他自始至終都是孤獨的。
在第一個世界里，他是孤獨的。他清醒地看穿了“第二十二條軍規”的實質—不過是用來維護“沙伊斯科普夫、佩克姆、科恩和卡思卡特之流”的工具，在這里沒有所謂的正義，只有對利益的追逐。因此他竭盡全力地保全自己，不至于稀里糊涂地送了命:他以各種理由住進醫院以求在醫院里度過戰爭的余下歲月;為了不去博洛尼亞執行飛行任務，他深夜起來偷偷地移動轟炸線，在食物里面摻人肥皂水造成集體腹瀉;他赤身裸體活動于營房四周，更一絲不掛去領獎。但是他卻被那些沒有認識到自己悲慘命運，沉淪于“第二十二條軍規”淫威中的渾渾噩噩之輩稱作“瘋子”。
在第二個世界里，他依然是孤獨的。在羅馬妓院的日子可以讓他暫時放開死亡的恐懼，但是他和妓女一起放縱的生活并不是一種狂歡式的過程，他只是以這種肉體的縱欲擺脫一種孤獨恐懼的情緒。當約塞連向他喜歡的妓女提出結婚時，妓女說他瘋了，竟然想和她結婚。因為在這樣的地方不會有真正的愛情，除了性欲，他們兩個不可能真正的結合。小說最后約塞連乘飛機開小差到瑞典，瑞典也體現了作者的一種文化烏托邦思想，和巴赫金的“第二種生活”帶有的烏托邦性質一樣。但是我們看到的是，即便是約塞連逃到了瑞典，他也沒有對現實作出什么更新和創新。對于約塞連來說，他最好的選擇就是逃避，因為他無力改變荒誕的社會。所以說他依然是孤獨的，有狂歡化的外衣，卻沒有狂歡化的力量。
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體現了一種高度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內核，而《第二十二條軍規》中的狂歡則是在象征著統治階級無處不在、無所不在的權力的“第二十二條軍規”的鉗制下一種孤獨，悲哀，恐懼，以至絕望的體現。
三、異化的原因
狂歡節源于歐洲中世紀時期，它體現的是一種民主自由的精神，在笑聲中顛覆一切專制、絕對權威和絕對真理。歐美一向有狂歡節的傳統，在美國本土更是有著幽默的文化淵源，從歐亨利到馬克吐溫，無不用一種喜劇性的笑顛覆嘲解專制和落后傳統文化。但是到了海勒，情況卻發生了異化:雖然《第二十二條軍規》中依然有著喜劇性的笑，但喜劇因素卻掩蓋不了作品中濃厚的悲劇色彩。這里不再是一種明快的顛覆性的笑，這是一種自我嘲解，面對荒誕世界時無能為力發出的一種絕望的、含淚的笑，所以這種笑也被人們稱為“絞刑架下的笑”。形成這種異化和美國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法國存在主義哲學思潮的影響密切相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瘋狂殘酷徹底撕下了資產階級宣揚的“自由、平等、博愛”等美麗面紗，美國對外窮兵默武，國內法西斯式麥卡錫主義盛行，這種種經歷，人們清醒的認識到現實社會中荒謬的赫然存在。在當時美國大眾心中，世界上已經不存在什么神圣的東西。加之二戰后興起的法國存在主義哲學思潮的影響，存在主義認為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痛苦的。美國的知識分子在面對如此荒誕的社會現實時，嚴肅地思考著這樣一個無從把握的現實世界人的處境，他們感受到的是深深的痛苦。然而，他們無力改變這個荒誕的局面和現實，他們也只能以幽默諷刺的笑來使自己的心靈得到一種慰藉和平衡。
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被譽為“美國六十年代史詩”，不可能不帶有時代的影子，帶有那種絕望無力的情緒。所以說《第二十二條軍規》中帶有了狂歡化的形式，但缺少狂歡化的精神和力量這是不無緣由的。
總之，《第二十二條軍規》是一部諷刺性極強的小說，展現了荒誕的美國現實，抨擊了官僚機構的荒誕、瘋狂和不可理喻。作者采用了寓悲與喜的新手法，用喜劇的笑來表現悲劇的悲，使其作品披上了一層狂歡化的外衣，但實質卻是絕望的低泣。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