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旅游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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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生態旅游者；動機；NEP；百花山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6)11―0075―06

1 引言

國外很早就開始對生態旅游者的研究予以關注。弗雷爾和厄格魯(Fennell&Eagles)認為游客是生態旅游框架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之一。2002年在加拿大魁北克城召開的世界生態旅游峰會上，“生態旅游產品的開發、市場促銷和推廣――支持可持續發展產品和消費者”是其中重要議題之一。在此之前，世界旅游組織(WTO)還特別委托專家對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意大利等7個重要生態旅游客源國的游客情況進行了深入的調查。世界生態旅游峰會c組的總結報告中強調，“更多地去理解生態旅游目的地國家中那些正在對生態旅游產品做出反映的人們是重要的?！?/p>

從全球角度講，發展中國家往往是生態旅游的目的地，而發達國家往往是生態旅游的客源地。生態旅游在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發展因客觀環境的不同，應存在不同的發展道路，不同時期也應有不同的研究和發展的側重。國際生態旅游協會主席伍德(Wood)注意到，生態旅游如操作不當，也會像傳統的大眾旅游一樣危害環境。生態旅游真正的可持續發展，本土化是關鍵。如何在接受西方生態旅游新觀念的同時，又保持自己的本土特色，是值得我們認真關注的一個課題。而對中外生態旅游者異同的透徹了解正是生態旅游本土化研究的前提。

2　研究背景

百花山自然保護區位于北京市門頭溝區清水鎮境內，距市區80千米，所轄范圍總面積約為17平方千米，共由9座海拔超過1900米的山峰組成。2003年“十一”黃金周期間，筆者在百花山以面對面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423份。采用K階最近鄰(KNN：K-Nearest Neighbor)和反向傳播(BP：Back-Propagation)前饋型多層神經網絡所構成的綜合分類器對百花山游客中的生態旅游者進行識別，最終分類結果為生態旅游者139名，非生態旅游者284名。分類結果經預測有效性、內容有效性、理論有效性和收斂有效性檢驗，效果較好。

問卷各部分的設計盡量采用較為常用的問題形式，充分考慮到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關結果對比的需要。其中：

人口統計特征部分，包括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年均收入4項。重點在于測量游客的人口統計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定位。問題設計時既考慮了國際慣例，也考慮到中國本身的研究習慣。年齡段根據國際通用標準劃分。

動機特征部分，調查了對游客選擇目的地構成影響的34項主要出游動機，以了解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保護區的游客管理措施是否對游客的動機實現構成威脅直接影響到游客是否對管理措施做出響應，因此動機特征是問卷調查的重點。該部分表格設計主要參考了厄格魯(Eagles)在“加拿大生態旅游者的旅行動機”(The Travel Motivations of CanadianEcotourists)一文中列出的旅游動機目錄。該目錄在1983年“加拿大人旅游態度和動機研究”(CTAMS)中首次使用，當時有11500人接受了調查，后來又有多位學者在多個地區的調查中使用了這一動機目錄。本次調查通過預測試在該目錄基礎上進行了適當調整。

環境態度直接影響游客的出游動機。該部分列出涉及環境問題的敘述6項，用以評判旅游者的環境素質。環境態度的測量，采用NEP尺度(NEP：NewEcological Paradigm)。NEP尺度，是國際上測量環境態度時最常使用的工具。改進的NEP尺度在不對測量效果造成顯著影響的前提下，由原來的12個條目縮減為6個。

3　特征比較

3．1人口統計特征

從澳大利亞自然與生態旅游認證程序(NEAP：The Nature and Ecotourism Accreditation Program)的生態旅游認證標準看，與生態旅游產品相對應，對生態旅游游客國際社會基本形成了自然旅游者、生態旅游者、嚴格的(高級)生態旅游者3個級別的認定。其中自然旅游者通常指到訪生態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本文除北京松山的案例是對自然旅游者特征的探討外，其他均對自然旅游者與生態旅游者有明確的區分，主要是基于NEAP“生態旅游者”層次的比較研究。特別是百花山、中國臺灣(3個沿海濕地的生態旅游者)、波蘭(Oicowski國家公園的參觀者及居住在附近的生態旅游者)3個案例，調查時采用了大體相似的生態旅游者判定標準以及動機列表。

案例選擇時，除考慮數據的可得性外，主要考慮了該國家或地區生態旅游的發展階段和文化背景兩個指標。除百花山外，還包括：

(1)松山：北京市唯一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與百花山客源基本相同，可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對百花山生態旅游者調查結果的驗證；

(2)中國臺灣：與北京在文化上基本具有同源性，不同的是臺灣的生態旅游開展得相對較早；

(3)波蘭：波蘭與北京相同，生態旅游開展較晚，不同的是波蘭從文化上講屬西方文化的范疇；

(4)歐美：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國、歐洲和澳大利亞等西方發達國家，生態旅游開展較早，可供分析的案例也較多，目前，對該地區生態旅游者人口統計特征的認識已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

3．1．1 性別

無論是取自百花山、松山，還是我國臺灣的樣本，生態旅游者都表現出明顯的男性化傾向，而西方國家無論是處于生態旅游發展較早階段的波蘭，還是生態旅游開展較為成熟的歐美，都顯示出相反的女性化傾向。不過，據維爾(Weaver)分析，歐美國家早期的生態旅游者案例研究結果也曾顯現出較為明顯的男性化傾向。

引起性別傾向最直接的原因可能與不同階段生態旅游產品特點不同有關。早期，成熟的、商業化的生態旅游產品尚未形成，生態旅游多是自發的、小規模的、無向導的、對體力要求高的和探險型的，因而也是更適合男性的。澳大利亞旅游研究所對澳大利亞生態旅游市場的調研就表明，入境的女性游客更喜歡參加對體能要求不高的活動，如有向導的旅游或路程距離少于兩個小時的無向導旅游；而男性游客則更喜歡參加觀鯨、潛水以及長距離、無向導的旅行。但 女性對生態旅游的興趣可能要高于男性，在百花山的調查中，以生態旅游興趣尺度EI(EI：EeotourismInterest)作為衡量游客對生態旅游感興趣程度的指標，結果顯示百花山游客中女性比男性對生態旅游表現出更大的興趣。當生態旅游逐漸步入穩定發展階段，生態旅游成為一種商業性的旅游產品，各種配套設施和服務得到保障，甚至開發出更多適合女性特點的生態旅游產品時，參與生態旅游的游客性別就會逐漸向女性傾斜。

3．1．2年齡

百花山的調查，與科思特托等(Kerstetter etal．)對我國臺灣生態旅游者的調查結果相同，小于35歲的年輕人占絕對優勢(見表1)，比例都超過了75％。石金蓮等所調查的北京松山的生態旅游者年齡稍大，但也以年輕人為主體，小于45歲者占到72．5％。黎潔對陜西太白山國家森林公園的調查結果也顯示，生態旅游者的年齡構成上，以29―35歲的年輕人居多，占一半以上(51．6％)。歐美國家的統計則呈現相反的趨勢，生態旅游者主體為大于35歲，甚至40歲的中年游客，波蘭生態旅游者年齡也略高于一般游客，但不很明顯。

導致我國與歐美國家生態旅游者年齡差異的原因可能包括：

(1)與旅游體驗有關。我國大陸地區，旅游業1980年代才逐漸發展起來，因此現在的很多中老年人，即使是大眾旅游的體驗也很有限；歐美國家，早在19世紀末，旅游就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進入中年，人們大多積累了非常豐富的旅游體驗，并在旅游實踐中體味到珍愛自然的重要，因而更愿意嘗試一些新的、有益于自然的旅游產品。

(2)與收入有關。生態旅游產品的花費比一般的旅游要高，因而對旅游者的經濟實力要求也較高，另外，收人較高者往往受到更好的教育，環境態度更好，這也有利于他們選擇生態旅游產品。在我國大陸地區，小于35歲的青年人屬于“”后成長起來的一代，大多接受了較好的教育，擁有較高的收入，而中年人多多少少受到“”的影響，相當一部分人文化程度較低，面臨著下崗、失業等諸多壓力，經濟基礎使之很難問津生態旅游；在歐美國家，近幾十年的歷史多未受到重大事件的沖擊，中年人既有精力又有經驗，因而往往是社會上收入最高的群體，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購買生態旅游產品。

(3)可能與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有關。我國臺灣地區的游客就旅游體驗和收入而言大體與歐美發達國家相當，但生態旅游者也以年輕人為主；同樣，上文提到，波蘭的生態旅游雖然也處于早期階段，但受調查者同樣以女性為主，這兩種現象都有可能與東西方在文化方面的差異有關。楊瑞霞認為從地理環境與文化生態上講，中國屬半封閉的大陸環境，歷來與外界來往較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成了“主靜”文明，旅游者心態呈現“內斂穩重”的特性。與此相反，西方沿海民族則以賺錢為榮，他們遠行，冒險出游，到海外尋寶淘金，形成一種“動態”文明，以及這種文明所賦予西方人的精神勇猛、進取較銳的冒險品格。在東方“內斂”、“主靜”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相對更富于探險精神的男性與年輕人來說，自然成為了中國生態旅游最主要的部分。

3．1．3教育程度

生態旅游歷史較長，發展較為成熟的我國臺灣和歐美國家生態旅游者的受教育程度明顯偏高，受過大學及大學以上教育者超過了70％；生態旅游還處于早期甚至萌芽階段的北京地區和波蘭，生態旅游者與一般游客受教育程度的差異要小一些，受過大學及大學以上教育者在生態旅游者中的比例在60％左右。特別是在百花山的調查中，大學及大學以上教育者在生態旅游者中的比例僅為53．2％，與一般游客中50．0％的比例差距非常微弱。

處于早期階段的國家或地區，生態旅游者與一般游客差距小的原因與二者的分異程度不大有關。如在百花山，生態旅游者中有相當比例的經常的生態旅游者和偶爾的生態旅游者，他們作為生態旅游者的身份是不穩定的，與一般游客的差異是相對模糊的，他們要成長為真正的、嚴格的生態旅游者，還需要克服各種各樣的阻力，否則將被淘汰為一般的游客。生態旅游者的受教育程度明顯偏高，更準確地講，是針對嚴格的生態旅游者而言，如百花山嚴格的生態旅游者受大學及大學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就達到了61．0％，超過一般游客約11個百分點。

3．1．4年均收入

足夠的收入是促使有生態旅游出游動機的消費者最終購買生態旅游產品的重要保障，以往幾乎所有研究都顯示，生態旅游者比一般游客擁有更高的收入，百花山的調查也如此。我國臺灣地區呈現出不太相同的趨勢，陶等(Tao et a1．)對自我認定為生態旅游者調查也顯示，75．4％的人在1998年的家庭收入低于1250000臺幣，相比之下，1997年臺灣一般人口中只有68．8％的人收入低于該數字。我國臺灣生態旅游者收入偏低與其年齡相對較輕有關，他們大多正在讀大學或剛剛大學畢業，收入自然要低些。大陸地區的生態旅游者雖然年紀也較輕，但上文談到，他們由于有很好的教育和更好的機遇，收入并不低。

3．2動機特征

加拿大的數據來源于厄格魯1992年對以往若干關于加拿大生態旅游者調查的總結。動機特征部分的調查采用的是4點李克特量表。

3．2．1重要動機上的差異

表2中分別列出了對百花山生態旅游者和加拿大生態旅游者最重要的前10位出游動機，對其中6個動機，二者都認為是比較重要的，它們是：“未破壞的自然區域”、“在大自然中學習”、“可以觀鳥、其他野生動物或綠樹野花”、“風光攝影”、“活動筋骨，以喜好的方式自由活動”和“時間允許，看盡可能多的東西”。對于百花山生態旅游者比較重要的其他4個出游動機，即“改變繁忙的工作狀態，實現自我恢復”、“體驗新的生活方式”、“參與運動”和“品嘗到新的美味”，加拿大生態旅游者同樣比一般游客認為更重要。因此，總體而言，百花山與加拿大生態旅游者在最重要的動機方面差異不大，說明我國的生態旅游市場已基本形成。

3．2．2差異程度

隨著生態旅游的不斷發展，生態旅游者的特征將更加突出，與一般游客在動機特征上的差異程度也將有加大的趨勢。以百花山調查和厄格魯對加拿大生態旅游者與一般游客的統計為例，二者所涉及到的相同或相近的動機特征34項，其中對于“可以觀鳥、其他野生動物或綠樹野花”、“露營”、“在大自然中學習”、“學習新的戶外技能”和“風光攝影”5項動機因厄格魯的統計缺乏一般游客的資料，不便比較。在剩下的29項動機中，在90％的顯著水平上，百花山生態旅游者與一般游客在7項動機(“興奮刺激、大膽冒險”、“改變繁忙的工作狀態，實現自我恢復”、“觀看運動”、“利用旅費降低的機會”、“拜訪親友或故鄉”、“三星級以上的旅店”和“可以進行室內運動”)上存在顯著的差異，而在加拿大差異顯 著的動機項則達到24項，僅在“三星級以上的旅店”、“享受美食的高檔飯店”、“喚起美好的回憶”、“溫暖的氣候”和“觀看運動”等5項動機上不存在太大差別。在95％的顯著水平上，百花山生態旅游者與一般游客存在顯著差異的動機減為3項(“興奮刺激、大膽冒險”、“改變繁忙的工作狀態，實現自我恢復”和“觀看運動”)，加拿大則僅除去了“室內運動”1項不太顯著的動機，減為23項。

波蘭和我國臺灣地區的調查也印證了這一推斷，在波蘭，諾維茲克和弗雷爾(Nowaczek&Fennell)就49項出游動機對生態旅游者和一般游客做了統計，結果表明，在95％的顯著水平上，二者僅在“夜生活和娛樂”以及“拜訪親朋”2項動機上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在我國臺灣地區，陶等就18項動機對自我認定為生態旅游者的游客和未認定為生態旅游者的游客進行了比較，結果是在95％的顯著水平上，二者在“在大自然中學習”、“參與游憩活動(如徒步旅行，觀鳥)”、“鳥類”、“生態保護區”、“荒野／未破壞的區域”和“地貌和地質遺跡(features)”等6項社會和吸引物動機上存在明顯差異。

上述國家和地區生態旅游者與一般游客的差異程度大小與該國家或地區生態旅游的發展水平高低基本一致，該論斷如能在以后的案例研究中得到進一步印證，可將其作為衡量生態旅游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應用于生態旅游的認證工作。

3．3環境態度特征

很多研究表明在人的態度和行為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環境態度是行為的預報器，不同的旅游者，其對環境的態度不同，在旅游中的個人行為也往往不同。改進的NEP由6個問題構成(見表3)，回答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5級構成，計分分別為1―5分。計算NEP分數時，正面陳述的調查分數直接計入總分，反面陳述則由6減去問卷調查的分數再計入總分，因此，最高分為30分，中立者的分數為18分，大于18分的表明具有較好的環境態度，小于18分的表明其對環境不太友好。

百花山的生態旅游者和一般游客在環境態度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從NEP的平均得分來看，一般游客為21．47，環境態度中等，生態旅游者平均得分則為25．45，環境態度較好，其中，嚴格的生態旅游者和偶爾的生態旅游者NEP分數更高些，都超過了25分，分別為27．98分、25．98分，相比之下，經常的生態旅游者環境態度得分略低，為23．06分，低于24分，屬環境態度中等。維爾認為作為一種理想的旅游者類型，嚴格的生態旅游者往往具有強烈的生物或者說環境中心論態度，而一般的生態旅游者則展示出明顯的人類中心論傾向。百花山的調查與維爾的結論基本相同，不太相同的是發現在一般的生態旅游者中也有一部分游客具有較好的環境態度，他們每年去相對原始的自然區域旅游的次數較少，被稱為偶爾的生態旅游者。與嚴格的生態旅游者的環境態度經歷了實踐的洗禮更加穩固不同的是，偶爾的生態旅游者的環境態度則多來源于理論，相對是表面的、不太穩定的、需要鞏固的。黎潔對陜西太白山國家森林公園游客的調查顯示了大體相同的結果，調查采用了由9個陳述句構成的NEP法，結果表明，所有游客的均值為34．7分(平均為3．86分)。環境態度大體介于百花山一般游客和偶爾的生態旅游者之間。

陶等用類似的方法對臺灣游客的環境態度進行了測量，結果表明，自我認定為生態旅游者的一組環境態度要好于自我未認定為生態旅游者的一組。

4　結論與討論

(1)人口統計學方面，與歐美發達國家不同，百花山生態旅游者呈現出男性化、年輕化、與一般游客教育程度差異小等特征。說明受生態旅游發展階段以及東西方文化淵源的影響，生態旅游在世界范圍內的發展會呈現多樣化形態?！芭c外部環境相適應”應成為生態旅游游客管理的重要原則之一，我國應研究自身生態旅游市場的獨特之處，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生態旅游游客管理體系與營銷模式。

(2)動機方面，比較發現，百花山生態旅游者最核心的出游動機與國外生態旅游者基本相符，但典型性不高，與一般游客的差異程度較國外要小。相符的動機特征說明我國的生態旅游市場已初步形成，差異較小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的生態旅游發展水平還較低的特點，在這樣的背景下，屬于“生態旅游者”的人群是不穩定的，甚至會有較大幅度的波動，因此，隨時跟蹤我國生態旅游者特征的變化直至其呈現出相對穩定的趨勢是必要的。

第2篇

旅游業被認為是“無煙工業”、“朝陽產業”而受到世界各國政府的重視，現在傳統旅游業己進入空前繁榮的階段。伴隨著旅游業的失控發展――數量型增加和外延型擴大，導致旅游業賴以生存的旅游資源遭到破壞和消失，旅游的價值降低，旅游活動的范圍和程度超過了自然環境的承載力，旅游地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必將導致景觀消亡和旅游地的毀滅，嚴重阻礙了旅游業的持續發展。

旅游業面臨著一個嚴峻抉擇：是立即采取行動，保證旅游業的可持續未來，還是坐等觀望，任環境和經濟的衰退毀滅其賴以生存的資源？實際上，我們別無選擇！我們不能坐等到所有清新的環境消失殆盡，遺產與文化衰敗下去，所有的海洋都被污染；我們不能坐等觀望海平面上漲或臭氧枯竭危害人類健康。

作為可持續型旅游發展模式的生態旅游，可協調旅游開發獲取最大經濟利益與保護生態環境的矛盾，使旅游環境和資源得以永久持續利用。生態旅游就是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旅游業，包括生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體體現在開展生態旅游的社區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提高、生態旅游者高質量的體驗以及自然和文化環境質量的維護上。它是一種對自然環境負責的旅游形式。

一、生態旅游興起及其原因分析

生態旅游目前己經成為當今世界旅游業發展的熱點。國際旅游界普遍認為生態旅游的思想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其雛形是“生態性旅游（ecologicaltourism）”，是1965年赫特澤（Hetzer）在反思當時文化、教育和旅游的基礎上提出的旅游發展思路。它是從欠發達的國家開始的，因為欠發達國家擁有開展生態旅游豐富而又獨特的資源，更具有生態旅游的魅力。對這些國家來說，旅游業己成為重要的支柱產業。生態旅游在第三世界國家興起有3個原因：

1.可比傳統旅游獲得更大的利益；

2.在吸引生態旅游者方面有明顯的相對優勢；

3.第三世界國家強調自然保護，而生態旅游在理論上是一種對生態負責的旅游。

二、生態旅游業的基本特征

生態旅游除了是一種提供自然游憩體驗的環境責任型旅游之外，也負有繁榮地方經濟、提升當地居民生活品質，同時尊重與維護當地部落傳統文化之完整性。在與傳統大眾旅游進行詳細比較之后，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組織，包括加拿大R.W.Butler、美國的Wight、盧云亭、郭來喜以及世界旅游組織等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生態旅游的特征進行了闡述?？傮w而言，生態旅游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生態旅游產品的高品位性

與大眾旅游不同，生態旅游產品具有很高的科學信息。生態旅游產品的開發和設計，遵循自然法則和生態，遵循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并充分認識旅游資源的經濟價值和需求。設計獨特的、高品位的生態旅游產品，建造其景觀模型的空間異質性，這些都是高品質的生態旅游的性質，同時也是發展生態旅游的目的。

（二）生態旅游的自然載體性

生態旅游構成了空間上的異質性區域，是自然生態過程與旅游規劃管理、旅游者、和經營者及當地居民的人文活動互動的一個過程。因此除了純自然環境或者相對來說不受干擾的自然區域（如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等）之外，生態旅游的資源基礎還包括一些生態旅游地的人文景觀。生態旅游主要依托這兩類生態旅游點，表明這種旅游本質上把旅游者與自然環境有機融為一體，其中自然環境始終是游客的出發點和載體。

（三）開發利用的可持續性

發展生態旅游需以生態旅游地為載體，其物質基礎為生態環境和生態旅游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和旅游資源是旅游業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旅游者、經營者、管理者以及當地居民需樹立旅游環境容量觀，保護有限的旅游資源不受破壞，保證生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四）生態旅游的環保性

生態旅游需要以符合條件的自然地域為基礎，生態旅游活動的開展也應以保護生態免受破壞為前提。對于生態旅游開發的規劃者而言，環保性體現在遵循自然規律，維持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對于開發商而言，環保性體現在充分認識到旅游資源的價值，以科學的規劃為基礎來謀求持續的投資效益。對于管理者而言，保護性體現在杜絕短期的經濟行為，謀求旅游業可持續發展；對于旅游者，保護性體現在保護旅游資源及環境的一種自覺行為，珍視人類的物質及精神價值。

（五）規模性和簡單性

生態旅游活動的開展不可能像大眾旅游那樣，以大規模的團體活動方式進行。游客過于集中活動難免會造成環境的局部壓力增大，甚至超過自然環境的承載力極限，造成對生態的破壞以至于影響到也是動植物的生長和繁衍。因此生態旅游活動應以游客融入自然環境的方式分散進行。

另外，生態旅游追求的并不是外在條件的奢華，其追求的是返璞歸真、與自然親近。因此旅游者對旅游接待服務的要求通常很簡單。這并不表明，生態旅游者不需要高檔次的服務需求，只是，這類高端服務需設在自然景區之外或對生態環境影響不大的指定區域。

三、生態旅游的未來發展趨勢

1.當地社區與生態旅游的聯系更為緊密。生態旅游發展不僅要保護當地脆弱的生態環境，同時還要為當地居民謀福利。兩者的關系將變得越來越密不可分。

2.保護生態系統的手段趨于多元化，包括了對于生態環境的多元化保護，還包括傳播社區生態文化的手段趨于多元化。在進行生態旅游的摸索過程中，各國已經摸索出了適合自己國情的生態環境保護方式。為了促進對生態系統的保護，各國應多多交流經驗，為全球生態旅游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3.國民對于生態旅游的看法變得越來越理性。關于持續發展生態旅游的理論研究將成為旅游業的研究重點。旅游者對旅游地的環境質量和管理要求越來越高，生態旅游地的發展與國家資源保護相統一，其旅游活動受資源保護要求所限制。

四、生態旅游未來發展策略分析

目前，我國開放的生態旅游區呈現出多樣化的格局，其主要包括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等。主要形式包括游覽、探險、觀賞、垂釣、鄉村旅游活動、科考、狩獵等。目前，在我國有一些地區不乏盲目追求經濟效益，導致生態遭受破壞的例子，我們應從中吸取教訓

我國生態旅游還處在起步階段，缺乏完善的法律和管理手段。相對來說國外生態旅游發展經驗趨于成熟，我們參照他們的成功經驗。

基于國外發展生態旅游的經驗，綜合我國國情，現總結出我國生態旅游未來發展的幾條策略。

（一）有效處理生態旅游開發與資源環境保護的關系

為了確保對生態環境的沖擊達到最小，我國應嚴格控制生態旅游規模。我們應根據一個地區的人口、經濟狀況、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敏感性合理確定當地能否開展生態旅游及其旅游規模。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高門檻”進入，嚴格控制游客數量。對于具有非常珍稀保護動物以及具有重要意義的保護區，應嚴格禁止一切旅游活動，由政府建立保護基金維持其運行費用。

（二）發揮政府在生態旅游發展中的作用

從國外發展生態旅游的經驗來看，不可忽視在發展生態旅游的進程中，政府出臺的政策、法規等所發揮的作用?！翱沙掷m的旅游認證計劃”就是我們可以借鑒的先例，哥斯達黎加授權該國旅游理事會出臺該計劃，其主要目標就是貫徹落實可持續發展這個概念，使它們在旅游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得以提升。結果證明這樣做效果是非常顯著的。例如：澳大利亞為貫徹“國家生態發展戰略”，耗資1000多萬澳元；早在1994年，為滿足游客對生態旅游日益增長的需求，美國就出臺了“生態旅游發展規劃”?？v觀我國旅游業一些不良現象：旅游管理失控，旅游秩序不良，景區內游人容量超過環境承載力，導致自然資源和環境受損，干擾破壞生物的生存繁衍，威脅生態安全。為解決這些問題，政府應與生態旅游地開展密切合作，為生態旅游的發展提供各種援助和支持。

（三）當地社區應積極參與到生態旅游中去

在我國，生態旅游的發展給很多偏遠地區帶來了發展和致富的機會。旅游業的發展帶動了當地許多新的產業出現，改變了當地傳統落后的經濟模式，使它們的經濟繁榮地發展。

生態旅游的開發不僅給這些山區帶來了直接的經濟效益，促進了相關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新的崗位，，改善了社區的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而且還給當地帶來了科學知識，信息技術，開拓了社區居民的視野。因此，當地社區應積極參與到生態旅游中去，使得自己的家鄉經濟越來越繁榮。

（四）對生態旅游從業人員的培訓和對生態旅游者的引導

第3篇

關鍵詞：生態旅游；綠色財政支出；環保；節能

近年來，城市化進程加速，城市環境和能源危機也隨之而來。與之對應，城市旅游業粗放式甚至掠奪式的發展模式也對環境造成了不良影響。面對這種局面，生態旅游的概念得到提出并受到關注。所謂生態旅游城市是指運用生態學、經濟學和旅游學的原理，遵循生態規律與城市發展規律，以生態城市建設為基礎，以城市生態旅游為主線，以自然生態的良性循環及人與自然、社會和諧為核心，以建設城市可持續發展為目標，進行規劃、建設和管理的現代化新型城市。它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人文環境交互作用的高級階段。

在生態旅游城市的發展中，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生態旅游發展的基礎和前提，也是國家生態安全的重要保障。環境作為一種典型的公共產品，具有很強的“外部性”特征，需要政府進行支持和引導。環境保護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綠色財政支出就是以財政收入為保障，維持和保障基本環境，以滿足公共需求。在我國“十二五”規劃發展綱要中，也正式確立了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公共服務的地位，要求加大投入，使不同地區、不同階層逐步享有基本均等的環境公共服務，本文將綠色財政支出定義為節能環保支出，因該類支出于2007年才進入財政收支大類中，因此選取2007-2010年的財政數據作為分析對象。

秦皇島市作為首批沿海港口開放城市，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包括大海、沙灘、湖泊、溫泉、青山、森林、濕地和特殊地質地貌等，以及古長城、名人別墅療養度假區等人文資源，為旅游業提供了極佳的發展條件，旅游業迅猛發展，但同時生態環境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面對環境制約旅游業發展的局面，秦皇島市提出綠色發展戰略：堅持以人為本，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主線，全面推進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的綠色發展，發展成為生態良性循環、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生態旅游城市。

根據所收集到的各方資料，包括期刊文獻、秦皇島市財政局、統計局、環保局所公布的官方資料，本文試圖分析秦皇島市綠色財政支出即綠色財政支出的發展趨勢及特點，研究生態旅游城市發展過程中關于環境保護財政支出存在的問題，為政府在促進生態建設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提出更為客觀的建議。

一、秦皇島市綠色財政支出特點分析

1.綠色財政支出特點

2007年之前，綠色財政支出即環境保護支出并不像國防、衛生等支出作為大類單獨列支，屬于城市維護建設支出的子項目“環境保護和城市水資源建設支出”，到2007年，伴隨著政府收支科目改革，環境保護正式以“節能環?！贝箢愡M入財政預決算中，基于該數據的特性，筆者從絕對規模、相對規模、環境支出結構等家督，對2007-2012年秦皇島市綠色財政支出進行較為詳細的分析。

從相對規模上看，2007年秦皇島市公共財政支出中有2.31%用于節能環保，到2012年穩步增長到2.46%，這說明公共財政中新增財政支出有效地保障綠色財政支出的穩定增長。

從2012年秦皇島市公布的政府財政決算數據看，2012年，秦市綠色財政支出主要用于污染防治（4.05億元），環境保護管理事務（0.24億元），環境監測與督察（0.15億元）和污染減排（0.14億元），分別占到環境保護總支出的88.42%，5.2%，3.2%和3.1%。

從2012年秦皇島市地方一般財政支出各部分構成及比例看，綠色財政支出占一般預算支出的比例較高，為4.58%，在全部大類支出中排名第7，參照我國2012年財政統計年鑒，全國綠色財政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為2.47%，比較可以得出秦皇島市在綠色財政方面的支出比重較高，對環保節能的重視保障了秦市生態旅游城市的建設發展。

2.與國外典型旅游城市環境支出的對比

為借鑒國外成熟生態旅游城市在綠色財政方面的成功經驗，筆者選取加拿大渥太華市，美國華盛頓市和秦皇島市在2011年的財政支出數據進行比較分析。

資料來源：Government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FY 2011 Budget - Gross Funds；Budget 2011-Operating and Capital Budg秦皇島市2012統計年鑒，環境公報

從表1中可以看2011年秦皇島市財政支出總額與加拿大渥太華市總額大體相同，而明顯低于華盛頓市，從綠色財政支出額看秦皇島市處于較低水平，較華盛頓市低0.38億美元，較渥太華市低0.24億美元，但從綠色財政支出的比重來看，秦皇島市高于華盛頓市，低于渥太華市，處于中間位置。

從三個市的支出明細表可以看出，華盛頓市支出項目最為清晰，項目列支更為詳細，清晰度和透明度更高，秦皇島市項目分類不盡合理，其中多個項目有重復和相互重疊的可能，渥太華市分類較為簡略，清晰透明度較差。

從結構構成來看，渥太華市主要投資于固體廢物的再回收與重新利用，華盛頓市主要致力于提高能源效率和能源的保護開發，而秦皇島市工作主要集中污染防治上，秦皇島市的綠色財政支出偏重事中和事后處理，呈現出“輕預防和基礎、重控制和治理”的特征，這也是我國環境保護的特點。

二、結論及建議

通過對秦皇島市相關數據的分析，筆者發現，秦皇島市財政支出正不斷向綠色保護傾斜，相對于全國總體情況來說，秦市作為生態旅游城市，對于環境的重視程度相對較高，但綠色財政支出在整個財政支出體系當中處于相對薄弱的地位，但距離生態旅游城市的總體目標還有一定的距離。通過綠色財政的結構分析發現秦市對于環境的保護支出的內部分配結構不盡合理，支出主要致力于節能減排和污染防治領域，這種“事后補救”的保護特點制約著公共環境基本服務的提供，同時不能從根本上提升生態環境質量。通過與美國華盛頓市、加拿大渥太華市在綠色財政支出總量、結構的對比分析中，可以看出秦皇島市在環境保護分類上較模糊，不利于進行統計分析和對比分析，受我國經濟發展情況的限制，秦皇島市財政支出規模距離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但綠色財政支出的比重相對合理。為此，本文認為秦皇島市在建設生態旅游城市的過程中，需要進一步優化環境的綠色財政支出結構比例，實現生態環境的高效率的改善，倡導“綠色”財政，逐步提高綠色財政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集體措施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加大政府綠色財政支出的力度

在生態旅游城市建設的過程中，應以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為核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兼顧經濟、環境、社會，一方面加大對環保產業的投資力度，提供更加高效的環境保護的物質技術，加大對工業廢物的回收利用程度，從而提高生態環境質量，同時加大環保配套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支出，如城市公園建設維護、水利工程的建設；另一方面，加大對綠色產業的引導力度，以政府為主體，引導社會企業走向綠色化的生產道路。

2.優化綠色財政的支出結構

當今綠色財政支出的結構還需要進一步優化，按照“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收取治污費，明確企業和個人在節能減排和污染治理中的主體地位，相應的政府應減少在這些領域的公共支出，應將更多的資金用于生態環境維護、基礎社會建設、監管建設等方面，將綠色財政支出從現存的“輕預防重治理的”模式逐步過渡到“重預防，重全面維護”的模式。

3.加強綠色財政支出的效率

從效率的評估上，綠色財政支出應該強調環境基礎設施的保障和環境基本公共服務的建設，從公平角度上看，環境公共服務應在地區間、群體間大致相等，秦皇島市作為典型生態旅游城市，其綠色財政支出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從全國范圍來看，地區間、城鄉間仍存在不公平的現象，因此從長遠來看，環境基本服務應保證全體公民都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數量相當、質量相近的環境基本服務。

4.加強綠色財政支出資金的會計控制

綠色財政資金的使用關系著政府的形象，更影響城市建設的進程。資金是否投放到位，投放后是不是只投不管，這都是綠色財政資金在使用和控制過程中應該高度重視的問題。國外的經驗表明，績效會計控制是規范財政資金使用、提高使用的效率和效益的有效地制度保障，同時也符合我國近年來實施的政府會計制度，因此加強綠色財政資金的會計控制也是今后城市建設過程中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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