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思想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文學思想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實現資源共享營造良好的教育環境

思想政治教育發展揭示了諸多教育問題。傳統教育模式單一缺乏應用資源。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思想政治教育也變得復雜起來。有效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文學教育作為輔助。通過文學蘊藏的巨大能力獲得思想政治教育資源。同樣，傳統文化教育不能滿足當代受教者的需求，需要強大的思想理論支撐文學教育，因此，思想教育與文學教育融合并實現資源共享，能有效促進文學教育發展。第一，將文學教育積極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視野，會增添教育內容的親和力及感染力，使得口頭道德逐漸變成生動的文學形象[1]。第二，通過鑒賞文學作品，能豐富思想政治教育目標，對受教者實行人格、思想、政治以及心理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講，擴大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學教育中的縱深和拓展，能有利于道德教育的滲透和覆蓋。第三，文學作品對現實生活而言是虛擬社會，對受教者有一定的參照作用，能提供獨特的社會體驗。優秀的文學作品中，人物和性格塑造始終圍繞著一種教育氛圍和學習氛圍，激發受教者的感性認知，能通過感悟和思考體會文學教育的思想內涵。文學教育的氛圍要建立在優化育人環境的基礎之上。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的意旨在于培養受教者的人文素養和人文精神。通過文學教育能使得受教者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更多的熏陶和感悟。利用文學教育積極開展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在適應文學教育的新發展方向。總之，文學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性發展能使得文學教育環境和途徑更加順暢，實現了教育效益最大化[2]。

（二）提升思想政治感染力重視文學閱讀

經典是通過積淀和時空轉換誕生的。凝聚著一代又一代的智者的明哲和智慧，具有一定的藝術魅力和思想價值。如，文化語境和歷史語境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和權威性。文學教育的根本就是以文學經典為核心，通過對經典作品的鑒賞和品讀，使得受教者獲得心靈上的震撼和感悟，在心靈的對碰中提升智慧增強情感體會[3]。由于文學作文在人文素養教育中具有一定的優勢，能夠探知人性的光輝和魅力，也能促進受教者道德情操和高尚品格的形成，促使受教者綜合全面發展。重視文學經典就是在注重自我超越，受教者能從豐富的內涵中獲得一定程度的感悟，潛移默化的實現自我修養和文學素養的提升。同時，文學經典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能使得受教者心靈與作者心靈實踐激情的對碰和交流，喚醒受教者的追求和渴望。逐步向大智慧、大知識氛圍邁進，獲得真正意義上的人格陶冶和創造啟迪。同時，在文學教育過程中，加強思想教育力度，使得文學經典逐步向追求自然追求真善美過渡。讓文學教育成為一種知識、一種經驗、一部人生[4]。

（三）提升教育時效性避免形式化

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學教育缺乏層次，直接從教育者角度出發，填鴨式的教育很難讓受教者接受。教育者往往以遙不可及的高大形象拉開與受教者之間的距離，不容易被受教者所接受，逐漸失去了應有的教育意義。從而導致受教者忽視了人生態度的感知和人文精神形成需要。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最終得不到應有的體現，人文素質和文化修養也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和空間。因此，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促進文學教育發展。將人文內容以及審美內容傳授給受教者，使之擁有一定的判斷能力和欣賞水平及認知水平。同時，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不斷完善受教者的文學素養，激發人生觀的養成，提升人格素養。為了避免文學教育流于形式化，可以對教學內容進行整合。通過豐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給課堂增添活力。使得文學教育不再僵化，在重視主體個性發展的同時，促進教育內容的吸收，擺脫傳統填鴨式傳授模式[5]。

二、重構文學教育

（一）重塑文學教育理念

通過分析文學教育內涵發現，改變文學教育現狀走出困境，首先要從轉變教育理念入手。通過文學即人學的卓識來豐富文學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下，強化文學教育就是在強調立人和育人教育。要體現出人文教育也要倡導情感教育和審美教育。通過思想政治教育視域來陶冶受教者情操，豐富受教者的理解能力、想象能力、感悟能力以及協作能力。文學教育作為終身教育，必須要圍繞文學教育特性，注重文學教育審美回歸，關注“人”的思想情感以及現實理想。只有在以人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視域下，才能使得受教者做到自我超越、自我反思以及自我磨練，使得人格構建成為文學教育的最終目標。同時，文學教育的定位是以前瞻性和先導性為主，強調審美教育、人文教育以及文學性為核心的教育原則，明確思想政治教育視域下，文學教育目標和方向。因此，堅持以人文本的教育理念，是文學教育的關鍵。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能否推進文學教育的重要因素[6]。

（二）回歸文學教育人文性

新課改以后，強調文學教育的文學性和人文性。追求文學價值就是在追求人文精神，這也是重構文學教育的重要原則。藝術源于生活，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同樣源于生活，是人對環境的體驗也是人對環境的向往和追求。文學教育也是精神文化的重構要素。當有高學歷的人不懂得感悟生命就如同野蠻人聚集的荒野。這句話說得就是文學需要人文性回歸，作為一種精神來陶冶情操慰藉心靈，實現人與人之間的精神聯系。讓受教者在接受文學教育過程中充滿靈性與激情、感悟，積極體會生命價值并對未知世界形成一定的向往。文學教育回歸人文性，不是短時間內能形成的，需要不斷的熏陶和滲透。因此，文學教育回歸人文性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支持，在提成人的品格修養以及心靈修養后，完善文學教育人文性。文學教育的真是面目是超越功利主義誤區的，是承載著培養人類素養的重任，這也是文學教育的最終目標，在此過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對文學教育有一定的推動型，因為精神教育是通過思想政治教育潛移默化渲染出來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與文學教育也會形成有機結合，并最終成為教學亮點[7]。

（三）改善文學教育模式

傳統文學教育模式過度肢解化，因此要實現文學教育目標必須重構文化教育模式，達到育人的最終目的。文學教育的任務就是通過閱讀和鑒賞文學作品并從中感知生命體會生命，了解文學中包藏的愉悅體驗，培養人的情操和品德，并逐步完善人的興趣愛好和文學導向。由于人文性決定了文學教育屬性。因此，改善文學教育模式首先要從理性感悟和感性追求入手，充分發揮文學魅力避免失去文學韻味。構建充滿活力且開放的文學教育體系。使得學生能通過不同的方法和內容拓展視野[8]。第一，文學素養的豐富與多元化的知識結構息息相關。因此，要積極組織豐富多彩的文學教育活動，充分尊重教育課題并創造平等的對話環境，使得受教者能在心靈上獲得美的熏陶和感悟。第二，尊重文學教育形式，堅持個體理解感悟原則，遵循個體體會和意會規律，從動態教育刺激受教者的學習情緒和學習興趣，使得受教者能在文學賞析過程中感受到文學的情韻和風格魅力，做到拋其形而得其神。第三，教無定法卻選擇又發。文學教育過程是體驗和感悟的過程，因此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以“人”為角度出發，在受教者一定的學習空間和思考空間，發揮受教者的潛能張揚其個性，提升受教者的思想品位和人生境界，最終增強生命的感悟能力。

三、結束語

第2篇

論文摘要：“三曹”是建安時期的重要作家。與七子互相輝映。彪炳文壇。曹氏父子創作了大量樂府詩，并且注重抒發內心的真實情感．這反映了長期以來在經學束縛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經歷對他們文學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父子三人均愛好樂府詩，并且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歌。曹操反對虛而不實的“浮華”風氣。在創作過程中尚通脫、尚實、務盡。

一、背景出身及當時社會創作風氣

曹操(155-220 )，東漢末年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瞞，沛國誰郡(今安徽毫縣)人，出生于一個大官僚地主家庭，長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騰之養子，故改姓曹。亦因這種關系，曹操自幼便有機會接觸官宦子弟。日后的勁敵袁紹亦是曹操年少時朋友。曹操身長七尺，細眼長須。自幼放蕩不羈，但很有才華，又足智多謀，善于隨機應變。當年，汝南有個善于評論人物的名士，叫許助，評論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為王允、呂布所殺。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獻帝乘亂與一幫大臣逃出長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顯建議，迎接獻帝至許昌。時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歲，從此曹操便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進位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漢，建國號魏。追尊曹操為太祖武皇帝。

東漢末年社會動蕩不安，人們逐漸從經學的束縛之中解脫出來，正統觀念開始淡化，思想出現了活躍的局面，深受兩漢經學影響的士人們僵化了的內心世界讓位于一個感情細膩的世界。重個性、重欲望、重感情，強烈的生命意識成了建安士人內心生活的中心。隨之而來的是文學成了感情生活的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經學附庸的地位。士人們經過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才逐漸從麻木之中清醒過來，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謂“良禽擇木而棲”，名士擇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間曾經變換幾個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荊州劉表，后來歸屬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隨曹操南征北戰，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同時也留下了不少的軍事題材的詩歌。如著名的《從軍詩》5首、《初征賦》等。曹操面對士人原有意識形態、價值觀念逐漸解構的現實，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種思想中的合理內核，形成了自己的實用理性，這不僅標志著魏晉南北朝時期“人的覺醒”，同時也開啟了文學的自覺，為詩文灌注了鮮明的個人特色，從而構建了曹操詩歌慷慨悲涼、闊大豪奇的審美境界。

《樂府詩集》中收錄曹操詩共21首，其中包括《氣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關山》、《燕露》、《篙里》、《對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門行》、《卻東西門行》。這些詩歌分屬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調、瑟調三曲。根據《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殘句)、《董一卓歌辭))(“卓”當為“逃”之誤)、《謠俗辭》、《有南篇》(殘句)、《飲馬長城窟行》(殘句，6首)，為《樂府詩集》未收作品。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至武帝定效祀之禮，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從這段話我們不漢知道樂府被立于漢武帝之時，而且知道了樂府與詩歌的關系，詩的語言形式再加上樂府的曲調，便成了可以歌頌的形式了。又據《漢書·藝文志》:“自武帝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李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祀，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這是文學史上所記載的較早的文人做樂府詩。從這段話我們也可以看出來，文人樂府詩的產生，與“新聲”或“新聲曲”的關系極為密切。這種“新聲”是配辭而唱的樂曲，其曲牌就是后來的樂府常用的詩題。

二、曹操的樂府情結與反映真實情感作品的創作

自武帝立“采詩夜誦”的樂府機關后，整個西漢時期的樂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饒歌》三大類構成，至東漢明帝時，樂府被定為“四品樂”并且經常在宮中演奏。另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與裴松之注引《曹瞞傳》及郭頌《世語》等之記載可知，曹操為宦官曹篙義子，自小生活于皇宮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時候，就受這種音樂的熏染和影響，自然對這些音樂會很感興趣。再看《宋書》卷二十一《樂三》的一則記載:，’(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一代裊雄，魏武帝曹操對《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歡的。

這些在皇宮內經常被演奏的樂府詩，是東漢皇宮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東漢皇宮內的曹操，不但從小耳濡目染這些音樂，而且這種透露著王者氣勢的音樂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的曹操有極大的吸引力。這種音樂所蘊涵的氣概，正是曹操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樂府”，表達了他對王權的向往與努力追求，歷史地成了曹操難以割舍的樂府情結。在《短歌行》、《對酒》、《氣出唱》、《步出夏門行》v露》等詩中，表現了曹操古直悲涼，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氣度。請看其《步出夏門行·觀滄海》一詩，以雄健豪邁之筆，對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氣魄，進行了生動形象的描繪，實際土曹公是借大海來抒發自已博大的胸襟，讀之令人回腸蕩氣，感慨萬千。一代裊雄的博大氣概盡在其中。

曹操詩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樂府歌辭以抒發自己的抱負。茲可舉出數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侖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華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見其《秋胡行》)

還有《步出夏門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現了“歌以言志”四字，這充分說明了曹操借樂府歌辭以抒大志的文學思想。再看《三國志·魏志》卷一《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云:

(太祖曹操)創造大業，文武并施，御軍三十余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 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

還有《詩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辭，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曹操善于以樂府舊題寫時事，以抒己志。除了抒發自己要建功立業的偉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詩歌表達了對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

以成歲。大人在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為癡。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補，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令。喲喲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鶴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在這二首詩里，抒發了詩人深沉的“憂傷”。慨嘆“去日苦多”而賢才未至，功業未建，治世難待。詩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詩唱出現實生活中的苦和樂。在《氣出唱》中有“解腹愁，飲玉漿”。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為悲傷”。《篙里》中有‘性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苦寒行》中有“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悲彼東山詩，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詩歌創作中，表達歡樂之情的也為數不少。如《氣出唱》第二首:“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為樂。”《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弦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

這些詩歌創作，無論是敘悲傷，還是言歡樂，都表現了曹操重視內心真實感情的抒發，不虛偽，不做作，所以讀起來給人以真實的感覺。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樂等各種感情，曹操就是把這些真性情通過詩歌創作給抒發了出來，表現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獲得解放的標志。正所謂“尚通脫者”也，這種風尚是“人的自覺”的產物，士人從經學束縛中解脫出來，發現了自我，發現了感情、欲望、個性。通脫，正是這種自我發現在行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瞞傳》，說曹操:

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紡，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恰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輕易如此!

這些都是純任性情的自然發作，不加任何掩飾，看不到禮的任何約束的痕跡。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學一聲驢鳴，為集送行;稱衡的脫了衣服在廟堂之上擊鼓;南荊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飲，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禮法的約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惡的表現。

三、《文心雕龍》對曹操文學思想的評價

《文心雕龍》中論及曹操文學思想的有以下幾處:

曹公稱: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實，求其靡麗，未足美矣。

“為表不過三讓’，見曹操《上書讓增封》:“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茲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賞，下為臣身免于茍取。”其 目的是為了功賞實事求是。反對“浮華”是曹操的一貫主張。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稱曹操:“撫善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征，計有余矣。”孔融因為與稱衡等人搞“浮華交會”、以虛亂實而被曹操殺掉。“浮華交會”，是漢末士風的一大特點。“浮華交會”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會時“合黨連群”，用浮游無根，華而不實之詞或于品題人物時“互相褒嘆”(如孔融與稱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議時事時胡亂攻評。曹操認為，孔融就是“浮華”之風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寫作實踐中也是反對浮華的，他寫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說什么，不掩飾不含糊，大膽真實。東漢末年，在寫作上已經存在內容陳舊、詞藻過勝的現象。對此，曹操的文學主張有革新的意義。當時的碑銘，有不少是談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寫墓銘的，他說:“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世說新語·德行》注引《續漢書》)為了抵制碑銘文之華而不實之風，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論·論文》中主張“銘誅尚實”之說，即與曹操相同。

《文心雕龍·詔策》篇云:“戒救為文，實詔之切者……魏武稱:‘作戒軟，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

“戒救”是皇帝詔策中的一種文體。曹操深知這種文體的特點，為了充分發揮戒救為政治服務的功能，保證它的切實可行性，故在論述其寫作時說，戒救要有很強的針對性，即要求針對具體的人和事而發，且其態度應當十分鮮明，當“依”則“依”，當“違”則“違”，不能“首鼠兩端”，模棱兩可，含糊其詞。

《文心雕龍·章句篇》云:

詩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余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

“兮”字為語氣助詞，有聲無義，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詩賦，無用“兮”字者。這里，實際上“兮”字是可有可無的，加上與去掉并不影響文義的完整表達。曹操是尚簡尚實的，所以反對這種用法。曹操不僅為人“簡易”，為文也“簡約嚴明”(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反對“煩富”和“陳詞濫調”。他在《孫子序》中說:“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說，況文煩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曹公的“反對煩富”的文學思想于此可見一斑。

《文心雕龍·事類》云:

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才為盟主，學為輔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學偏狹，雖美少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為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

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

這段話反映了曹操的反對模仿因襲，主張創新的文學思想。曹操批評張范為人欲學郵原而為文專拾掇崔、杜。其結果是:“造之者富，隨之者貧”—有創造性的人富有，跟著走的人貧窮。俗話說“吃別人嚼過的摸沒味道”，也是這個意思。它集中表現了曹操重創造輕因循，為文重學問廣見聞的文學思想。

又如《章句》云:

賈誼、枚乘，兩竟輒易。劉欲、擔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于積韻，而善于資資。陸云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句輒易，則聲韻微嫌。

這段話反映了曹操反對寫作詩賦一韻到底的文學思想。這一主張，亦為五言和七言詩的進一步發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詩，多是一韻到底的。一韻有盡而換韻可致無窮。如此，就能增大詩體的容量即表現力。

再如《養氣》云:

至如仲任置觀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

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為文之傷命，陸云嘆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

第3篇

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源于史學的“實錄”精神，表現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體現又因文體不同而有異，散文舉例證實，畫贊返實入虛，詩歌似虛而實。它是對李白浪漫主義文學思想的補充。

【關鍵詞】 李白/實錄

在唐代文學研究中，歷史傳統和唐代文士的關系已經得到人們的關注，但有些問題還有深入討論的必要，李白與史學傳統的關系就是一例。不少相關的論文實際上已涉及這一問題，如李白詩歌中的歷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與六朝詩人及其文化傳承等。本文則從李白使用“實錄”一詞的意義，進而探討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及其在創作中的運用。

史學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實錄”精神。《漢書·司馬遷傳贊》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這是對“實錄”最權威的解釋，也成了后世優秀的史學家遵循的修史原則。“實錄”一詞，多出現于史學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幾部史書，都使用過“實錄”二字。如《晉書》卷94《隱逸傳》云陶潛《五柳先生傳》：“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陳書》卷27《江總傳》：“總之自敘，時人謂之實錄。”《南史》卷48《陸慧曉傳》：“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但“實錄”一詞卻很少出現在初盛唐作家的詩文作品中，人物傳記中偶有出現，如盧藏用《陳子昂別傳》云：“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其實錄。”而李白在《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中使用了這個詞，這自然引起我們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處“實錄”二字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是真實的記載，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對酒憶賀監序》也說：“太子賓客賀公，于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也是符合事實的，因為李白“素受寶訣”。

劉知幾《史通》多次提到“實錄”，《采撰》云：“至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穎川‘八龍’出于《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征彼虛譽，定為實錄。茍不別加研核，何以詳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實錄，不亦難乎！”[2]（卷5，P114）《浮詞》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敘事》、《直書》、《鑒識》、《序傳》都用到“實錄”一詞，大致是真實記載歷史事跡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實錄”正是源于史學的概念，當將之轉化為文學思想的角度來認識，可以理解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創作中表現出一種對真實的自覺追求和技巧的運用，這在同時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見。為了追求真實的效果，李白自覺地運用了舉證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時人語坐實。他在贊美別人時，常引當時人的話來證明一種事實。如《上安州裴長史書》盛贊裴長史高義重諾，云：“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與韓荊州書》為說明韓荊州在士人中的聲望，云：“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

方法之二引輿論證實。《任城縣廳壁記》，稱贊縣令賀公，“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鏑百發克破于楊葉，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后青衿向訓，黃發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于道路，任者并于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張的地方，但李白為了坐實對賀公的美譽之詞，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輒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后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跡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見，上文表揚賀公，不免有夸大之辭，但“竊聽輿論”一語，看似平常，卻意味深長，一慰賀公，免去賀公擔心過獎之慮，因為“輿論”如此，古人很重輿論，輿論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實際之處，因是來自輿論，也會得到別人的諒解；二安民眾，李白文中贊美賀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諛之處，但李白指出這是源于輿論，是公眾的意見，并非李白憑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細節坐實，《秋于敬亭送從侄端游廬山序》：“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予拜見預飲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來有成，郁負秀氣。”[1]（卷27，P1267）對往事的追記，用了“嬉游在旁”的細節，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并序》有總的概括，也有細節的記載。“先時邑中有聚黨橫猾者，實惟二耿之族，幾百家焉。公訓為純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職，蔑聞為災。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變為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鄉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個細節的勾劃，表現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層是表揚李公教化橫猾；二層是表揚李公正壓鬼怪；三層是表揚李公德變泉水；四層是表揚李公政贏頌聲。

特別是寫自己的行為品德時，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講求這種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學創作進入流通，真實性成了文學創作的重要價值判斷。下面舉《上安州裴長史書》以作說明。

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一文中，作者陳述事實，自舉例證：第一，以散金濟人來證明自己的輕財好施：“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白之輕財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證明自己存交重義：“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尸，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1]（卷26，P1245-1246）

同樣以別人耳聞目睹之事實證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廣漢太守親見其養高忘機之舉——“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1]（卷26，P1248）第二，蘇＠②贊其文之事，“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不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1]（卷26，P1247）第三，馬公盛贊其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澈，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視引用他人之言證明真實性，這里卻提示我們對李白個性和生存方式的進一步思考，細繹李白引用時人語之處，會隱約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別人信任的危機之中。一般與別人的交流中，只要陳述事實即可，但李白在每陳述一個事實之后，總是心有余悸，擔心別人不相信，故又向對方申述一下，這件事誰也知道，這句話誰也聽說過。如《上安州裴長史書》中“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四海明識，具知此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就是如此。造成這一尷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誹謗，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云“謗言忽生，眾口攢毀”。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檢，他有時行事說話可能略帶夸張，并不考慮其后果和影響，這樣致使和他交往過的人對李白留下一個說大話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詩中說：“世人見我恒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這句話很值得體味。

【內容提要】

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源于史學的“實錄”精神，表現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體現又因文體不同而有異，散文舉例證實，畫贊返實入虛，詩歌似虛而實。它是對李白浪漫主義文學思想的補充。

【關鍵詞】 李白/實錄

在唐代文學研究中，歷史傳統和唐代文士的關系已經得到人們的關注，但有些問題還有深入討論的必要，李白與史學傳統的關系就是一例。不少相關的論文實際上已涉及這一問題，如李白詩歌中的歷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與六朝詩人及其文化傳承等。本文則從李白使用“實錄”一詞的意義，進而探討李白寫實的文學思想及其在創作中的運用。

史學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實錄”精神。《漢書·司馬遷傳贊》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這是對“實錄”最權威的解釋，也成了后世優秀的史學家遵循的修史原則。“實錄”一詞，多出現于史學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幾部史書，都使用過“實錄”二字。如《晉書》卷94《隱逸傳》云陶潛《五柳先生傳》：“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陳書》卷27《江總傳》：“總之自敘，時人謂之實錄。”《南史》卷48《陸慧曉傳》：“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但“實錄”一詞卻很少出現在初盛唐作家的詩文作品中，人物傳記中偶有出現，如盧藏用《陳子昂別傳》云：“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其實錄。”而李白在《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中使用了這個詞，這自然引起我們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處“實錄”二字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是真實的記載，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對酒憶賀監序》也說：“太子賓客賀公，于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也是符合事實的，因為李白“素受寶訣”。

劉知幾《史通》多次提到“實錄”，《采撰》云：“至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穎川‘八龍’出于《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征彼虛譽，定為實錄。茍不別加研核，何以詳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實錄，不亦難乎！”[2]（卷5，P114）《浮詞》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敘事》、《直書》、《鑒識》、《序傳》都用到“實錄”一詞，大致是真實記載歷史事跡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實錄”正是源于史學的概念，當將之轉化為文學思想的角度來認識，可以理解為對真實性的追求，對寫實的作風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創作中表現出一種對真實的自覺追求和技巧的運用，這在同時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見。為了追求真實的效果，李白自覺地運用了舉證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時人語坐實。他在贊美別人時，常引當時人的話來證明一種事實。如《上安州裴長史書》盛贊裴長史高義重諾，云：“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與韓荊州書》為說明韓荊州在士人中的聲望，云：“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

方法之二引輿論證實。《任城縣廳壁記》，稱贊縣令賀公，“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鏑百發克破于楊葉，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后青衿向訓，黃發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于道路，任者并于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張的地方，但李白為了坐實對賀公的美譽之詞，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輒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后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跡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見，上文表揚賀公，不免有夸大之辭，但“竊聽輿論”一語，看似平常，卻意味深長，一慰賀公，免去賀公擔心過獎之慮，因為“輿論”如此，古人很重輿論，輿論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實際之處，因是來自輿論，也會得到別人的諒解；二安民眾，李白文中贊美賀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諛之處，但李白指出這是源于輿論，是公眾的意見，并非李白憑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細節坐實，《秋于敬亭送從侄端游廬山序》：“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予拜見預飲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來有成，郁負秀氣。”[1]（卷27，P1267）對往事的追記，用了“嬉游在旁”的細節，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并序》有總的概括，也有細節的記載。“先時邑中有聚黨橫猾者，實惟二耿之族，幾百家焉。公訓為純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職，蔑聞為災。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變為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鄉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個細節的勾劃，表現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層是表揚李公教化橫猾；二層是表揚李公正壓鬼怪；三層是表揚李公德變泉水；四層是表揚李公政贏頌聲。

特別是寫自己的行為品德時，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講求這種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學創作進入流通，真實性成了文學創作的重要價值判斷。下面舉《上安州裴長史書》以作說明。

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一文中，作者陳述事實，自舉例證：第一，以散金濟人來證明自己的輕財好施：“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白之輕財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證明自己存交重義：“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尸，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1]（卷26，P1245-1246）

同樣以別人耳聞目睹之事實證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廣漢太守親見其養高忘機之舉——“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1]（卷26，P1248）第二，蘇＠②贊其文之事，“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不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1]（卷26，P1247）第三，馬公盛贊其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澈，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視引用他人之言證明真實性，這里卻提示我們對李白個性和生存方式的進一步思考，細繹李白引用時人語之處，會隱約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別人信任的危機之中。一般與別人的交流中，只要陳述事實即可，但李白在每陳述一個事實之后，總是心有余悸，擔心別人不相信，故又向對方申述一下，這件事誰也知道，這句話誰也聽說過。如《上安州裴長史書》中“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四海明識，具知此談”、“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就是如此。造成這一尷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誹謗，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云“謗言忽生，眾口攢毀”。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檢，他有時行事說話可能略帶夸張，并不考慮其后果和影響，這樣致使和他交往過的人對李白留下一個說大話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詩中說：“世人見我恒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這句話很值得體味。

在不同的文體中、在不同的描述對象中，李白的寫實思想所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比如李白筆下有一批間于文與詩之間的韻語——畫贊，分析這類文學品種更利于我們分析李白寫實的觀點。唐代繪畫以及雕塑大致以實為主，從流傳的文人畫看，韓干畫馬、吳道子畫人物，大致上屆于寫實一類，唐人稱為人物造像叫“寫真”；敦煌壁畫屬于民間藝術，由于繪畫的基本功欠缺，寫實也不能逼真，寫意如飛天的形象，除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外，表現出民間藝術的大膽活潑。

既然在“畫贊”中，李白面對的對象是繪畫中接近真實的事物，他在“贊”語中，就不能就實物論實物，而是要盡力表現其神韻，李白的畫贊，正是展示了一種返實為虛的過程：

《壁畫蒼鷹贊》：“突兀枯樹，旁無寸枝。上有蒼鷹獨立，若愁胡之攢眉。凝金天之殺氣，凜粉壁之雄姿。觜铦劍戟，爪握刀錐。群賓失席以愕眙，未悟丹青之所為。吾嘗恐出戶牖以飛去，何意終年而在斯！”這里用了擬人、夸張、襯托的手法，“吾嘗恐出戶牖以飛去”正說明繪畫達到了“逼真”的效果。《方城張少府廳畫師猛贊》：“張公之堂，華壁照雪。師猛在圖，雄姿奮發。森竦眉目，颯灑毛骨。鋸牙銜霜，鉤爪抱月。”《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高堂閑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縹緲。紫頂煙赩，丹眸星皎。昂昂佇胎，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于風霄，終寂立于露曉。凝玩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傾市，聽似聞弦。儻感至精以神變，可弄影而浮煙。”在畫中物象逼真的基礎上側重展現其神采。

李白一方面贊美繪畫的“真”、“自然”：“粉為造化，筆寫天真。”（《金陵名僧＠⑤公粉圖慈親贊》）“愛圖伊人，奪妙真宰。”（《安吉崔少府翰畫贊》）“圖真像賢，傳容寫發。”（《宣城吳錄事畫贊》）“筆鼓元化，形成自然。”（《江寧楊利物畫贊》）另一方面也希望畫能體現出神采和空靈：“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寥廓無主。”（《志公畫贊》）“了身皆空，觀月在水。”（《魯郡葉和尚贊》）“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斥萬變，動不離靜。”（《李居士贊》）要能“窮神闡化”（《當涂李宰君畫贊》）。附帶提一下，“水月鏡影”比喻虛幻景象或作為藝術境界的形神虛實已包含在李白的畫贊中，“水中月、鏡中影”又作“水中月、鏡中像”，“水中月、鏡中花”，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云：“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言有盡而意無窮。”李白“水中之月”、“如鏡中影”的比喻本質上就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之景，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追求文學創作的“空靈”、“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論家一般是在論述司空圖文學批評時提及的，司空圖在《與極浦書》中云：“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有云司空圖的看法可能受到劉禹錫《董氏武陵集紀》“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的啟發。[3](P676)如果從文學思想表述的相似性來說，在戴叔倫、劉禹錫、司空圖之前應當加上李白。

再說詩歌，李白詩歌極富浪漫情調，但仍然能體現其寫實的文學思想。比如李白詩中有一組關于鳥的意象群[4](P148-161)，這些鳥類，除來自傳統文學中那些神話、傳說的鳳凰、大鵬、精衛、天雞等外，大部分還是來自于現實中的黃鵠、雁、孔雀、子規、杜鵑、鷹、鷓鴣、白鷴、鵝、鴨、鸛、鸚鵡等。如李白筆下的子規，《蜀道難》：“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奔亡道中五首》：“歇馬傍春草，欲行遠道迷。誰忍子規鳥，連聲向我啼。”又如鷓鴣，《山鷓鴣詞》：“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二首》：“秦地見碧草，楚謠對清樽。把酒爾何思，鷓鴣啼南園。”《秋浦清溪雪夜對酒客有唱山鷓鴣者》：“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越中覽古》：“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鄉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醉題王漢陽廳》：“我似鷓鴣鳥，南遷懶北飛。時尋漢陽令，取醉月中歸。”盡管這些鳥類在詩中所起的作用或有不同，但都是生動的現實生活中的意象。

李白詩歌多有寫實佳作，而有些詩歌因對所描述對象多渲染烘托之詞，而疑其為非寫實之作。李白的文學稟賦在于能將別人難以描述的奇特景象描寫出來。比如《蜀道難》就表現出李白的這一才能，南朝陰鏗有《蜀道難》詩一首：“王尊奉漢朝，靈關不憚遙。高岷長有雪，陰棧屢經燒。輪摧九折路，騎阻七星橋。蜀道難如此，功名詎可要。”比起李白的詩，陰鏗寫蜀道難相當單薄。李白詩中表現蜀道之險，雖有夸張，卻都是實錄，詹鍈先生《李白蜀道難本事說》分析《蜀道難》主題諸種說法，甚有見地，其中匯通《劍閣賦》、《送友人入蜀》、《蜀道難》諸篇說明寫蜀道的情形也是對其險阻艱難的實錄，文云：“按太白有《劍閣賦》，題下自注云：‘送友人王炎入蜀。’賦中寫劍閣之險，與此詩極為近似。如：‘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云峰之崔嵬。前有劍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詩：‘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嵋巔。”劍閣崢嶸而崔嵬’，又：‘連峰去天不盈尺。”上則松風蕭然瑟颯’——詩：‘枯松倒掛依絕壁。”有巴猿兮相哀’——詩：‘猿猱欲渡愁攀援。’又：‘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旁則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涌而驚雷’——詩：‘飛湍瀑流爭喧豗，砅崖轉石萬壑雷。’‘送佳人兮此去，復何時兮歸來？’——詩：‘問君西游何時還？’‘望夫君兮安極，我沉吟兮嘆息。’——詩：‘側身西望長咨嗟。’”[5](P34)其將《劍閣賦》與《蜀道難》相似或相同句意作了比較，無非使人們知道，他們的共同之處正說明其描寫的真實性。另一首名篇《夢游天姥吟留別》，開始是這樣寫的：“海客談瀛洲，煙波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云霞明滅或可睹。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這個開頭不容忽視，盡管李白此詩極想象之妙，但李白充分考慮到詩歌的真實性，瀛洲，是神話中仙山，李白用了“信難求”給以否定，而天姥山是現實存在的山，在今天浙江新昌。盡管此山云霞籠罩，但是可睹的，而且接下去描寫了天姥的高聳。詩是寫夢，夢中神游就不是真實的存在，故作者明晰交待了入夢與出夢的過程，由“我欲因之夢吳越”至“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

李白詩名極高而掩蓋了他的文名，應該說李白的文章在初盛唐的散文中是有特點的，當我們一旦注意到李白在文章中的論證方法時，發現李白清楚的思維能力和詩歌的邏輯力量，通脫而不迂執，能選用活生生的事例說明問題。這樣的行文特點在詩歌中也有體現，否則會錯讀了李白的詩歌。如《夢游天姥吟留別》詩有頭有尾，層次分明。《唐詩別裁》云：“詩境雖奇，脈理極細。”《唐宋詩醇》云：“此篇夭矯離奇，不可方物，然因語而夢，因夢而悟，因悟而別，節次相生，絲毫不亂；若中間夢境迷離，不過詞意偉怪。胡應麟以為‘無首無尾，窈冥昏默’，是真不可以說夢也。”這里對胡應麟的批評是正確的。

李白對真與美概念的理解是辨證的，運用也是辨證的，詩中的想象和夸張大多以現實為基礎。《秋浦歌》其五：“秋浦多白猿，超騰若飛雪。牽引條上兒，飲弄水中月。”如果說“弄天上月”，肯定不真實，猿不可能達到那個高度，“弄水中月”，就很真實，不過月是水中月，只是真實月亮的影子，這就有了虛中寓實的意味，也表現了詩人觀察自然現象的敏銳。

李白有些詩記實性較強，如《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寫作緣起盡見序文，序云：“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宋沿吳相訪，數千里不遇，乘興游臺越，經永嘉，觀謝公石門。后于廣陵相見。美其愛文好古，浪跡方外，因述其行而贈是詩。”詩較長，五言六十句，計六百字。如序所言，詩敘寫了魏萬相訪的過程和行跡，歷歷在目，夾帶詩人的才情和區域山水的高度概括以及對自然景物特點描寫的夸飾，成為獨特的敘事詩。此詩寫實性極強，如王琦注所析，首寫魏萬愛文好古，而隱居王屋之事；次敘其自嵩宋沿吳相訪之事；以下則敘其乘興游臺、越之事和自臺州泛海至永嘉遍游縉云金華諸名勝之事；最后則敘其自姑蘇至廣陵相見和其還山而相別。如其中敘述魏萬乘興游臺、越之事云：“遙聞會稽美，一弄耶溪水。萬壑與千巖，崢嶸鏡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輝滿江城。人游月邊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入剡尋王許。笑讀曹娥碑，沉吟黃絹語。天臺連四明，日入向國清。五峰轉月色，百里行松聲。靈溪恣沿越，華頂殊超忽。石梁橫青天，側足履半月。”[1]（卷16，P748）臺、越之景，一一據實描寫。整首詩歌敘事和序中所記魏萬所到之地和所為之事次序一一對應，詩歌結構正是以事實為基礎而順次展開，其記實的條理性為理解李白詩歌的寫實一面提供了一個證據。

一個作家的文學思想不是單一的，而是復雜的，不僅因為主流和非主流思想的并存，而且還表現為由于時間和空間的變化呈現出異態分布的狀況。我們分析了李白寫實的美學思想和作品中的寫實傾向，但仍然認為李白詩歌以浪漫主義為主流，而本文的寫作只是對李白思想和創作的另一方面的分析，只是對李白主流文學思想和創作的補充，希望能豐富古代作家創作和文學思想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李白．李太白全集[M]．王琦注．北京：中華書局，1977.

[2]　劉知幾．史通通釋[M]．浦起龍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