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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18日開始，一直持續到7月30日，我們一共聯系了90家基金會，其中未做抗震救災事情的組織38家，其中除了1家之外，我們不再進行下一步聯系。因此而剩下63家組織（含1家未做抗震救災事情的組織）。這63家組織中，全部至少有其訪談、訪談拒絕或網站信息，其中28家有全部信息。具體情形為：
**直接拒絕我們訪談的組織有11家，委婉拒絕的組織有19家。但我們記載了他們的一個拒絕的過程，并且收集了其網站信息。
**無論如何也找不到其聯系方式的有2家，但有1家我們也整理了其網站。
**正在聯系而截止到現在還未成功訪談的有3家（現在也放棄訪談），但我們也收集了其網站信息。
**最終完成全部訪談的組織28家。
其中公募基金會50家，非公募的13家；在民政部組織的基金會評估中[1]，21家未參評，4家為掛靠在其它基金會下面的基金項目，其他39家中，0a—4家；1a—3家；2a—8家；3a—7家；4a—10家；5a—6家。有2家來自于港臺，其他來自于中國大陸。這些性質不同、級別不同的組織，就為我們后面的對比提供了基礎，我們將看一下他們的差別如何。
由于參與抗震救災募捐與做事情的基金會并不多，并且由于一些基金會經常會拖上數周的時間不給你明確的答復，所以，最終調查到的組織數量并不是十分的眾多。但即使如此也能夠來看出其中的規律性結論。整個調查都是在一個由北京師范大學的碩士生與本科生組成的志愿者團隊進行的，他們都是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公益研究中心的學生或志愿者，固定人員10人。公益研究中心的老師是他們行動的指導老師。
我們首先發現的是，絕大多數組織還沒有一個基于自己的公開透明、接受社會監督與社會選擇機制的概念。募捐組織不是基于將自己的財務與運作等狀況向社會公開而由此承受監督的壓力、追求自身的努力，而代之的是另外兩種方式：第一，接受政府的監督，也就是傳統方式的監督；第二，組織內部的自以為以自覺自愿為基礎的自我約束。
但組織之間差異巨大，少數組織的優異運作使得我們看到了樂觀的前景。我們正是可以由此為基礎而建構起社會監督與社會選擇的基礎的，從而不再過于依賴政府監督。
在報告中我們會逐漸會看出，社會監督與選擇機制與政府機制是非常不同的兩種方式。在政府的監督模式下，只要社會中的募捐組織中存在著一批“渾水摸魚”者，政府就不能在對社會放心，他們不得不接手社會、強力監管；相反，在社會自我監督的模式下，只要社會中存在著一批優良運作的組織，那么不管是否存在著問題組織，都可以認為社會能夠通過自身的選擇機制而實的優良組織得以選擇、成活下來、走向成功，那些缺乏公信力的組織將被淘汰。因而，不需要政府加以全面接手。
這里的值得強調之處在于，運作良好的組織與運作不好的組織與民政部門組織進行的基金會級別評定并不完全吻合；實際上，a級評定的標準本來也不在于這里。于是出現了一個問題：如果沒有社會監督機制，那些運作良好的組織與那些運作不規范的組織，就缺少了一套新的標準加以識別。而民政部門目前所展現的評級差異，與運作公信力的差異，之間還有距離。
那些大型的具有官方背景的組織在政府嚴格監督與財務審計之下，也未必會在善款使用上出什么問題，只是他們最終更多地帶有政府的影子，而不是社會本身。這最典型地表現在，一些大型的被認為具有救災募捐合法性的組織，其在公開透明上存在很多的問題，使得我們還難以從其社會公開平臺上就看到其公信力的存在。這還只是其一，接下來的問題是，在我們主動登門尋求這些募捐組織的信息時，一些最主要的公募組織對與社會公眾的隔離與冷漠，使我們看到了這種將其“公信力”建立于官方背景上的特殊組織，是如何遠離現代公益慈善意義上的社會公信力概念的。
許多募捐組織沒有明確地向社會展示公信力的意識與做法，甚至一些最主要的募捐組織也在被動地應對外界社會的監督。他們可以將網站做成展示業績的平臺，但卻不是做成展示公信力的平臺，業績與公信力的不同還沒有深入進一些公募組織的概念中。
一些大型組織由于擁有“官方”做依靠，他們就缺乏了獲取社會公信力的內在動力。我們知道，這次救災行動中，獲得救災善款的合法募捐資格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一些擁有這一資格的組織卻不注意自己的社會合法性的建設。雖然政府將公開募捐的資格賦予他們，但是，在社會合法性這一點上，一些小型組織卻已經超出了他們。如何取得社會公眾的公信，是這些組織的一項重要任務。
由于公開透明程度不夠，真正的社會監督機制形成緩慢，外界的社會監督也不是一種現代意義上追要程序上的合理公正，而是試圖挖掘出一些有問題之處。最終容易導致社會公眾對募捐組織持有一種不健康的懷疑態度。
一批新近出現的具有很高的公信力的組織產生出來，他們中既有一些有著良久運作經驗的境外基金會，也包括國內最新出現的“草根”型的募捐組織。這些組織通過自己的公開透明的機制，展現出了組織募捐與使用善款的良好運作。但是，僅僅從做法上看，并不能得出“小的就是好的”的結論，一些最糟糕的組織很可能就是一些不正規的組織。只是我們認為，一旦社會監督機制成活，我們是可以依賴它來實現篩選與改變的。
于是看到了一個重要的結論：我們開始實行社會監督的條件已經成熟。實際上，在我們的調查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混合的結果：從擁有最前沿的社會公信力的組織，到閉門自我經營的組織，存在著整個的一個序列。而社會監督與社會選擇價值所針對的正是這樣一種狀況。
我們看到政府在善款募集與社會穩定中意欲有所作為的努力，這些努力是針對當前的公信力問題而進行的。可政府的這種做法確也存在著很高的副作用：這樣做實際上是在扼殺一種新型的社會機制，即社會監督與選擇機制。雖然政府可以同樣公開透明，但其效果卻是另一回事。
如果我們扼殺了這種機制，就又回到了政府決定誰有公信力的老軌道上去，而其長期結果則是我們在沿著已經顯示出苗頭的公益行動的公信力危機軌跡滑落下去。
一個募款組織在正常運作中遇到了外界社會的“干預”的確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另一方面，還有很多組織做得很好，他們公正、規范、廉潔、透明地做著救災募款，他們很希望社會能夠知道他們的做法。在他們心目中，自己作為一個從捐款人到幫助災民的中介分子，公信力就是他們的生命，而社會公眾對他們公信力的認知，則是他們生命成活的條件。
我們的初衷實際上就可以具體化表述為：將這些做得好的組織向社會展示出來，幫助他們，也幫助社會公眾。
貴州省修文縣扎佐鎮和平村社會調查報告
凡能通達中國古今之變者，必不輕忽中國農村和農民，也就必然認識到他們的存在對于經濟發展、政治穩定乃至華夏文明的命運氣數有著不和分割的莫大關聯。以農耕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傳統社會，為華夏文明的誕生、成長、成熟奠定了堅實的根基，使之綿延數千年。盡管時時受到或內或外的危機和挑戰，卻每每在艱難困苦中玉成。古代君王在統御天下之時，深刻認識到中國傳統社會的現實。水舟之喻，民為邦本之言，表達出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內在機理。而如此文明在近現代飽受來自海洋的西方文明沖擊，西洋人以蠻暴裹脅中國進入了世界歷史，將中國傳統從器物、制度到思想撕裂成碎片。然而在撕裂之中，謀求中國圖存富強者比比皆是。但其中唯一成功者，便是。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成功，顯然與他們對于中國社會本身的把握是分不開的，其中最主要的判斷是：中國盡管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但依然是農民占大多數的農業社會，中國改天換地的依靠力量來源于農民。時至今日，中國處于復雜而巨大的轉型之中，在這轉型之中人數眾多、地位卑微的農民何去何從就成為重大的問題。不管是政府不斷出臺數個中央一號文件以示關切，推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示決心，還是“三農”問題成為學術思想界關注的熱點之一，無不表明盡管經歷歷史滄桑，中國的問題似乎還在原地。但畢竟時代改變，古之日作夕歸的小民，在今天已經經歷現代文明的熏陶成為具有現代經濟意識、權利意識的公民。可問題又不是如此簡單，中國廣闊的區域由于各自特定環境，造就著不同農民意識。在中國某些區域的農民依舊還保留著傳統的印記。那么在中國社會現實發生迅速深刻變化的、處于內外多重、彼此交織的復雜動態關系之中，農民、農業和農村在發生著怎么樣的變化，又如何看待這樣的變化，應該如何引導這樣的變化呢？伴隨著種種的疑問，上海思博學院赴貴州志愿團學生在德育教研室陳粟老師帶領下進行了一次有益的探訪。
由于時間、人手等等限制，我們不可能對貴州各個類型的鄉村做調查，而是希望于通過對一個村莊的調查幫助同學們了解社會現實、思考社會問題，并有意識地培養起社會責任感和行動能力。之所以選擇貴州省修文縣扎佐鎮和平村，似乎是一種巧合。但細究起來，也不無緣由。貴州省是內陸山區省，山地和丘陵占了省土地總面積的92.5%。因此，很多村莊坐落于山巒之間，交通不便。而和平村卻有著比較良好的地理條件：有一條公路穿行于村中，連接著貴陽和遵義。相對于閉塞的村莊，和平村有著和外界較好的聯系通道，借此我們可以觀察外面世界對于中國西南邊陲的一個偏僻農村的影響以及它的變化。考察的重點是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社會的變遷提供一個視角，提供一個縮影。
做社會調查，從社會學角度，有種種的章法可循。但往往源于西方，固守成規，流于形式。要知道，今天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切，包括“三農”問題，尚沒有任何理論可以加以明晰地觀察和透徹地把握。面對日益在發生變化的中國社會，唯一的方式是先“懸置”任何一種理論，而讓自己帶著驚奇和探尋去接觸中國當下，加以觀察和思考。而我們進入扎佐村的方式是大學生志愿者服務，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村民對于調查的猶疑。當然由于時間的限制，我們選擇采用的調查方式是田野式訪談，選擇了和平村新任村長和主管農業的一名村委員。盡管倉促，并受到種種的限制，我們每一位調查者還是希望誠實地面對現實，認真地思考問題，進行一次真正的有效有益的自我教育。
以下便是對扎佐鎮和平村調查內容：
一、扎佐鎮和平村基本情況
和平村所屬修文縣地處黔中腹地，為貴陽市北部郊縣。總面積1075.5平方
公里，轄四鎮六鄉，217個行政村、12個居委會，人口30.8萬。修文因五百年前一代哲人王陽明龍場悟道，并創立了致良知、知行合一學說而享譽中外，被譽為王學圣地。而扎佐鎮位于貴陽市北，修文縣城東南，全鎮總面積125平方公里，轄25個行政村、2個居民社區，總人口4.8萬人。扎佐鎮是全省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鎮、全省重點建設的32個小城鎮、貴陽市規劃20萬人口規模的重要衛星城鎮。
和平村共有580戶人家，1884人，沒有少數民族居住。常年在外打工的青壯年300余人，其中流向**、**的人數較多，約180人。人均耕地占有量1.2畝。在該村修建公路以及其他建設占有了部分農田，所用耕地林地由全村村民分攤，目前人均耕地面積約為0.8畝。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約1300元。
二、農戶經濟情況
和平村幾乎沒有工業，有手工業和零售業，農業處于經濟最主要的位置。普通農戶收入來源主要是：種田、種植經濟作物、養豬和外出打工。該村主要農作物為水稻，有少量玉米、土豆、紅薯。經濟作物有150畝葡萄園。水稻年畝產約800-1200斤不等，勞動力豐富的人家投入多產量也略高一些。據當地農民講，糧食剛夠吃，有時略有結余，欠收年不能保證一年的口糧。玉米、土豆、紅薯主要做飼料用。村里發展了較大面積的葡萄園，但因為缺少技術指導以及不能及時把握市場行情等原因，取得的經濟效益不太理想。另外，村民種植各種蔬果銷往貴陽和遵義，以增加家庭收入。
農戶的第二個收入來源是養豬。在勞動力充足的情況下，該村平均每戶養2-3頭豬。勞動力稍充裕的家庭可以養4-5頭。飼料全部自給。這樣，養豬掙的錢僅夠一戶農民一年最基本的日常開銷。村里有一個比較大的屠宰場，也建有一個較大的豬肉批發市場，主要向貴陽供應豬肉。
村民最重要的經濟來源便是外出打工。和平村約有二分之一的家庭在外打工。其中還有許多未完成九年義務教育便輟學謀生的青少年，初中畢業生除了少數幾個能夠上高中的，幾乎全部在外打工。不能外出打工的青壯年多為家里老人、病人、孩子所累，或者家庭勞動力較少，但都有外出打工的愿望，因為家里的收入不能完全維持日常的開銷。如果家里有學生、有病人，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絕對不可能維持生活，農民想改變生存狀態，提高生活水平也只有外出打工。該村村民打工多在**、**，主要在建筑工地、鞋廠等勞動密集體型企業做零工。
很多農民每年除農忙春節之外基本在外地，一年收入根據外出時間長短、工種不同而不同，少則數百，多則二三千不等。當然打工也給農民帶來了很多問題：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輕夫婦把孩子留在家里，村里常年只有老人和小孩，老人的生活沒有人照料，也影響了兒童的健康成長；農民的法律意識淡漠，法律知識欠缺，在打工過程中發生意外常常得不到應有的賠償；一些家庭長期夫妻兩地分居，因此而造成的婚姻糾紛也愈來愈多。
除以上之外，和平村家庭收入有另外一個方式。由于在和平村地處遵義和貴陽之間，是交通樞紐中的一個點。因此，有少數的村民兼營煙酒的批發、摩托車汽車的維修等。這些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補貼家用。當然能經營此業的村民，大多家庭比較殷實且有一定的經濟頭腦，屬于村中較為富裕的階層。
農村家庭的支出主要是：耕種田地的生產成本、日常生活開支、教育支出以及醫療費用。其中教育支持和醫療費用由于遠遠超出了普通農民所能承受的，也是一些家庭陷入貧困狀態的原因之所在。訪談期間，村長帶我們接觸了兩家特困戶。其中一戶，由于子孫三代中有四人是小兒麻痹癥，長期臥床。治療費用耗去了這個家庭大部分收入，同時由于生病，家庭中缺乏正常的勞動力，使他們處在極端的貧困之中。一家八口人擠在約45平米低矮的平房內，屋內陳式簡陋凌亂，唯一值錢的便是一臺電視機和洗衣機。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給農村發展帶來很多不穩定因素。沒有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的農民家庭要承擔全部養老、醫療、傷殘等方面風險，脆弱得經不起一點點的意外打擊。
三、村級組織狀況
和其他任何一個農村一樣，和平村村級組織主要村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稍有差異的是：在很多農村這兩個結構往往是合二為一，但和平村由于歷史原因卻是分開的。由前任村長經鎮政府支持任村支書，而現任的村長**年1月村民選舉中剛剛當選的，兩者之間有很微妙的制衡。村委會共有五人：村長一人，主管農業、文衛、治安及計劃生育各一人；村支部也是五人：支部書記一人，宣傳、組織等工作各一人；其中有兩人同時兼任村委員和支部委員。
從2004年中國全面取消農業稅之后，很多農村組織僅僅依靠上級撥款，只能勉強村干部的開支，難以談的上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而如何獲得必要的其他方面的收入，以強化村組織的領導，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領導村民共同致富，增強整個村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變成為新時期村級組織所面臨的嚴峻課題。在這方面，和平村利用其地理環境相對優勢，積極采取了以下措施以解決這一難題。第一，通過將農村中離開土地進入城市的農民遺留土進行出租，也就是農轉非土地的出租，獲得一定的收入。此類土地一畝租借一年約100元。第二，通過出租村級組織名下的房屋以增加收入。四十平方的房屋一個月的租金大約在50-60元不等。第三，縣鎮發展經濟，征用農村土地的補貼。由于和平村處于縣鎮邊郊，這幾年地方經濟發展、城市范圍的擴展征用了大量農村的田地。對于征用的田地，政府以一定的價格按比例分配給村委會和村民。第四，和平村利用其道路交通便利，公路上客車、貨車來往頻繁特點，建造了停車場，通過向沿途停留司機收取停車費的方式，獲取收入。這四種方式，固然能夠一定程度解決村委會財政開支拮據的狀況。但環境資源限制，和平村是不可能仿效江浙一帶農村的發展模式的。
不管境遇如何艱難，村長在訪談中，還是透露出他對外面世界的羨慕，以及通過仿效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模式來謀求自身發展的迫切心態。訪談中，村長帶領我們指著百平米的停車場，意氣風發地問道：“如果這么大的場地在上海，將值多少的錢？”
由于和平村采取了多種措施，以應對農村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村級組織，特別是村委會在村民中的威信是比較高的。當然，這和新任村長為人的正直以及得到村民的信任有關。在今天，由于受到市場經濟沖擊導致村級組織的支離破碎，在這里并沒有看到。村民依然相信黨和政府的領導是他們幸福的根源，把自己所能得到哪怕一點實惠，都歸根于黨和政府。而最與他們切身相連的黨和政府的最基層的機構，莫過于是村委會和黨支部了。
四、存在問題
和平村在極其艱難的環境謀求著發展，渴求著能夠追趕外面不斷變化的世界。對他們在困難中的執著，我們肅然起敬。但對于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我們也為之深深憂慮。
1、村民較大規模的上訪。
目前上訪的主要原因是由政府征用土地產生的。據主管農業的董委員介紹，近年來，縣鎮城市建設（道路建設、商品房建設等）占據大量農田，而給予農民一次性補貼為900／畝。村民通過各種途徑了解到實際每畝買給開發商價格遠遠高于此，感覺自己受到巨大損失，于是要求提高土地的征用價格。在通過正式途徑沒有對農民損失予以賠償的情況下，農民開始采取向省級甚至中央上訪這一傳統的方式。和平村的上訪行為發生，也受到了鄰近村莊的影響。據董委員介紹，鄰近一村與和平村有著相同的問題，在向當地政府申訴無效后，當地村民集體到北京上訪，得到了相關部門的批復，使當地政府被迫將征用價格提高到2000／畝。對于集體性上訪，一直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一般而言村級組織往往是通過各種途徑對此加以制止和預防。但和平村卻有著比較曖昧的態度，甚至言談中對此表示默認和支持。也許，伴隨村民的上訪而得到問題的解決，其經濟上既利于村民，也利于村委會。
2、千畝林地使用權歸屬問題。
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和平村名下擁有一片4300畝山林，山林中成長有較高經濟價值的林木。林木的所有權屬于扎佐林場，是一個國有單位；而林地使用權一直以來屬于和平村。也就是說，和平村可以和扎佐林場分享一定比例的經營收入。但在前任村委會主任任職期間，沒有通過村民委員會，也沒有通過村民大會的許可和審批，前任村長“私自”將林地使用權轉交給了扎佐林場。對于土地緊張的貴州而言，這一片土地使用權顯然是彌足珍貴的。因此，現任村長希望能夠重新將使用權回歸村委會，但一直苦無良策。據村長介紹，他們通過上訪方式反映過問題，但沒有下文；也聯系過媒體，希望通過媒體曝光的方式來引起相關部門注意，但媒體沒有音訊；最后也寄希望于從貴陽找來的律師，通過法律的渠道解決，但律師最終沒有接受這個案子。種種曲折反映著社會復雜而微妙不同側面。
3、黨支部和村委會之間關系緊張。
黨支部和村委會關系緊張之由來，在于我們前面提到的停車場的建設和運營。停車場是在前任村長，也就是現任黨支部書記力主建造的。建筑資金一部分來自村民的集資，另一部來自銀行的貸款。本意是為村委會提供一個有效長遠收入來源。但據村長及村委員介紹，在前任村長任職期間，停車場沒有為村里提供任何收入，反而由于經營不善導致歷年虧損，村里背上銀行貸款的債務高達百萬元。而正在由于這個原因，前任村長受到了村民的普遍質疑，才導致了他的下臺，重新選舉出了今天的村長。前任村長因為鎮政府的支持，就任了村支書。當我們問及“作為新任村長，你感覺到最大的壓力是什么”的時候，村長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停車場的經營和還銀行貸款。在訪談快結束的時候，村支書不期而至。村長警覺地悄聲對我說：這些問題，你就不要再向他提問了。我突然醒悟，我們其實一不小心進入了別人的禁地。作為客觀的調查者，當于此禁足。
五、小結
在今天市場經濟大潮所到之處，每一個人都被裹脅其中，不可能獨善其外。市場經濟的法則更是滲透進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層面，在這個西部邊陲偏僻不為人注意的村落也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力。“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被激發起來，尋求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謀求著在市場中占據應有的位置，找到屬己的幸福。
但農民依然是弱勢的。面對復雜多變的市場，單個農民根本沒有抵御風險、適應市場、獲得生存的能力；面對社會種種不公，農民沒有明確的法律意識、公民權利意識去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當村落共同體的生活方式被市場經濟沖擊破碎之后，當農民離鄉離土進入城市而又難以被城市所接受之時，農民應該采取怎么樣的方式不同于以往而能更幸福地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應該成為一個極其緊迫而又重大的課題，擺在人們的面前。
借鑒以往，我們不揣鄙陋而以為：農民的組織和合作將是不二的選擇。將分散的小農組織起來，可以有效地抗擊市場經濟所可能產生的風險，可以通過集體方式更有力地表達正當的利益訴求，可以產生彼此之間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為今天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強勁的動力。而如何去組織以及以什么方式去組織，其實是因地因時而異。但我們要首先深刻認識到：盡管今天農民自身乃至所處的環境發生了巨大改變，但家庭聯產承包之后的農民在一定程度上又回歸到傳統小農自給自足的狀態中去。農民是沒法代表自身、維護自身的，這就需要從農民長期根本的利益出發，通過黨政現有的強大力量積極幫助農民走上自我代表、自我維護、自我管理——一句話，也就是村民自治——道路上去。作為學術界思想界，當效仿并鑒戒梁漱溟先生早年的鄉村建設運動，關注中國最廣大的農村，關切中國最眾多的農民，并通過身體力行投身于新農村的建設當中去。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是一條艱難而漫長的改革之路。
我們的民族正進行著“千年未有之變”，如果我們對它缺乏必要理解和精神準備，那么由此可能帶來的混亂、動蕩隨時都可能出現。這要求我們大學生必須關注我們民族的進程，樹立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關心社會、關切民生，通過社會實踐等各種途徑去參與到建構一個人人得其所的富足而正義的社會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