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遷文化寓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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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文化的時間意義及其時態特征，是我們理解文化多樣化發展的關鍵——此處的時間當然是一種反映人類實踐活動質向意義的歷史時間。文化無論作為實物形態還是作為觀念形態都是人類社會的寫照。作為人化世界的實物形態，文化不過是凝固的歷史或歷史時間的結晶體，任何打上人類活動烙印的器物都無聲地傾訴著關于歷史年輪的記憶，那用于結繩記事的“網結”和儲存信息的“芯片”更多地是給予我們有關歷史節奏和進程的思索。作為觀念形態，文化則是人類活動的一種潛在的時空領域，它所賦予的乃是人類行動的能力。

關鍵詞：文化；社會結構變遷

美國學者洛夫喬伊(A.O.Lovejoy)曾經說過：“舞臺布景(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確實改變了，演員們也在改變他們的服飾和外表；但他們的內心活動卻都是源于人類相同的欲望和熱情，并在王國和人的無窮變化中產生其影響。”［1］(P40)我認為這一象征性言論頗有寓意，如果以“人的活動”[1]類比社會結構，而以“舞臺布景”、演員們的“服飾和外表”類比人類的文化現象，那么其中的確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著社會結構變遷與文化多樣化發展的關系。洛夫喬伊提到的“不同時間地點”則是幾個值得注意的關鍵性字眼。那末，社會結構變遷與文化多樣化發展到底有什么關系呢？

一、人類文化創造活動與特定的社會歷史境遇

文化是一種人類現象，使人與禽獸區別開來。文化既具有歷史的時代性，又具有共時的區域性，即民族性——不同地域、不同國度人們創制的文化千差萬別。克利福德·格爾茲認為，人類的“信仰和價值觀、習俗和制度”在不同的“歷史和地區”存在著“廣泛巨大的差異”［1］(P41)。人類文化創造活動離不開特定的歷史境遇，唯其如此，每一民族或國家的文化都難免打上了該民族或國家發展的社會歷史烙印。中國文化發展正是它的社會歷史境遇的生動寫照。中國傳統文化在一個半封閉的北溫帶塊狀大陸得以滋生發展，其物質生產方式的主體是農業自然經濟，社會組織以宗法制度和專制政體為基本形態，而周邊則為后進民族所環繞。這樣一種特定的生態環境，使中國文化形成富于特色和性格。從春秋戰國至晚清，中國文化發展先后歷經了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與元典創制”、魏晉至唐中葉的“胡漢與中印文化融合”和唐中葉至宋末的“雄闊到精致”三次比較大的文化轉折。這種特定的社會歷史境遇的文化創造活動造成了中國文化的人文傳統、倫理中心、尊君重民、中庸協和、延綿韌性等一些基本特質［2］(P16-19)。

同時，人類文化創造往往是由有限的群體或個體具體的歷史活動表現出來的，這也是我們認識文化多樣性的一個線索。黑格爾在其《精神現象學》一書中曾經闡述了人類個體與整體的一致性問題。他說：“純粹的行動本質上就是特定的個體的行動，而這種個體的行動本質上又同樣是一個現實或一個事情。反過來說，現實本質上只是個體的行動和行動一般；并且個體的行動同時也僅只是行動一般；因而它同樣也是現實。”［3］(P275)皮亞杰則從另一個方面以實證的方式詮釋著黑格爾過于晦澀的論斷，他在其《發生認識論原理》一書中指出，通過對兒童思維發展過程的考察可以推斷整個人類思維的發展的一般規律。在該書中，皮亞杰詳細地說明了他是如何觀察兒童的思維形成、發展的每一個細節，并通過仔細研究解釋了反映在其中的每一個細微的變化與人類思維發展鏈條的聯系。在這種交往條件普遍地受到限制的環境下，個人、族群和國家的文化創造活動在整個文化發展中的作用顯得格外重要，歷史似乎總是向我們暗示，文化在人類過去的發展常常有這樣的情形，一個偉大的人物的出現標志著一個嶄新時代的開端。當拿破侖在黑格爾眼中成為“馬背上的世界精神”時，我常常困惑于究竟拿破侖是“玩偶”還是“英雄”。然而，畢竟在古代社會，文明的發展表現為各個民族在相對封閉的條件下進行本民族的文化創造。盡管如此，人類歷史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卻依然具有許多相同的內容，如發展的進程，內部的、有限的交往形式(戰爭或分工)，而“0”這一符號則為巴比倫文化、印度文化及瑪耶(Maya)文化各處獨立發明。“世界上的原始文化”則以“通過血緣關系聚集在一起的部落社會”、“缺少書寫知識”、“周而復始的農業宗教、圖騰崇拜和異族婚姻”等表現出“許多相同的特點”［4］(P39)。即便在一些相對微觀的方面，人們在獨立地從事科學文化的活動中也常常出現一些巧合：比如牛頓與萊布尼茨同時創立了微積分；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圣西門、馬克斯·韋伯和馬克思不約而同地關注著社會歷史轉變問題[2]。

二、社會結構變遷必然地表現為文化多樣化發展

由于一方面任何人類歷史都發端于最初的“四個因素”或“四個方面”［5］(P81)，任何不同民族國家形式下千差萬別的具體社會形態都有經濟、文化、政治三個萬變不離其宗的基本構項；另一方面社會又是同現實的人的歷史性活動相聯系并隨著人類實踐活動而不斷地發展變化著。社會結構這種變與不變對立統一的雙重屬性規定著人類實踐活動的總體性意義，規定著總體性實踐必然要展開為具體的、有限的活動內容。人類總體性實踐反映著具體實踐活動的趨勢和方向，貫穿于具體實踐活動的過程，體現著具體實踐活動的意義。從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已經證明，在社會結構變遷的歷史過程中，處于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人類文化也呈現著不同的文化發展形態。根據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關于人類歷史和未來的卓越研究，人類社會在前兩次巨大的變革浪潮中分別產生了“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兩種不同的社會結構，與之相對應是人類文化經歷了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兩種不同的文化形態，阿爾溫·托夫勒曾把這種變革合理地理解為“新舊文明的戰爭”；而在目前人類社會正經歷著的第三次浪潮巨大變革中，一個最為顯著的特征是伴隨著技術革命的同時舊的文明體系正在發生著分崩離析的變遷。但是，這種從歷史發展縱向中反映出來的文化變遷現象如何展現為歷史橫斷面上的文化多樣化發展狀態呢？這是因為：“社會歷史領域的規律就是指社會歷史的一種整體化運動”［6］(P437)，而“每一特殊就是整體本身”，歷史的發展就是“一種整體化運動”。［7］(P223)從而，歷史發展的意義便在于以多向度地把握總體實踐（或歷史進程）的方式能動地作用于具體的實踐活動（階段性進展）。于是，歷史發展這種狀態，使得不同民族的發展一方面在相同的紀元年代處于不同的歷史時間坐標上，另一方面在相同的歷史時間坐標上卻處于不同的實踐形式下[3]。由于世界諸民族或國家歷史發展節奏不同步或歷史活動方式的多樣性導致同一紀元年代社會結構的差異性，在同一紀元年代出現了歷史時間的不同序列并存的現象，因而必然地產生文化多樣化并存的局面。從而呈現出費希特所謂人類“在共同前進的道路上一個民族必須等待別的民族”、“一個地區必須等待別的地區”［8］(P171)那種文明不同步發展引起的民族文化多樣性存在狀態。

三、文化多樣化發展在不同社會結構中的命運

文化的時間意義及其時態特征，是我們理解文化多樣化發展的關鍵——此處的時間當然是一種反映人類實踐活動質向意義的歷史時間。文化的時間特質滲透于社會結構，在社會結構的縫隙間游蕩。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正是通過對當時德國社會生活的“文化世界”的批判性分析，逐步揭示出隱藏于象征背后的社會結構。從那里，社會結構不便不再是純粹的“物”，意義也不再是或者絕對主義或者相對主義的虛無縹緲的東西。筆者透過對文化的思考，深感文化就是社會的鏡像，因為文化無論作為實物形態還是作為觀念形態都反映著人類社會的狀況。文化作為人化世界的實物形態，不過是凝固的歷史或歷史時間的結晶體。因為在我們看來，任何一種打上人類活動烙印的器物，都無聲地傾訴著關于歷史年輪的記憶。那用于結繩記事的“網結”和儲存信息的“芯片”，或許更多地將會給予我們一些有關歷史節奏和進程的思索。而文化作為觀念形態，則是人類活動的一種潛在的時空領域，它所賦予的乃是人類行動的能力。可見，文化的多樣化發展也是與歷史時間的流變相關聯的。

文化的發展一般來說表現為“傳承”和“交流”兩種途徑。“傳承發展”的是一種“連續的累積過程”，“交流”則是一種“濡化”的過程［9］(P43，44)。前者指在保持原有體系的前提下以局部或要件、因素等變化的形式使文化系統發生不同的形變；后者指不同文化群體在接觸中發生文化擴散時所衍生的文化變遷。文化的“傳承發展是一種連續的累積過程”，而“交流”則是以“文化變遷”為特征的發展。筆者認為，前者就時間意義而言是一種橫向的時間整合，它所造成的效應是將具有同一時間意義文化要素聚合起來；后者則是一種縱向的時間流變，在“交流”中造成了新質，賦予了新的內容而使歷史時間產生綿延。事實上，文化的這種“傳承”和“交流”的發展狀態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整合過程。經過這一整合，文化的發展便呈現出一種新的時間意義和時態特征。一般來說，當“傳承”和“交流”處于一種理想的自由狀態時，那末，文化的發展便由于“時間意義”和“時態特征”的多樣性而呈現出無限豐富的樣態。然而，社會結構作為歷史時間的流變狀態，是由人類實踐活動諸因素交互作用內在地規定著的。由于人類總體實踐無限展開著的質向過程在有限的具體的局域性的實踐活動中分割為歷史時間所量度的階段，因而，文化“傳承”和“交流”發展只能在人類有限的具體的局域性實踐活動中表現出自身的時間意義和時態特征。

如何看待文化多樣化發展在不同社會結構中的命運？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解析文化交流的社會結構變遷意義。因為多樣性就意味著交流，交流是多樣性存在的前提和方式。顯然，文化多樣化發展的核心問題是文化交流。這樣，文化多樣化發展的命運便取決于社會結構。于是，問題便又歸結于表現為某種時間意義和時態特征的文化多樣化發展如何同作為共時性與歷時性相統一的社會結構發生關聯。由此看來，文化交流一方面是以“共時性”交互作用體現社會結構的質性內容，另一方面文化交流又以不斷出現新質的過程性綿延顯現出“歷時性”這一社會結構流變轉化的狀態特征。殷海光先生認為，通體社會(Gemeinschaftsociety)文化交流難根源于這種社會中行為模式固定，結構同質而不容忍異質，對文化價值的基本前提少發生疑問，堅持固定的規律和傳統，慣于以社會制裁維持倫理規范，注重地位與聲威，動輒訴諸權威和情緒；聯組社會(Gesellschaftsociety)文化交流易于發生的原因在于，這種社會價值彈性較大，傳統規范對行為的約束力較弱，富于文化適應力，社會分子與別的文化分子交往頻繁，它是時常在吸收新的文化要件的過程中而改變它自己。我認為這種看法不乏真知灼見，因為從中我們可以領悟到文化的命運與社會的命運存在著極為密切的相互關聯性。

參考文獻

［1］［美］克利福德·格爾茲.文化的解釋［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馮天瑜、楊化.中國文化發展軌跡［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M］.商務印書館，1979.

［4］［美］威廉·麥克高希.世界文明史［M］.新華出版社，2003.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6］俞吾金、陳學明.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新編[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7］［法］薩特.辯證理性批判[M].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

［8］參見［德］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商務印書館，1984.

［9］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M］.上海三聯書店，2002.

[1]“內心活動”不過是人的活動的一種，在這里有意把“內心活動”泛化為“人的活動”，是因為表現為可為經驗所觀察的行為的“人的活動”無不起源于“內心活動”(包括那些為我們的意識所未能察覺的潛意識的內心活動)。同時，人的活動反映著社會結構的性質。

[2]社會歷史轉變是社會發展問題的重要內容，西方思想社會學家對此早有關注，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關注的重點主要體現在：圣西門所關注的是西歐封建社會如何向工業社會轉變，馬克斯·韋伯關注傳統社會如何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轉變，馬克思關注人類從私有制社會如何向更高級的社會形態轉變。

[3]不同的歷史時間坐標，處在不同的社會歷史階段，比如在19世紀，歐洲許多國家已經進入工業社會，而中國還處在農業社會階段；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正處于“第三次浪潮”的變革中，而非洲許多國家還處在前工業社會。在相同的歷史時間坐標上的不同的實踐方式，比如，中國和西歐在農業社會階段時兩個不同地域的民族在社會發展方式和具體活動上的差異；這種現象也發生在歷史跨躍式發展階段，如美國由于受到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在19世紀實現了直接由奴隸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跨躍式發展，這種情形比較那些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國家在實踐方式上有許多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